在服刑期间，戈林一直与一名精神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一起，吉尔伯特负责战犯与审判人员之间的沟通。吉尔伯特写过《纽伦堡审判》一书，书中说，戈林对审判不满，否认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但在一次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完证言后，旁边的人听见戈林说：“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消除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数学天才柯尔莫果洛夫总是以感激的口气提到斯大林：“首先，他在战争年代为每一位院士提供了一床毛毯；第二，原谅了我在科学院的那次打架。”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凯恩斯的回答是：“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有一位印度物理学家访问剑桥，有幸在吃饭时见到了狄拉克。他寒暄着对狄拉克说，今天的风很大，狄拉克半天没有反应。正当他以为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狄拉克时，后者突然离开座位，走到门口，打开门，伸头到门外看了看，走回来，对印度人说：“对。”

有一次，一个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组曲的大提琴学生对帕布罗·卡萨尔斯说：“我想就像这样。”“不能想，”这位著名的大提琴家回答道，“最好是去感觉。”卡萨尔斯强调对作曲者的意图的内心感受，这样他就能以一种颇为笨拙的乐器的琴弦表现发光的人类音乐。

施温格曾跟奥本海默共事。有一次，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找奥本海默请教一个问题，奥本海默让他们回去自己演算。当天施温格自己演算了一夜，算出了结果。过了半年，那两个人回来了，高兴地把结果拿给奥本海默看，奥本海默就对施温格说，你不是早就算出来了吗，你去对一下吧。当得知只差了一个因子时，奥本海默转身就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找找看哪里少了个因子。”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每天服3次，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他认为，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有一次，英国的阿斯特小姐问斯大林，为什么他要镇压500万富农。斯大林问她知不知道英国高速公路上每年有多少人丧命。当阿斯特回答说数目巨大时，斯大林问道：“那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一次维纳乔迁，妻子前一天晚上再三提醒他。她还找了一张便条，写上新居地址，并换下旧房钥匙。第二天维纳带着字条和新钥匙上班。白天恰有一人问他数学问题，维纳把答案写在字条的背后给了人家。晚上维纳回到旧居。他很吃惊，家里没人。门打不开，从窗子望进去，家具也不见了。他只好在院子里踱步，当他发现街上跑来一小女孩：“小姑娘，我真不走运。我找不到家了，我的钥匙不进去。”小女孩说道：“爸爸，没错。妈妈让我来找你。”

冯·诺依曼的心算飞快。曾有几位科学家一起研究数学问题，一位科学家把计算机带回家算出了结果（五种结果）。第二天，大家想见识一下冯·诺依曼的“神算”，只见他眼望天花板，不言不语，过了5分钟，说出了前四种，又沉思了5分钟，说出了第五种。大家都说：“还造什么计算机，冯·诺依曼的大脑就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

在伍尔芙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同时具有阳刚和阴柔的气质。她见过太多的男性精英，如诗人艾略特，哲学家罗素，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等，让她想摆脱自己的女性身份，但当她登上一定的台阶后，再回头看男性，她又发现男性身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她提出：“真正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

梅厄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总理本－古里安的领导下工作。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总理对她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称她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但建议她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问道：“为什么？你认为我累了吗？”总理笑着说：“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说：“那么去度假的应该是你。”

艾略特说：“凡是诚实的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费尽一生而毫无所得。”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执行一个计划前，他总会把那个计划拿给他的最善于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去审查。他的批评家们常常会将他的计划指责得一无是处，并且告诉他该计划为什么不可行。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将计划给一群批评家们看，而不把计划拿给那些赞同他的观点的谋士看。艾森豪威尔则回答说：因为我的批评家们会帮助我找到计划中的致命弱点，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纠正过来。

当有个创意或直觉主意，有人对她说：“玛丽·凯，你的想法是女人的想法。”她反驳道：“在我公司中，像女人般思考是种资产而不是负担。”

1962年，当戴高乐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阵密集的机枪火力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世界球王贝利在20多年的足球生涯里，参加过1364场比赛，共踢进1282个球。并创造了一个队员在一场比赛中射进8个球的纪录。他超凡的技艺不仅令万千观众心醉，而且常使球场上的对手拍手称绝。他不仅球艺高超，而且谈吐不凡。当他个人进球纪录满1000个时，有人问他：“您哪个球踢得最好？”贝利说：“下一个。”

英国作家哈理斯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朋友礼貌地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冷口冷脸，没发一言。“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问道。“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那么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客气？”哈理斯问他。朋友答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一天，待在家里的阿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阿里，两年前他因为智商不够而没有去服兵役，如今他必须去越南打仗。阿里刚挂上电话，一家报纸就给他打来电话，阿里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和越南可是无冤无仇！”这样的表态让美国的上层社会不禁发出了惊呼：“卡修斯反战的举动，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淘气孩子那样令人发笑。”

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会中，有一个记者突然问奥德伦一个很特别的问题：“由阿姆斯特朗先下去，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在全场有点尴尬的注目下，奥德伦很有风度地回答：“各位，千万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他环顾四周笑着说：“所以我是由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

下了台后的莫洛托夫无所事事，人们经常在展览会和音乐会上看到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剧院里。莫洛托夫多次去看话剧《前线》，因为剧中有个士兵在战壕里喃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给莫洛托夫写了封信。”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而未留下只字遗书。他在1962年曾经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夏奈尔从不介意她的设计被模仿。“让她们去模仿好了。”她说，“我的主张属于每一个人，我不拒绝任何人。”

早在1978年，福柯曾经就死亡问题，与法国著名死亡问题研究专家阿里耶斯讨论。他当时说：“为了成为自己同自身的死亡的秘密关系的主人，病人所能忍受的，就是认知与寂静的游戏。”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好莱坞为他举行庆祝生日的宴会，友人纷纷向他祝寿，可他说：“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1980年，悬念大师溘然长逝。

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后去世，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登上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当他兴高采烈地回家报喜时，说了一句话：“通过了！”他的夫人反问他：“通过什么啦？那是叫你进坟墓！你干吗急着往那里钻呀？”13个月后，契尔年科确实进了坟墓。

里根总统访问加拿大，在一座城市发表演说。在演说过程中，有一群举行反美示威的人不时打断他的演说。加拿大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对这种无理的举动感到非常尴尬。面对这种困境，里根反而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这种情况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的，可能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80年代，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的第一书记，对苏共中央领导人及其决策极尽吹捧之能事。他后来又出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参与了苏共的政治改革。有人问：“您什么时候是真心实意的？”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必需的手段。我们对莫斯科不是俯首帖耳，我们这是想创造条件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伯纳斯·李被业界公认为“互联网之父”。比他的发明更伟大的是，伯纳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WWW”申请专利或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全世界开放。即便如此，伯纳斯仍然十分谦虚，他总是以一种平静的口气回应外界的议论：“我想，我没有发明互联网，我只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

丘拜斯辞职后，有人问他：“如果车臣战争不结束，你还将支持总统吗？”丘拜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丘拜斯说：“我支持叶利钦不在于他是叶利钦，而在于他在认真做着实事。”

索罗斯说：“人们认为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坦率地说，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不过，我的超人之处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便是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察力关键是在于，认识到了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然逐渐变成了“大猩猩”。曼德拉知道后非常平静，他说：“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微笑着说：“你看我像大猩猩吗？”

英国一家数字频道揭晓了民众票选的“谁是最智慧的英国人”，紧随王尔德之后的是英国著名喜剧演员斯帕克·米利甘，他只比王尔德落后两个百分点，这位国宝级的喜剧大师给自己留下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早跟你们说我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