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利虽然为人刻薄，语言尖锐，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同时代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在那个天才辈出、群雄并起的物理学史上最辉煌的年代，英年早逝的泡利仍然是夜空中最耀眼的几颗巨星之一，以致在他死后很久，当物理学界又有新的进展时，人们还常常想起他，“不知道如果泡利还活着的话，对此又有什么高见”。

小提琴家伊萨科·斯特恩评论音乐家瓦尔特：“他是文雅的独裁者，就如同托斯卡尼尼是一位脾气暴躁的独裁者一样。”

美国理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如此评价过人：“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1962年2月17日，指挥家瓦尔特去世。当天晚上，纽约爱乐乐团的观众得知了这个消息，莱奥纳德·伯恩斯坦即评价他，称道他为“音乐圣徒之一，是一位善良、热情、仁慈而献身事业的人”。

戴高乐说，丘吉尔只关心短期的目标。“像所有英国人一样，他是个商人。他同俄国人做交易，在东方作出让步，以换取在别处能放手行动。作为一个战士，他有时极有意思，有时却令人难堪。”

亨利·卢斯是新闻巨头，与此同时人们奉送他的称号还有：“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1970年，当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

海德格尔曾经得意地说：“人们说海德格尔是一只狐狸。”

英国人李德哈特有“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教皇”之称，一位法国国防部长称赞说：“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不仅是部卓越的军事分析巨著，同时也是一本富于同情心和独创思想的作品。不管将来的变化是怎样，李德哈特的军事家令名却已是确定了……我们对于他的历史知识，他的广泛世界战略观念，他在阐明战争原理时所使用的优美笔调，都是应该望风下拜的。”

萨特说切·格瓦拉：“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有人为此评说：萨特的理论中包含一种观点，“庸庸碌碌地活着等于白活”，格瓦拉的一生没有光阴虚度，他生如朝花之绚烂。萨特的理论中包含另外一种观点，“人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格瓦拉选择了战斗不止，从暴力美学的视点，他死如秋山之静美，让无数的崇拜者在纪念大会上满含着热泪。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说，戈尔达·梅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尼克松加强了蓬皮杜的观点，他认为梅厄夫人是自己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

1977年8月16日，“猫王”普莱斯利去世。两天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规模庞大：一口白色的棺材，17辆白色的高级轿车以及5万名前来悼念的歌迷。有人说：“虽说后生可畏，其中不乏有力的竞争者和觊觎‘王位’的人，但他的王者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聂鲁达认为博尔赫斯是拉美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说：“博尔赫斯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在侵略越南的人。我和博尔赫斯的争论是在和平中进行的。我们之间的差异是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造成的。”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位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

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位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

苏珊·桑塔格说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是“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

卡尔·多伊奇说：“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位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含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如果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性的人物。”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葛培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著名的牧师，知名度不亚于任何电影明星。从哈里·杜鲁门到小布什，11位美国总统，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老布什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找过他……在我看来，他的影响远远大于帮我解决某一个问题。他能温暖我的灵魂，能提醒我人生更重要的目的。”

电影导演乔舒亚·格林把玛丽莲·梦露称为“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 ——热情，风趣，绝顶聪明，工作起来全身心投入。好莱坞无耻地糟践了她”。

罗莎·帕克斯被称为民权运动之母。人们说：“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世界就为之改变。”当公民权益运动已经书写了100年之际，这里只留下两个名字：马丁·路德·金和帕克斯。罗莎·帕克斯作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并启动了公民权益运动。而金牧师则从此时接手，顺应了时势。

安德烈·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被称做苏联的“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主席在发奖仪式上对萨哈罗夫作了如下评价：“安德烈·萨哈罗夫对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为实施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各项价值观念而进行了斗争。他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

奥威尔曾经说达利：“他是一个反社会的跳蚤，这样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能让这种人功成名就，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缺陷。”

威廉·夏伊勒写作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称赞该书“是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是希特勒纳粹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最杰出的研究成果”。说作者是将“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

李约瑟的研究工作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彻底扭转了……那种认为中国置身于世界文明进展的主流之外、对它毫无贡献、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建树的成见”。在为中国人整体重新正名的努力中居功最伟的则非李约瑟莫属。

历史上，唯有极少数的灵魂拥有宁静的心灵，以洞悉自己的黑暗。而开创分析心理学的大师——荣格，便是这少数之一。他是弗洛伊德最具争议性的弟子，并将神话、宗教、哲学与灵魂等弗洛伊德忽略的问题，引入了分析心理学派中。有人说，荣格“是现代思潮中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

费曼具有一种奇特的性格。第一次遇到费曼的人马上会为他的才华所倾倒，同时又会对他的幽默感到吃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康奈尔大学见到了费曼，他说他的印象是：“半是天才，半是滑稽演员。”后来，当戴森对费曼非常了解之后，他把原来的评价修改为：“完全是天才，完全是滑稽演员。”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之一，阿登纳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约翰·伊特韦尔说罗宾逊夫人：“是当今第一流的经济理论家，有很多开拓性的贡献都应归于她的名下……她的书和文章常常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其思想也是新颖的，富于感染力的，尽管它们不符合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中的框架。”

霍金的机械师马丁说霍金：“他是一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别看他只有手指能动。虽然他身体瘫痪了，但是他的脑子非常清醒，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喜欢现代音乐，他还喜欢跳舞，在轮椅上跳。”

哥德尔对数学的贡献和他本人对物理学的贡献视为同等重要。哈佛大学授予他学位时，美国哲学家蒯因称他是“20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1951年2月，哥德尔卧病在床，奥本海默告诉临床医生：“你的病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逻辑学家。”在1978年3月3日的追悼会上，法国数学家韦伊说：“承认哥德尔是2500年间唯一能不带夸耀地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其实是不为过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惠勒说道：“如果你称哥德尔为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你是在贬低他。”

苏珊·桑塔格说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

评论家扇谷正造赞叹老年的松下幸之助明智，松下曾说“共享荣誉”，又是多么有力的一句话啊。世阿弥的“花传书”有三种花：年轻时的花，就是含苞待放的花；中年的花，最锻炼盛开的花；老年的花，则是消谢——隐秘的花。他就是隐秘的花。

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称道卡尔维诺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评价说：“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之间。”

霍梅尼用极端的方式调动起了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宗教情感，以此对抗西方的入侵。在他的死敌眼里，他是“近代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并且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但对热爱他的人来说，他却是一位无法替代的领袖。不管是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承认：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其睿智的人，同时是一位极其俭朴、体恤民心的人。

石原慎太郎主张对华、对美强硬，他有名的著作是《日本可以说不》。有人评论说：“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人物，这个人的行动将带来政治的变动，带来日本的变动。现在，石原慎太郎就是这样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

厄普代克被誉为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像19世纪的纳撒尼尔·霍桑一样，他是而且将永远是国宝。”

保罗·克鲁格曼在评价熊彼特时以怜悯、同情的口吻说：“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着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和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其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流行歌手”的弗兰克·西纳特拉去世时，全球一片惋惜。克林顿总统动容地说：“我想，每个美国人都可以含笑道，弗兰克·西纳特拉是真正的夺标者……我崇拜他！”法国总统希拉克则推崇说，西纳特拉是“艺术和表演界的巨人，既温馨，又富有热情”。

瓦文萨在2004年时说：“当谈到罗纳德·里根时，我必须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论他，我们在波兰的人都会以我们的角度来谈论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给予的。”西德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则说：“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在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后的2年，柏林墙就真的倒了，而11个月后德国便统一了。”

安德烈·莫洛亚：“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自称最佩服两人：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一是哈佛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蒙代尔认为，两位大师都是20世纪独持异见的非主流学者，是特立独行的典范。

有人曾问小泽征尔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说：“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25年。”

多明戈曾说：“帕瓦罗蒂的声音是上帝赋予的，我总是羡慕他。他可以熟练把握男高音特殊的高低音质，从来不会出错。”卡雷拉斯则说：“帕瓦罗蒂是世界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我们都希望在他身上看到奇迹：他能摆脱病魔纠缠帕瓦罗蒂回到歌剧世界中来，但不幸的是那只是个梦想。”

综合厄多斯的一生，他藐视任何法西斯权威，无论是武装暴徒，还是不学无术的大学者。他一生中同485位合作者发表过1475篇数学论文，涉及数学的许多领域。官僚、美国移民局官员、匈牙利秘密警察、FBI、洛杉矶交警，甚至上帝。美国数学家贝尔曼说，没有人知道厄多斯身在何处，甚至不可能知道他在哪个国家。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无处不在。他是最接近于遍历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