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独立问题的议会辩论，结束了优等民族的命运。艾德礼在议会发言时指出，过去，“一个国家在刺刀威逼下，被迫让出政权”的情况不乏先例，“但是，长期奴役另一国家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则实属罕见”。温斯顿·丘吉尔神情忧郁，表示赞同“令人满意的小小法案”。

1950年，捷克法院宣判扎维斯·卡兰德拉有罪，这样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是共产党员，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他还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布勒东得知消息后，催促艾吕雅去为朋友说情，艾吕雅严肃地加以拒绝，卡兰德拉最后被绞死。策兰为此写下连祷式诗行《怀念保罗·艾吕雅》，艾吕雅曾高尚地宣扬过自由、爱和“文字的力量”，策兰觉得，艾吕雅并没有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做。

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是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不应不小心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到与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

历史学家泰勒常常以“建制派”来形容英国的精英阶层，也使这个词语渐渐流行起来。他说：“没有事比起与建制派建立和平更令人愉快——也没有事比这样更为腐败。”

布鲁诺斯基曾说过，世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人是机器，另一类拒绝去接受人是机器。他说：“我有许多朋友如痴如醉地深爱数码电脑，当他们想到人类不是数码电脑时就伤心极了。”

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娱乐的形式重新发现了新闻的价值。他告诉《时代》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开明新闻学的功能就是去指引和领导新世界。”

冷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的一系列核试验。有一次试验测得的量级高达5800万吨。据鲍林的估计，由此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可能会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来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产、死胎或生育的缺陷。“这无异于对千百万人的谋杀，”鲍林说，“堪与法西斯将犹太人送进煤气室事件相比。”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20万人游行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

音乐家卡萨尔斯曾经说：“我越来越相信任何伟大的创造，必须导源于灵魂深处的至善和道德力量。”

萨哈罗夫是一位科学家，他曾经参与苏联的氢弹试验。在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

虽然德斯坦风流不断，不过，法国民众对这位总统的情事似乎相当认可。法国报刊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就“总统在工作之余是否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征求民众意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他可以使自己轻松愉快。”

1975年，恰林·库普曼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为线性规划的发明者乔治·但泽未能与他们一起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感到内疚。他向1972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征求意见：“能否考虑拒绝领奖？”尽管他听取了阿罗的劝告，他仍将所得奖金中的4万美元捐献给了曾与但泽一起共事过的日内瓦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使其奖金数由12万美元减少到8万美元，这一奖金数正好相当于但泽参与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奖金时所应得的奖金额。

当尤瑟纳尔将自己的“不良嗜好”——喜欢同性朋友间的欢娱——含混地告诉她老爸时，本身就热衷自由、放纵不羁的德·克央古尔先生，并没有大惊小怪，他告诉女儿：“没有什么是真正怪异的和不可接受的。”

曾经的世界首富保罗·格蒂是有名的吝啬鬼，但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他说：“一个不爱好艺术的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人。”

苏联作家格拉宁曾经四处寻找当年批判左琴科的会议记录，有一次，他告诉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他在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女速记员给他打电话。当他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他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速记记录上还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字条上没有署名。

15岁时，米奇尼克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

1985年12月，约翰内斯·劳曾这样谈到政治，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让人们的一生多一些人道。”

电影导演波兰斯基被捕之后，全世界的相关文化名人、电影名人纷纷表态，“抢救大导演波兰斯基”。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拒绝“抢救”签名：“任何人都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

詹姆斯·埃加特是20世纪最有名、最成功的戏剧批评家之一。一天，一个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戏剧批评家。詹姆斯·埃加特回答说，为了发现什么才是伟大的作品，他必须至少研读30部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敢成为一名批评家。“但我到40岁也读不完这么多作品！”年轻人反驳道。埃加特回答说：“至少要到40岁你的看法才会有价值。”

米兰·昆德拉曾评论尼采抱着马痛哭的事件：“……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他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尔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波普尔说：“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安·兰德说：“我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他自己的幸福当做人生的道德目的。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

波兰诗人赫伯特曾感慨地说：“我们是贫困的一群，非常贫困。绝大多数的现代艺术已经演变成对混乱的癖好，打着空虚无聊的手势，并用它苍白的精神描绘着历史。而所有古老的大师们，没有例外，都赞同拉辛的说法：我们工作是为了令人愉悦，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的作品的意义，以及人类彼此间存在内心交流的可能。”

1991年“八一九”政变时，发动政变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克格勃特工队逮捕叶利钦并进攻议会所在地“白宫”，特工队长声明：“我将不参加攻占白宫的行动。”1993年10月事件爆发，叶利钦下令炮打白宫，逮捕议会领导人和反对派成员，这次又动用克格勃特工队，他去接见特工队官兵：“你们都准备执行总统的命令吗？”大家沉默，最后一位军官说了一句：“难道我们训练半天就是为了开枪射击那些女打字员？”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卑躬屈膝事权贵的传统，不背叛它，我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越南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终结美国人因越战而引起的梦魇。这场战争不但使美国在国际上大失颜面，牺牲了五六万宝贵的生命，还造成了许多长期的社会心理问题。20多年后，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最斩钉截铁的结论是：“我们错了，错得可怕。”他说：“我们的作为就像战犯。”

2006年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将隐退，隐退后的盖茨将专心于盖茨基金会，盖茨将几百亿的家财捐献给这个慈善基金会，并表示将只留几百万美元给他的三个孩子。微软的一名员工说：“毫无疑问，他的慷慨使得数十万人重获生命。”随后不久，股神巴菲特宣布，将捐款31.7亿美元给盖茨基金会，前提是盖茨夫妇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