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米罗说过：“毕加索拥有十个女人，他就有十种美学思想。”

英国政治家比弗布鲁克男爵，一向仗义执言，对政治和时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天，比弗布鲁克男爵在厕所里碰到了爱德华·希思，当时希思还是下院的年轻议员。恰好几天前他曾在报上攻击过希思，男爵很不好意思地对希思说：“亲爱的年轻人，我想那件事就让它过去了吧。那是我的过错，现在我向你道歉。”“谢谢啦，”希思咕哝着说，“不过下一次，我希望你在厕所里攻击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

1944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遇到埃斯特拉。博尔赫斯求过婚，可是埃斯特拉半开玩笑地说：“除非我们先上床我才会嫁给你。”埃斯特拉多年后对别人说：“我知道他永远不敢。”

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手下人十分严格，喜欢讲他们的不是。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八糟。”这位同事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公室前把文件整理好了，并清理了桌面。约翰逊又来到办公室时，一看原来乱槽槽的桌面变得空空荡荡，于是说：“我希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空荡荡的。”

哲学家莫里斯·科恩曾任纽约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一次，在他上完哲学导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厄斯王的3000头牛、3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小说家安·兰德有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她绝不允许出版社对她的对话稿删除一个字，她会问：“你会删除《圣经》的内容吗？”

贝塞克维奇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几何分析学家，生于俄罗斯，“一战”时期到英国。他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但水平一般。他发音不准，而且沿袭俄语的习惯，在名词前不加冠词。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班上学生在下面低声议论教师笨拙的英语。贝塞克维奇郑重地说：“学生们，世上有5000万人说你们所说的英语，却有2亿俄罗斯人说我所说的英语。”课堂顿时一片肃静。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并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绝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鉴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卓越的功勋，1943年，美国国会同意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决反对，他说，如果称他“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后两个字母发音相同，听起来很别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将使他的军衔高于当时已病倒的潘兴陆军四星上将。马歇尔认为潘兴才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军人，马歇尔不愿使他最崇敬的老将军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物理学家费曼称得上是快乐种子。有一次，费曼和朋友一起去酒吧。费曼说自己为盛名所累，讨厌别人围着，费曼请求他的朋友，不要告诉酒吧里的人们自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他并不希望引人注目。结果，他的朋友发现，在很短一段时间后，酒吧中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费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了。几下盘问，原来费曼进酒吧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份。

物理学家狄拉克以沉默寡言著称。后来成为知名天体物理学家的席艾玛，在1950年前后拜狄拉克为导师。有一次，席艾玛兴奋地跑到狄拉克的办公室说：“狄拉克教授，关于宇宙学中恒星形成的问题，我刚刚想出一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吗？”狄拉克的回答是：“不。”谈话就此结束。

简·芳达年过半百时，她决定模仿凯瑟琳·赫本，她说：“我年纪大时，赫本是个很重要的模范。”

在公共场合，艾森豪威尔总是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对约瑟夫·R.麦卡锡极度蔑视，麦卡锡搞的政治迫害从杜鲁门时期一直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年代，可艾克拒绝跟麦卡锡进行个人的较量。“我不愿意，”艾克拍着桌子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绝不愿意与那个无赖待在一条街沟里。”

帕瓦罗蒂年轻时曾一边学习唱歌，一边在保险公司做保险推销员，同时还在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他上午教课，下午卖保险。由于兢兢业业，他很快成了卖保险的行家；但对于教课，他觉得像一场噩梦：“我无法在学生面前显示出自己必要的权威。”

美国作家海明威、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等人都习惯于站着写作。海明威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为人谦和，无论见了谁都点头哈腰，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经营哲学：“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

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对冗长、单调、无效的集会和会议极为厌恶。有一次他被邀参加一个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一开始，主办人以冗长的贺词向到会者表示欢迎，然后以高八度的声音激动地宣布：“现在请布莱希特致开幕辞！”布莱希特站了起来。记者纷纷掏出笔记本，照相机也咔嚓作响。布莱希特只讲了一句：“我宣布会议开始。”

20世纪60年代，当许多妇女喜欢穿超短裙时，夏奈尔就开始抨击这种时髦。这位年长的时装设计师还和以往一样专制而能言善辩，她对面向青年的流行文化和时装也不客气，“肉体的展览”是她曾给予的一种评价。她说：“我讨厌老女孩。”她反对30岁以上的女人穿超短裙。

在有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问尼克松：“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尼克松答称，美国大概是180岁了。赫鲁晓夫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180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42年，再过7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

罗杰·史密斯初次去通用公司应聘时，只有一个职位空缺。他信心十足地对接见他的人说：“工作再棘手我也能胜任，不信我干给你们看……”后来接见他的人告诉同事说：“我刚才雇到一个人，他想他将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

“萨特式的小房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两居室的小套房，租来的。萨特不要任何财产，年轻时连固定落脚地都不要，住小旅馆。后来算是租了房子，向年龄让步了。里面一张书桌、一张床，墙上一张革命宣传画。有人来看他，发现没有书架：“怎么，你竟然没有书？”他说：“没有。我读书，但不拥有书。”

美国企业家艾柯卡注重维护下属的积极性，他通常这样说：“假如你要表扬一个人，请用书面方式；假如你要使被批评者不至于过分难看，那么，请用电话。”

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动形象的，但对诗的解释却不好。他说：“虽然海德格尔非常善于思考，在这方面我也许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尔是太着重于概念，尽管他也几乎不使用词，但对于诗或语言的音乐方面他没有感觉，在这方面我可能超过他。”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昭夫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此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议记录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购。”中途就餐时，盛田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再开会时，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谈论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时说：“有些人的一生是堪做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做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默多克工作起来就像发疯，写文章，定标题，设计版面，拣字排版，样样他都亲自插手。他听说珀斯市的《星期日时报》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便决定兼并它。珀斯市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人口35万，从阿德莱德到珀斯乘飞机需6小时。结果，默多克筹措了40万美元兼并了这家报社。默多克的一位朋友感慨地说：“他总是能够利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把事办成。”

1998年2月，在拜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时，叶利钦忘记对意大利国旗行礼，从意大利国旗旁径直走了过去。他的助手对此显得很窘迫，但也未能及时拉住他。在访问过程中，叶利钦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并数次需要助手搀扶。在结束访问的国宴上，叶利钦不无歉意地表示：“我对罗马、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女性有着无限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