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兰死于1953年11月9日，年仅39岁。由于他是外国人，死因特别，故需要办理认尸手续。在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的帮助下，办手续的小姑娘勉强拼写出名字。问到职业一栏，劳夫林说：“诗人。”这一回答让她困惑：“什么是诗人？”劳夫林说：“他写过诗。”于是小姑娘在表格上写下：“狄兰·托马斯。他写过诗。”

萧伯纳难以理解奥尼尔，他说：“奥尼尔身上除去革新再也没有新的东西了。”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看来，你不善于保护同志。”斯大林挂断了电话。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电话里一直说：“斯大林同志正忙着……”

年少的吉纳维夫大胆地向毕加索提问：“毕加索先生，年轻人不太理解您的绘画。”此言一出毕加索立刻勃然大怒，他严厉地反驳道：“那是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绘画的语言？难道你们就理解薯片的语言吗？”

约翰·施瓦茨是超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因为上高中时数学好而进入哈佛大学学数学，后来又转到伯克利大学学物理。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不能理解数学家为什么会对数学感兴趣，而在物理学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大自然。”

阿赫玛托娃跟伯林相见时谈起1937年和1938年，死亡之幕笼罩在苏联城市的上空，对千百万无辜者的屠杀在继续。伯林说，她以一种干枯、确凿的语调述说这一切，时而停下来：“不，我不能。这不好，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而这里我们被区分为人和……”然后又是长长的沉默。伯林问起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停下来，眼中含泪，请求伯林不要提起他。

丘吉尔在“二战”以后成为英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但在1945年的选举中败给工党。他很不高兴，但是他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要选一个重建家园的人而不是选一个英雄。”据说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回答：“我打仗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

海明威跟家人不睦，他曾挖空心思，喋喋不休地评论他那年已50的母亲。他父亲在信中写道：“我将继续为厄内斯特祈祷，他应该对生活有更大的责任感，不然，伟大的造物主将使他遭受更大的痛苦……”

大概很少有物理学学家不鄙视哲学家的，虽然Ph.D的意思是哲学博士。费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次给朋友写信说：“最近一切都好，唯犬子令我担心，他居然想当个什么哲学家。”

1953年，毕加索再度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困境，这一次攻击来自他的法国同志。原因是斯大林死后这位艺术家用蜡笔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斯大林肖像如同一个年轻人，这激起了法共中工人党员的不满。出版这幅肖像的阿拉贡不得不公开认错，毕加索感到很没趣。他说：“当你给人送去一个葬礼花圈的时候，人家通常对你所选的花是不加挑剔的。”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1967年，诗人之子、55岁的古米廖夫结婚了，这位学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简·芳达出生在纽约，当时她的父亲亨利正在百老汇演戏。而母亲弗兰西斯对生了个女儿很失望，她对简冷漠已极，她立即将简交给保姆，拒绝给她爱。芳达后来说：“我不喜欢她来抚摸我，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爱我。”她们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亲情。

真纳不喜欢与群众在一起，他厌恶肮脏的环境和炎热的天气。甘地外出旅行时，常常乘坐三等车厢；真纳则喜欢乘坐头等车厢，远远离开那些出身低微的人。甘地崇尚简朴，生活清苦；真纳则酷爱豪华，讲究排场。每当真纳到印度各地巡视时，他喜欢组织隆重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前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的乐曲。他喜欢说：“这是市井细民熟悉的唯一乐曲。”

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盛田昭夫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一度是斯大林接班人的卡冈诺维奇在晚年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当他知道女演员阿丽莎·库娜被政府打压后仍有许多朋友陪伴时，若有所思：“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确有天壤之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多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严重政治恐怖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在为运动员举行的国葬上，梅厄夫人没有参加。三天后，她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宣布：“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在博尔赫斯心中，“祖国”的概念是模糊不清乃至荒诞无意义的。在他看来，世界原本没有国界的划分，没有民族的隔阂，所有的人都和平相处。据说博尔赫斯曾在街头碰到一个青年诗人。诗人激动地将他的处女作送给博尔赫斯。罹患眼疾的博尔赫斯问他，这本诗集叫什么名字。青年诗人骄傲地说：“《祖国在我心中》！”博尔赫斯摇头叹息说：“朋友，这可真令人不适啊。”

谢瓦尔德纳泽首次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会议顺利结束，大家打算散去时，谢瓦尔德纳泽恭维了几句舒尔茨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客气话，美国人高兴地摊开了双手。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又补充了一句：“在你们一方，舒尔茨先生，有经验；而在我们一方，有真理。”

1993年，亨廷顿说：“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是参与西方社会最多的人。他们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或是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德赫斯特接受了教育，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而其普通民众却深深地沉浸在传统文化之中。但在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逆转。很多非西方化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强调‘去西方化以及本土化’的精英，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惯在其普通群众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有人悲悯地问霍金：“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霍金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小布什出访加拿大时，有人为了试探他对加拿大的了解，故意问他：“布什先生，加拿大总理‘吉恩·普坦’已发表声明支持你，请问你对此有何表示？”布什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很感谢普坦总理的强力声明，他了解我对自由贸易的信念。”而加拿大当时在任总理的名字是吉恩·克雷蒂安。

格林斯潘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担心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他终于学会了“美联储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辞。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