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人曾说：“只要有天皇下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日本天皇下令，他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4年底，欧洲战事行将结束。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继续研制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必要性。实验物理部主任威尔森就此问题和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建议，举行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公开讨论原子弹是否必要的问题。威尔森发现奥本海默面有难色：“他建议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安全人员来找我的麻烦。”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1949年2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作家歌颂派的代表，他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是美化苏联农村生活的代表，他只会死乞白赖、蛮不讲理地歌颂。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法儿活了。”但这部小说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巴巴耶夫一时荣华富贵，“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在庇隆统治时期，因为从图书馆管理员“升任”市场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而受辱的博尔赫斯成了反庇隆主义者，他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艾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吉拉斯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和有关社会主义新阶级的言论，引起他的战友、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批评。兰科维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战斗报》上写的文章对党是有害的。”卡德尔对他说：“实质上，这是修正主义，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货色。”铁托则认为这意味着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哥达·梅厄19岁时与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婚后两星期，她接受任务到美国西海岸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筹集资金。她父亲火冒三丈：“谁会撇下新婚丈夫独自出行！”梅是个着魔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我准备着浪迹天涯”，“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党说要我去，我就去”。

苏联优秀的讽刺作家左琴科经日丹诺夫点名后，又遭多次批判，在他年逾花甲时，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领取退休金。1955年8月他写信说：“中央决议后被开除作家协会，1953年重被吸收。这七年我从未中断写作，我的小说发表在《新世界》、《鳄鱼漫画》和《星火画报》等刊物上，还出版了五本翻译作品……我从事文学创作35年，并获得下列奖章：一、劳动红旗勋章；二、伟大卫国战争忘我劳动纪念章。请分会为我申请退休金。”

1961年4月，加加林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宇宙空间俯瞰地球，他说：“地球是蔚蓝色的”，“绝不允许破坏这美丽的地球”。赫鲁晓夫说：“加加林都飞到太空了，也没看到什么神在那里。”媒体把它写成加加林从太空中传回地球：“我在这里没看到神。”

1966年5月，麦克卢汉在一次加拿大的管理学会议上说：“我再也不会说‘媒介即讯息’……从现在起，我相信，媒介即按摩。”

1968年，三岛由纪夫组织了“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1970年11月25日，三岛带领4名盾会成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名骗至总监办公室内，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发财了，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但是没有人响应，甚至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

简·芳达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简自承：“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胡志明曾想跟他的中国恋人结婚，但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不同意，一位领导人对他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对经济学家来说，100个人常常是有着100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共存，这是其他学科难以看到的盛况。有人说：“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能够分享同一届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学中才会出现，如缪尔达尔和哈耶克。”

一次，菲律宾的一位议员攻击美国，尼克松向罗慕洛问起情况。罗慕洛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他还感叹说：“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休·海夫纳承认，他的母亲生活得很压抑。“在我的家庭中没有拥抱和亲吻，”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生活就是那种生活的矫枉过正。”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

费曼经常发出惊世骇俗之语，比如以下两句名言：“物理之于数学好比性爱之于手淫。”“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1979年2月，日本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说：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缪尔达尔的困境”。

14岁的麦当娜参加舞蹈班时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弗林，他是个同性恋者，成为麦当娜的老师、榜样、知己和精神伙伴。弗林在麦当娜以后的高中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影响，麦当娜专心跳舞，与弗林形影不离，包括与他男朋友们发生性关系。麦当娜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贞操，说：“我以丧失贞操作为事业的动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米奇尼克去西欧访问时，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他经常被问及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

有人曾问英国首相布莱尔：“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做民族解放的英雄？”

改革者丘拜斯在俄国经历了如日中天和身败名裂的过程，他的哥哥伊戈尔跟着受到影响，伊戈尔曾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当医生在做检查时知道他姓丘拜斯后，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相反，4年前当伊戈尔严重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住后，却听到这样热情的话语：“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本可以护送您。”

布罗茨基说，自从有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