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10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25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对此不屑一顾，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个蛮横的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

“二战”后，戈林被关押起来。一次，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对戈林诊病时，戈林对他讲：“虽然我现在是纳粹的第一把交椅，但我不怕任何危险了！请你转告安德烈上校，他有幸与我们这些历史人物相处在一起，是他一生的骄傲！”

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激烈。在一次开会讨论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他说：“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物理学家泰勒曾受人非议，因为他在1954年奥本海默忠诚问题的听证会上作了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如果共和国的事务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个人认为会更加安全。”听证会结束，奥本海默在国防科学方面走到了尽头。尽管奥本海默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原因很多，泰勒的证词更不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多数核物理学家还是认为泰勒背叛了奥本海默而无法原谅他。

人们能记住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是因为一位音乐评论家的轻蔑话语和她父亲的尖锐回应。当时，华盛顿的一位评论家保罗·休姆对玛格丽特的表演、音乐及演唱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番，她的总统父亲大怒并公开向全国发表了对那位评论家的看法。几年后回想起此事时，杜鲁门仍耿耿于怀。“第二天，这个休姆写下了最肮脏可耻的东西。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要是让我抓住，我会敲掉他的下巴，踢出他的肠子。”

著名诗人庞德在“二战”时站在纳粹一边。兰登书屋要出版一本《英美著名诗选》时，老板贝内特·瑟夫看到书稿中有庞德的诗，非常生气，他说：“要是我出版埃兹拉·庞德，我就该下地狱了。凡是在我名下出版的书，一律不能收录他的东西。”结果，没有收录庞德诗的书一出版就遭到舆论的普遍指责。

1954年，数学家厄多斯被邀请参加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因此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再入境许可证。那时正是麦卡锡时代，美国处于一片红色恐惧之中。移民局的官员不想给厄多斯发再入境许可证，便向他问了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你母亲是否对匈牙利政府有很大的影响？你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吗？”“没有。”厄多斯回答。“你对马克思如何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伟人。”

当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多次离婚，女友和情妇无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苏加诺访问突尼斯，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时，本来有许多重要的问题要商谈，不料苏加诺向布尔吉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我要一个女人”。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反应强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他告诉诺贝尔委员会：“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从那以后，只写过一些诗作的23岁的布罗茨基变成了一位受到“群氓”审判的原型诗人。本来还没有多大名声的他，因这荒唐的审判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法国诗人夏尔多勃发表强烈的谴责：在一个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列宁格勒却在审判一位诗人！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影星卜合到越南前线劳军演出。他的搭档问他：“你经常拿总统、议员、州长和其他大人物开玩笑，怎么从没出过毛病？”“没有出过毛病？”卜合反问，“你想我怎么会一再到越南来的？”

赢得罗马奥运会金牌的时候，阿里只有18岁。在获得冠军后，阿里久久不愿意摘下金牌。在回到美国之后，有25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来迎接他。不过当他戴着金牌，走进一家汉堡店要点一杯饮料时，他还是听到了一句话：“只给白人营业。”阿里一怒之下，将这块金牌扔进了河里。

法拉奇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虚荣而傲慢的基辛格同意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付出代价的基辛格后来说，他“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纳博科夫自承，许多知名作者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别的作家，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他说：“当我静观查泰莱夫人的性行为或者庞德先生——一个十足的骗子——做作的胡言乱语被批评家和低能作家尊为‘伟大的文学’时，我真是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戏弄我的智力。”

数学家厄多斯喜欢创建一些“密语”，例如他把上帝称呼为“祟法SF”，意为“Supreme Fascist”，“最大的法西斯”。不过这一习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很“残忍”。

博尔赫斯攻击庇隆说：“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1976年，他还从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大十字勋章。他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获奖。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曾对采访他的女记者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英国勋爵卡林顿到莫斯科去提议就阿富汗问题举行国际会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说，这是不现实的要求。卡林顿问他：“你不认为阿富汗1900万居民中300万或400万因苏联的干涉而成为难民逃到巴基斯坦这一事实很可怕吗？”葛罗米柯说：“他们不是难民。阿富汗人一向都是游牧民族。”

艾柯卡被解雇一周后，负责公共关系的墨菲接到了大老板亨利·福特二世半夜里打来的电话：“你喜欢艾柯卡吗？”“当然！”墨菲回答。“那你被开除了。”

阿隆对暴力有过研究，他说：“暴力本身的吸引力、诱惑力要大于排斥力！”他的破解之道仍在于自觉：“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他为此常引用伯克的名言：“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

拉登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巨大的恐怖活动网，准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一场十字军战争，以“血洗900年前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切齿之恨”。他说：“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

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的小说，遭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拉什迪死刑。拉什迪为此公开道歉：“我认识到世界各地穆斯林因我的小说出版而忧伤。我对该书出版后给伊朗伊斯兰教忠实信徒造成的痛苦而深感遗憾。”但是拉什迪的道歉被霍梅尼拒绝了。霍梅尼说：“即使拉什迪忏悔并成为虔诚的人，也不能得到宽恕，每个穆斯林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手段送他去监狱。”

凯斯·桑斯坦研究过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他想回答的问题是：“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结论是，这是群体思维——社会流瀑效应作怪。

埃里森曾在耶鲁大学校庆上口出狂言，他把自己和比尔·盖茨等非大学毕业者大夸了一通，最后还安慰那些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耶鲁毕业生，他说：“不过在座的各位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过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