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集中营之中的安妮·法兰克因日记而为世人所知。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认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爱因斯坦有一次和儿童心理学大师让·皮亚杰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游戏的对话。在听完了皮亚杰有关儿童游戏研究的介绍之后，爱因斯坦深深地为其中包含的那些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内容和文化信息所震撼，他感慨地说：“看来，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

继《卡萨布兰卡》之后，鲍嘉又一次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也许是想起拍《非洲皇后号》时深入热带丛林的千辛万苦，他说：“从刚果腹地到好莱坞潘提吉斯剧院相隔万里之遥，我很乐意告诉大家，我宁愿待在这里。”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马斯洛承认，是桑代克使他觉得自己成了“重要人物”。当他在学术上遭到谁的反对想打退堂鼓时，会在半夜醒来，叫道：“老天爷，我可比他聪明！”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区分了四种罪行：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形而上学的罪。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形而上的罪感起于“不能与人类保持绝对的团结……它不只是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去阻止某事发生……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194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

美国移民局没有给数学家厄多斯再入境许可证。厄多斯请了一名律师提起上诉，结果被驳回。厄多斯说：“我没有取得再入境许可证便离开了美国。我想我这样做完全是按着美国最优良的传统行事：你不能让自己任凭政府摆布。”

当爵士歌王弗兰克·西纳特拉得知美国黑帮欲扩张在东海岸的势力时，他自愿为他们效力，并曾多次帮助黑帮携赃款逃离警方搜查。有人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弗兰克若有所指地对一位名叫迈耶的黑帮重要成员说：‘如果事情将在东海岸、西海岸甚至是国外发生，我都将随时待命。’”

1955年12月1日，时年42岁的美国民权运动的传奇人物帕克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时，一名白人男子走过来，要求她让座。帕克斯拒绝了白人男子的要求。当年早些时候，蒙哥马利就有两名黑人妇女因同样遭遇而被捕。这次也没有例外，帕克斯遭到监禁，并被罚款4美元。30年后，她追忆当年：“我被捕的时候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只是很平常的一天，只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加入，才使它意义非凡。”

在丘吉尔75岁生日的茶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丘吉尔说：“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1957年11月，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出版了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10月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惹恼了苏共，苏斯洛夫决定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作协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问题。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女作家阿利卢耶娃的质问声：“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做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作家尤瑟娜尔说过：“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限，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经过这许多年，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

1960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萨特发起“121宣言”，号召法国士兵放下枪杆不服从指挥。这件事激怒了政府和军人。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被封，老兵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枪毙萨特！”《巴黎竞赛画报》社论的通栏标题是：“萨特，一部发动内战的机器。”法院也准备逮捕萨特，但戴高乐在最后一刻说：“伏尔泰是不可抓的。”

真正让海洋学家卡森获得广泛关注的是《寂静的春天》，该书部分章节发表于1962年6月的《纽约客》。从1945年开始，卡森关注DDT等一系列杀虫剂的问题，她组织专家向美国农业部呼吁停止使用对自然有害的杀虫剂，否则小鸟将消失，春天将是一片寂静。1963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卡森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抗自然就是对抗自己。”

1964年，约翰逊总统有一次请教葛培理，谁适合做他的竞选伙伴。当葛培理正准备回话时，妻子鲁思在桌子底下踢他的脚。葛培理不解，问她为什么踢他。鲁思回答说：“你的建议应该仅仅限于道德和精神领域，不应该沾政治的边。”约翰逊望着葛培理说：“她是对的，你专注传道吧，我就专心政治。”

在近一个世纪里，艺术家杜尚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无数人在试图超越他。人们发现：模仿他是如此的容易，但是没有人能超越他。杜尚的启示是：探寻真相的过程就像是剥洋葱，洋葱的中心什么也没有！在杜尚的世界里，一切是如此自由。杜尚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没有新的事物出现。

飞行员林德伯格多次在坠机时成功逃生，创造了飞行员逃生纪录，被同行赞为“幸运小子”。辉煌的飞行履历与年轻人的热血豪情促使林德伯格孤注一掷。“我不喜欢冒险，但不冒险又会一事无成。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伴随着冒险……”

汤因比谈及他写的历史研究时说：“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指进行的世界大战）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简·芳达是个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敌人册”中的一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罪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FBI）看做美国的反政府敌人。6个秘密情报人员授命在她女儿幼儿园处监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遭到FBI的骚扰和纠缠，她不断受到恐吓威胁。她说：“正是这么些织组机构试图损害我的信誉……让像我这样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恶语咒骂的人。”

在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访问西欧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曾有人问特蕾莎修女：“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她回答说：“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

诗人米沃什90岁高龄时，曾自言当时仍然坚持写作到夜晚。“根本不可能活腻的，我还是感到不够。”他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

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你讲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说：“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哈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

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卡斯特罗被计划暗杀达634次之多，居各国领导人之首。卡斯特罗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他还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

在数学上获得斐然成就后，詹姆斯·西蒙斯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据说西蒙斯曾经找到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咨询是从政好还是经商好，陈先生告诉他，从政比数学复杂多了，不适合他，还是经商吧。于是西蒙斯就转向了投资。他表示：“我是模型先生，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

布尔吉巴领导的突尼斯一度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1975年3月，布尔吉巴被选举为终身总统。1986年他免去自己挑选的接班人的职务，1987年11月7日，他被自己任命的新总理本·阿里推翻。本·阿里说，布尔吉巴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再伟大也有老糊涂的时候。

迈克尔·杰克逊说：“我已经厌倦了被人操纵的感觉。这种压迫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撒谎者，历史书也是谎言满布。你必须知道，所有的流行音乐，从爵士到摇滚到hip-hop，然后到舞曲，都是黑人创造的！但这都被逼到了史书的角落里去！……他们叫我畸形人，同性恋者，性骚扰小孩的怪胎！他们说我漂白了自己的皮肤，他们做一切可做的来诋毁我，这些都是阴谋！当我站在镜前时看着自己，我知道，我是个黑人！”

一位牛津数学家、同性恋者安德鲁·哈吉斯，写了一本脍炙人口的传记——《谜样的图灵》，让英美大众对图灵有较全面的认识。1998年6月22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修改法条，使得16岁以上同性或异性间的自愿性行为均属合法。第二天，图灵诞生的房子正式被指定为英国的历史遗产，哈吉斯在揭开纪念碑仪式的献词里，替图灵的人生作了一句最好的结语：“法律会杀人，但是精神赋予生命。”

昂山素季并不喜欢政治，她更想当作家。“但我参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哲学家哥德尔说过：“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和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