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警官梅耶，为了抓捕一名强奸杀害女童埃梅的罪犯，查了十几米厚的文件和档案，足迹踏遍四大洲，打了30多万次电话，行程多达80多万公里。经过52年漫长的追捕，终于将罪犯捉拿归案。当他铐住凶手时，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有记者问他，这样值得吗？梅耶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这辈子就没白过。”

诗人艾略特在70岁那年说：“我刚刚才开始长大，才开始走向成熟。在快到60岁的那些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带着孩子气。”

盖博是好莱坞一个神话式的人物，他集中地体现了美国式的独特魅力。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不适应环境人》，拍完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他曾走运，并很有体会。”

一支24人的探险队，到亚马孙河上游的原始森林探险。热带雨林的特殊气候使许多人的身体严重不适，队员们相继失去联系。两个月之后，他们在原始森林中不幸遇难。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创造了生还的奇迹，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探险家约翰·鲍卢森。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唯独你能幸运地死里逃生？”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曾有人问杜尚：“你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杜尚说：“是我度过的美好的时光。”

惠特尼·休斯敦在母亲的教育下，培养出了良好的歌唱才能。17岁那一年，一次她正在为当晚与母亲同台演出的演唱会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她母亲声音嘶哑打来的电话：“我的嗓子坏了！不能再唱了。”母亲鼓励她说，“你完全能够一个人唱，因为你很棒！”于是，休斯敦因为母亲的这次意外得病，而第一次独自走上了舞台。休斯敦一举成名，一唱而成了美国的王牌歌手。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被俘。政府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在关押24小时后，于10月9日把他就地枪决。当时他年仅39岁，和他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34名游击队员。格瓦拉有这样一句诗：“我踏上了一条比记忆还长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的孤独！”

科学家的创造年华通常是很短暂的，所以学术机构中都设有终身职位，以保证科学家的生活。但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厄多斯拒绝找一份稳定的职业，朋友们劝他尽快找一份终身职位，他们说：“你那走江湖数学家的生涯还要维持多久？”他回答说：“起码40年。”

德国总理阿登纳多次访问美国。有一次他提前去尼克松的家，他对独自在家的尼克松夫人说，他提前到来是为了看看他送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尼克松回到家时，他吃惊地发现阿登纳站在他家的花园里，就像谈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和他的夫人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夏奈尔是法国社会的宠儿，公爵和花花公子们的好友，富人和名流的知己，她厌恶虚伪做作，我行我素，绝不自欺欺人。她曾说：“我受不了千篇一律的呆板生活，我有时间工作和爱，没有时间干其他事。”尽管夏奈尔喜好奢侈并有众多显贵朋友，但她一直是一个时装民主化的提倡者。她的朋友毕加索曾说：“她是欧洲最敏感的女人。”

小说家纳博科夫身高6英尺并且身材强壮，很像一位运动员；但当他戴上他的角质眼镜，他又像一位老教授。他的嗓音像一位熟练的演员，能够表达任何感情，所以他的谈话就像能镇住听众的话剧。“我不钓鱼，不下厨，不跳舞，不背书，不签署声明，不吃牡蛎，不喝醉，不去看心理医生，不参加任何示威。我是一位温和的绅士，非常善良。”

歌剧艺术大师卡拉斯常说：“我着魔于完美”，“我不喜欢中庸之道”。卡拉斯一直是个工作狂，她能说：“我工作，所以成为我。”她与抑郁较量，她往往由于神经紧张和身不由己的工作狂而精疲力竭，她不断为疾病和疲倦看医生，考珀医生告诉她：“你很健康，你没有任何紊乱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用治疗。如果你真有病，那是思想有病。”

有一天，罗素的一位年轻朋友来看他。走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看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了沉思。这位朋友问他：“您在苦思冥想什么？”“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经没有希望。但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谈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尼克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话：“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他认为，丘吉尔的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丘吉尔不像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尼克松说，他是对的。

奥登一生都在创作，即使晚年，兴趣依然如故，喜欢写散文、书评，但首先是诗歌，似乎他的生命以此为依托。“我脑子里总是装着两样东西——主题和体裁，”他说，“体裁寻找主题，主题也寻找体裁，两者碰到一起，便产生了创作。”

在一次被问到“你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的问题时，信奉“自由主义”经济观、作风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毫不犹豫地说：“我唯一能给你的就是：让你更自由地为自己做事。”

弗里德曼说，当他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人们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让他想起了弗洛斯特几行著名的诗句：“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出，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佩罗为什么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呢？因为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别人的公司工作时感到憋闷，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喊的口号是：“苍鹰孤影，它们永远形单影只。”

有人说诗人博尔赫斯，是一个渴望着像但丁那样爱着比阿特丽斯的人，但他发现自己不是但丁，身边也没有那个几近完美却又不可企及的比阿特丽斯，因此人生充满了无奈。作家曼古埃尔评价博尔赫斯：“也许他的悲哀最终来自一种认识：他的才能不会带给他渴望的高尚的情色遭遇，却只是带给他失败。”

当年海德格尔讲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德里达也很欣赏这句话。哲学家仿佛无须别人来理会他的私生活，但福柯这个人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他的生死爱欲。

盖茨和梅琳达都是工作狂，两人都喜欢下班后在办公室里加班。盖茨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梅琳达。一天，盖茨来到了梅琳达的办公室，大胆地对她说：“请你永远为我点亮这盏灯！”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办公室也成为他们约会的地方。

据说霍金有一次作报告，有人问到关于作研究的快乐，他回答道：“作研究跟做爱差不多，不过前者更持久。”

埃里森说过，最优秀的人才非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坚决舍弃那些荣耀。他举例说，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从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他自己，被耶鲁大学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至于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在十名开外，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成就差一些呢？埃里森说：“因为他是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才恋恋不舍地退学的……”

据说，阿拉法特一生遭遇了50多次暗杀行动，他多次化险为夷，“60％是靠他自己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运气好，10％是安全机构的作用”。

指挥家小泽征尔从青年时代就养成晨读的习惯。他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职业生涯存在一个规律：当他集中注意力于学术研究几年后，就会厌倦并想要服务于政界；而当他从事政策制定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开始重新渴望作真正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选定4月的某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那天，乔治在礼堂讲最后一课，想到就要结束教学生涯，不免有些伤感。快结束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落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叫着，他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声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与春天有一个约会。”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电影演员嘉宝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荒废了一生，现在要改变它已经晚了。我散步的目的是逃避现实。当独自一人时，我常想到自己过去的一切，有好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总之我对这辈子是不满意的。”

一生坎坷的诗人之子古米廖夫以“欧亚主义”主张出名，他解释欧亚主义的口号是：“不要去寻找那么多敌人——他们已经够多了；而应当寻找朋友——这才是人生的主要价值。”

索罗斯寻找那些具有哲学敏感性的人，而对那些仅仅赚了许多钱却没有思想的人不屑一顾，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你的问题就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并且你认为，既然我来上班了，就应该做点事情。我并不是每天去上班，我只有感觉到必要的时候才去上班……并且这一天我真的要做一些事情。而你去上班并且每天都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就意识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天。”

曼德拉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拳击，年轻时曾参加过比赛。年逾八旬的曼德拉在谈到“一生遗憾”时首先提到了拳击运动：“我非常遗憾没能成为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

1988年，昂山素季偶然回国，本来计划只是作短暂的停留。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缅甸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军政府残暴和腐败的统治。枪声在缅甸首都响了起来。自己国家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比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还要视人命如草芥。“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缅甸人民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从那时起，昂山素季不再是一名旁观者。

晚年的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不愿多说话，他认为，面对这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想象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自我欺骗，不如知道自己失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岂不是更好吗？”关于自己，他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