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34岁的日本法官山口良忠因饥饿而死，临死前，他在病榻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粮食统制法并非良法，但它一旦作为成文法，每个国民都应该绝对服从，自己宁愿饿死也不能违反法规购买黑市商品。平素我非常羡慕苏格拉底那种明知是孬法仍然竭诚服膺的精神。因而，我毅然决定向黑市挑战，直至饿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动。”

在访美期间，丘吉尔应邀去一家供应冷烤鸡的简易餐厅进餐。在取第二份烤鸡时，丘吉尔很有礼貌地对女主人说：“我可以来点儿鸡胸脯的肉吗？”“丘吉尔先生，”女主人温柔地告诉他，“我们不说胸脯，而习惯称它为白肉，烧不白的鸡腿肉称为黑肉。”第二天，那位女主人收到了一朵丘吉尔派人送去的漂亮的兰花，花旁还附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把它别在你的‘白肉’上，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丘吉尔”。

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和意大利音乐家、乐队指挥阿图尔·托斯卡尼尼是一对老搭档。每年圣诞节贾科莫都要给他的朋友送一块蛋糕。有一年圣诞节前夕，贾科莫同阿图尔吵了一架，因此想取消送给他蛋糕的计划，但为时已晚，蛋糕已经送出了。第二天，阿图尔收到贾科莫的电报：“蛋糕错送了。”他便随即复了份电报：“蛋糕错吃了。”

作家伊夫林·沃好酒。20世纪20年代他在牛津上学时，择友标准是“有能力不被酒精俘虏者”。1956年，他给女儿办了场晚宴，亲自书写请柬，列举了一堆菜谱之后，最后一句为：“陈年香槟供应，但唯我一人独享。”

戴高乐将军担任了11年的法国总统，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治理法兰西的经典短句，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局动荡又被人指责为独裁时发出的感慨：“你们说，我到底怎样才能治理一个有246种不同奶酪的国家？”

麦克米伦的名言：“自从罐头食品问世以来，要享受饮食文明，只有到中国去。”

1959年，数学家厄多斯听说有一个12岁的匈牙利小男孩已经掌握了全部中学数学课程，便邀请他共进午餐。结果让厄多斯大为震惊，因为他当初花了10分钟才找到的证明方法，这个小男孩只用了半分钟！后来厄多斯经常与他见面讨论问题，同时请他喝咖啡。厄多斯的母亲对他给这么小的孩子喝咖啡大为光火，厄多斯回答说：“放心，他会这么说：‘夫人，我做着一名数学家的工作，喝着一名数学家所喝的饮料。’”

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土豆加牛肉等于共产主义”，这被苏联人嘲笑得无以复加。为了推广养殖乌克兰猪，赫鲁晓夫亲自上阵，大作宣传，报纸刊登了题为“赫鲁晓夫同志与猪在一起”的照片，结果又成为政治笑话的题材。

印尼总统苏加诺跟黛维小姐相处的初夜，就对她说：“我希望你能给我愉快，给我力量！”这个已有几个妻子的老人经常在夜间独自开着吉普车和黛维去街边小摊上吃“沙嗲”（烤肉串），警卫人员小心翼翼地暗中尾随，唯恐坏了这对忘年情侣的兴致。

1960年2月5日，在斋月前3周，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做出惊人之举。在对他的新宪政党干部作出的“重要讲话”中，布尔吉巴指出，先知穆罕默德为对付敌人曾在斋月期间正常用餐，“同样，我要求你们为了对付你们的敌人而不要守斋。你们的敌人就是贫穷、困苦、屈辱、腐败和不发达”。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曾跟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坐一车，葛罗米柯建议：“我们得管管伏特加了，否则，人民全变成酒疯子了。”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俄罗斯人民离了这个什么也做不了。”

著名导演希区柯克以悬念出名。有一次，他看妻子做好蛋奶酥饼后把它放进炉子。“那里面在干什么呢？”他盯着炉膛门问妻子，甚至每隔几分钟他就问一下，嗓门压得很低，好像害怕蛋奶酥饼听见会发怒似的。酥饼香味扑鼻的时候，希区柯克太太打开炉膛门，取出一块香甜可口的烤熟了的酥饼，希区柯克却紧张得浑身精疲力竭。“下次做酥饼时一定得有个装着玻璃门的炉子，好看清里面发生的一切。”希区柯克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悬念。”

1969年的一天，卡扎菲带着许多秘密传单乘车从的黎波里返回班加西，途中翻车出了车祸，幸好没有人受伤。有人感慨地说：“是万恶的酒造成了这次事故。”革命成功后，卡扎菲不仅自己不饮酒，还在利比亚提出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的口号。利比亚原是酒的出口国，但卡扎菲颁布法令禁止酿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卡扎菲自己则喝矿泉水和驼奶。

巴菲特曾激烈抨击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他指名道姓地批评那些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讽刺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维生素有什么用？”在75岁高龄时，钢琴家鲁宾斯坦这样解释自己保持青春活力与热情的秘诀，“吃大虾，吃它一磅鱼子酱——然后生活！”除演奏钢琴之外，他最喜欢讲有趣的故事，抽上等雪茄，品尝美味佳肴和吸引女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颁布禁酒令，伏特加从宴会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矿泉水，俄罗斯人戏称戈氏为“矿泉水书记”。当时广为流传的笑话是：厂长和女秘书偷情，突然有人敲门，厂长慌忙穿上裤子，女秘书阻止说：别急着穿衣服，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关着门在喝酒呢。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父亲是一位知名的宗教学者，非常虔诚，深居简出，生活过得非常艰难。哈梅内伊后来说：“我还记得，有许多个夜晚，我们家出现过没有晚饭可吃的情况。我母亲非常辛苦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但那也只是大饼和葡萄干。”

法国总统密特朗精力旺盛，有时一晚可接连跟三个情人幽会，这使得他的司机疲于奔命。密特朗解释说：“偷情就如同按照菜谱用餐一样，有头盘，有主菜，还要来点甜品！”

当听说穷人吃不起“伟哥”时，一位投资公司总裁格林伯立刻拿出了100万美元，救济那些买不起伟哥的“穷人”。有人说，100万美元应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比方说捐助给癌症或艾滋病治疗基金会等等。但格林伯不以为然，他反驳说：“媒体说我的捐助增加了人们对性的困惑，其实什么是性，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胃口。性是每天的三明治，不是蒂凡尼的法国大餐；是渴了就要喝的水，而不是香槟酒。”

叶利钦贪杯，他的工作人员只得给他喝兑水的伏特加酒。如果他问起为什么酒的味道特别淡，人们就会回答说：“是啊，这酒是柔和了点。”有一次，叶利钦总统冲进厨房，说要进行检查。结果找到两瓶原装的伏特加酒，叶气得要命，当场倒了满满一杯，一扬脖子，全部下肚。过后，他命令把厨房里所有的员工解雇，原因是“他不喜欢人家骗他”。

在《饥饿艺术家》中，卡夫卡借人物之口说：“因为我找不到喜欢吃的东西吃，相信我，如果我能找到，我绝不会去表演，一定会随心所欲地大吃大喝，就像你们大家一样。”在临死前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的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

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美国社交网站Fau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后，依然租住着一室一厅的小公寓，一床、一桌、两椅即全部家具。他的早餐多是一碗麦片。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据说他有一位仍在哈佛念书的女朋友，他承认，“曾为女朋友煮过晚餐，结果不理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作过大饥荒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