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豪，而缙绅咸诵。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则何益矣。然唐世虽有关防，于史官究尚能信任。故其人率多久于其职，如刘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韦述居史职二十年。吴兢居史职殆三十年。蒋乂居史任二十年。五子，系、伸、偕皆为史馆修撰。柳芳自永宁时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沈传师，父既济，建中初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传师为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亦有居馆外撰述者。吴兢以母丧去官，开元三年（715年），服阕，抗疏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据《李元纮传》，兢此时系就集贤院修纂。开元七年（719年），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赍本随军修撰。及致仕，仍令其在家修史。李元纮奏：“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乃诏说及兢并就史馆修撰。然十七年（729年）兢出为荆州司马，制仍许以史稿自随。令狐峘坐李泌贬外，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峘卒，其子丕始献之。沈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兼察湖南。特诏赍一分史稿，成于理所。以上见《旧书》本传及《本纪》元和三年（808年）、长庆三年（823年）。《新书·沈传师传》：传师之出，监修杜元颖建言：“张说、令狐峘，在外论次国书。今稿史残课，请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盖虽有李元纮之奏，而在外修史，竟沿为故事矣。盖娴史学者少；而史事端绪纷繁，接替非易，难数易人；又学问之家，率多能自矜重；故虽有关防，终成虚设也。

今日所谓正史，成于唐世者有五：《梁》《陈》《周》《齐》《隋书》是也。梁、陈、周、齐，旧有之史，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隋世，王劭撰《隋书》，不为识者所与。《隋书·劭传》：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怪迂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劭本怪迂阿谀之士，著书不轨，初不足责，然专典国史，而使史迹失传，则其罪大矣。《传》又云：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辞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仍是怪迂阿谀之技而已。唐时，郎馀令、王绩为之，皆未成。郎馀令，《旧书》在《儒学传》，云：撰《隋书》未成。王绩在《隐逸传》，云：撰《隋书》，未就而卒。《新书·绩传》云：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吕才著《隋记》二十卷，行于时。《旧书》本传。敬播著《隋略》二十卷，《旧书》本传。张太素撰《隋书》三十卷。太素，公谨子，《旧书）附《公谨传》。盖亦未为该备。柳 撰《晋王北伐记》，《隋书》本传。崔赜奉诏作《东征记》。赜，廓子，《隋书》附《廓传》。裴矩撰《开业平陈记》。邓世隆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刘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辑其见闻，著《行年记》。皆见《旧书》本传。则或记一时一事，或就见闻所及，亦杂史之流耳。唐修五代之史，议发于令狐德棻。高祖然之。下诏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绍安，《旧书》见《文苑传》，云撰梁史，未成而卒。又《殷峤传》：从祖弟闻礼，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不知梁史为魏史之误，抑闻礼初修魏史，后改修梁史也。裴矩、祖孝孙、魏征修齐史，窦琏、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历数年，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岑文本同修周史。《旧书·文本传》云：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旧书·思廉传》：父察，初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隋高祖时，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贞观三年（629年），又受诏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恩廉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魏征修隋史，与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书·令狐德棻传》。《新书》但云玄龄总监。据《旧书·本纪》：贞观十年（636年）上《五代史》，实征、玄龄并列，则《旧传》是也。《旧书·征传》云：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征。《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颖达传》云：与魏征撰成《隋史》。《敬宗传》云：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等，皆总知其事。又《儒学·敬播传》云：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旧书·孝友·赵弘智传》云：武德初，预修六代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仁师传》云：预修粱、魏等史。德棻仍总知类会。以上据《旧书·德棻传》。十年正月上之，而志尚未成。至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乃上之。皆见《旧书·本纪》。李延寿、敬播、李淳风，皆与于修志者也。《旧书·延寿传》云：尝受诏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淳风传》云：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方技·孙思邈传》云：魏征等受诏修

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观。此盖以其年高，偶或询访及之耳。思邈非治史之士，于修史，必不能大有裨赞也。延寿又删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谓之南北史。《旧书》本传。唐修五代史，意本不主断代，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延寿此书，有删有补，而将八代合编，盖一以补官书之阙而删其繁，一亦以正其分立之失而求通贯。其后吴兢以五代史繁杂，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旧书》本传。则意专主于要删。观其卷帙，似失之少。故《旧书》著时人之论，谓其“又伤疏略”。然兢此书或本史钞之流，非重作，不得以此议之也。张太素尝撰《后魏书》百卷。其《天文志》未成，其从孙僧一行续成之，亦未能夺魏收之席。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撰《魏典》三十卷。卢粲祖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蔡允恭撰《后梁春秋》十卷，皆见《旧书》本传。一行在《方技》，粲在《儒学》，允恭在《文苑》。亦皆与官修正史相出入者也。

《晋书》前代虽有多家，太宗仍命重修。事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旧书·房玄龄传》云：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袆之父，见《袆之传》。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收子，附《收传》。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惟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撰《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令狐德棻传》云：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重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与于纂修可考者，又有李延寿、崔行功及李百药子安期，皆见《旧书》本传。

《唐史》之纂修，事成于石晋之世。国史本原，实惟起居注，然其卷帙太繁，亦且逐日记录，太无铨次，故必编成实录而后可用，

《旧书·温大雅传》：撰《创业起居注》三卷。此乃事后诠次，而以起居注为名，非随时记注者比，故其卷帙不繁。而其尤为切近者，则已撰成之国史也。唐世实录，本颇完备。中经安禄山之乱，几于荡焉无存。末叶军人，迭起肆虐，不惟亡佚之多，或且本未撰次。详见《廿二史劄记》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条。《十七史商榷》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唐诸帝实录至敬宗止。赵希弁《读书后志》所载，则唐人所撰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通一百二十八卷，皆宋敏求所补。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五录系敏求追述为书。国史之作，始于令狐德棻。《旧书·长孙无忌传》：显庆元年（656年），与史官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上之。《顾胤传》：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段。后来用力最勤者为吴兢，冒死存护之者为韦述。述死，柳芳续之，至乾元为止，皆纪传体。尔后则惟有芳所撰《唐历》，为编年体，而宣宗命崔龟从等续之，亦止于元和而已。《旧书·刘子玄传》云：知幾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吴兢。《兢传》云：魏元忠、朱敬则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以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715年），服阕，抗疏言修史已成数十卷，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十七年（729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又迁相州。入为恒王傅。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749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韦述传》云：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

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757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764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乃赠右散骑常侍。《于休烈传》云：肃宗自凤翔还京。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柳登传》云：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豪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时事，芳随口志之。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宣宗纪》：大中五年七月，宰相监修国史崔龟从续柳芳《唐历》二十二卷上之。《龟从传》作三十卷。《新书·蒋乂传》：子偕。初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之。此唐国史撰述之始末也。《旧书》所载平论之辞，多非允当。且如吴兢所撰，忽称其简要，忽以为太筒，究竟其所谓繁简者，以何为准则乎？兢至老犹希史职，神明必未甚衰，何至所作遂多纰缪？韦述所为，盖续萧嵩所取兢所撰之六十五卷？所增不及半，而《传》又载萧颖士之言，誉为谯周之流，然则颖士所称者，别述所为于兢而后称之欤？若其不然，何又于兢之作横加抨击也？《新书·述传》云：初令狐德

棻、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参以后事，遂分纪传。又为例一篇。萧嵩欲早就，复奏起居舍人贾登、著作郎李锐助述绩。速成，文约事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此说亦不甚审。纪传决无至述始分之理。若纪传至述始分，试问德棻与兢，循何体撰述？然谓助述者更有其人，则语必不诬。然则颖士所誉，初非述一人所为，《旧传》之言，不免偏党矣。德棻有作，但武德、贞观两朝，即已八十卷，而兢所为，至死后其子献之者，亦不过八十余卷，则其于旧史，刊落甚多，简要之称，良为无愧。《述传》所谓“事简而记详雅”者，其誉，恐正当由兢尸之也。柳芳编缀，既属《国史》散落，惟以阙漏为虞，何暇更言取舍？而訾其非工，亦同此失。《旧书》好采时人论议，所取者非一家，而不别白言之；非任其矛盾，则强作调停，其说多不足听也。要之唐代国史，撰述之功，吴兢为大，维护之续，韦述实多，则平心之论矣。《旧书·于休烈传》：《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辞甚明白。《新书》改为《国史》《开元实录》《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八百余篇，便觉含胡。犹可说也，又将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句，改为百三十篇，则并述死后柳芳所续者，亦并入其中，可谓疏矣。五代时，尝屡下诏购求唐史料，然所得无多。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年），史馆请征集家传。有记得会昌已后公私奏行公事章疏者，并许编录送纳。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蜀王衍旧僚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以其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故也。然及其回，才得九朝实录而已。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皆见薛《史·本纪》。主张纂修唐史者为贾纬。晋高祖命与张昭远、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同修，而以宰臣赵莹为监修。事在天福六年二月。纬旋丁忧去。莹又奏请吕琦、尹拙同修。至开运二年六月而成。见薛《史·本纪》及《贾纬传》。纬于诏修之月，即上所撰《唐年补遗录》六十五卷，足见其研求之有素。其书多用国史、实录元文，未免草率。《廿二史劄记》有一条论之。其中《唐绍传》“今上讲武骊山”一条，今上系指玄宗，尤为铁证。然今上字未及改者，《徐有功传》实尚有一条。又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廷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其为唐国史元文也。然能成此于戎马倥偬之际，已不易矣。中国历代，重视史官，虽当颠沛之中，其职不废；居其职者，亦多能不废其事；士之有志于斯者，亦因之得所凭借；其于保存史迹之功，实不可没也。五代各朝，亦俱有实录。见《廿二史劄记》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故一入宋世，薛居正等即能因之以成书焉。

前代修史，率成于一人之手；虽或由政府之命，亦必其人夙尝有志于此，从事于此，政府乃从而命之，实不过助之而已。唐世则设馆纂修，事资众力。既为众力所成，则无复一家之法。其修当代之史，则取禀监修。虽馆员或有隽才，亦格不得行其志。此其大异于前世者也。论者多袒独修而非众纂，此亦陈旧之见。史料随世而愈多，一人之力，遍览且有所不及，况于撰述？且史事门类甚广，亦非一人所能兼通；则独修势不能行。《新晋书》虽遭訾议，而其志，则论者称其度越前古，此实众纂优于独修之一端。若言别识心裁，论史者亦宜根据科学，奋其私智以言去取，苟非其人，流弊滋大，即有独至之识，亦易陷于一偏，尚不如安于比次者之寡过也。监修之弊，刘子玄言之最切。其上萧至忠书，云其有五不可。其二三两条已见前。第一条云：“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豪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此史官不尽职之咎。第四条云：“史官注记，取禀监修。”而“杨令公云必须直辞，宋尚书云宜多隐恶”。第五条病监修者不能明立科条，审定区域。此监修不尽职之咎。皆非众纂必不可免之弊也。《新书·玄宗纪》：开元五年十月，“命史官月奏所行事”。盖亦惩其尸位素餐，玩时愒日？

隋、唐之世，治史学者，可分数派。一派专重名物训诂，于是乎有传授。隋世之萧该、包恺、张冲、刘臻，唐初之秦景通兄弟，尚皆前世之遗，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入隋、唐后，此风未坠。《隋书·文学传》：潘徽，“受书于张冲”，又言其“精三史”，亦未必不从冲问学也。入唐而其业大显者为颜师古。“承乾在东官，命师古注《汉书》”，史称其“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又称其“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然游秦之学，亦当有所受之也。姚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察。察曾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旧书》班附其兄《传》。时又有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代”。房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最其机要，撰成四十卷”。又有刘讷言，以《汉书》授沛王贤。及贤为皇太子，招集当时学者张大安、公谨子，附《公谨传》。格希玄、见其弟《辅玄传》。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讷言亦与焉。见《旧书》之《高宗诸子》及《儒学传》。书成于仪凤元年（676年），见纪。稍后有殷践猷，史称其“明《班史》”。《旧书》附《韦述传》。郝处俊，史称其“嗜《汉书》，崖略暗诵”。《新书》本传。而末叶柳璨，史亦言其“尤精汉史”焉。治《史记》者有褚无量、《新书·儒学传》言其“尤精《礼》、司马《史记》”。高子贡，《旧书》本传云：“遍涉六经，尤精《史记》”。而裴延龄“缀缉裴所注之阙遗，自号小裴”。王方庆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已见第一节。又有赵弘智，史言其“学通《三礼》《史记》《汉书》”。刘伯庄“撰《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子之宏，亦传父业”，则兼治《史》《汉》者也。此派犹治经者之守章句。其又一派，则不拘拘于此，而欲商榷史例，进退古人。其著名者莫如刘子玄。子玄作《史通》，至今为学者所称道，然此特其著书而有传于后者耳，抱此等见解者，当时实不乏人。“徐坚深重

子玄之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坐右”，即其一证。韦述修国史，作例一卷，已见前。沈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仪非之”。《旧书》其子《传师传》。子玄子 修国史，亦“著《史例》三卷”。柳璨“以《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纪其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旧书》本传。此书《新志·总集类》著录，《注》云：“一作《史通析疑》。”吴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旧书》附其兄于《汝讷传》。皆此一派之学也。此派中人，多有识力，然所言未必皆是。即如《史通》之《疑古》《惑经》两篇，最为今人所称诵。然其说实未通经学。不通经学，此题本不合妄谈。即专就史学立论，疑《尚书》而信《汲冢琐语》，宁非下乔入幽乎？讥《公羊》谓赵盾食鱼飧之非，则不知古贱者以鱼为常食，是不考史事也。谓《史记》“归乎田成子”之言，不合于生时称谥，则不知古书所载歌谣，多非当时元句，不过约举其意而已。如《南风歌》即如此。不然，谁不知为汉人之辞耶？是未达古人文例也。创新论者每多如是，是不能以经生之见绳之，然要不可不借章句学之谨严，为之弥缝其阙。凡学皆相辅相成，知异己者之所长，不执成见，拘曲说，而党同伐异，则真通人之见也。又一派专明典制。凡学皆始于应用，故读史者初必求娴故事。《旧书·赵仁本传》：贞观中，转殿中侍御史。自义宁已来诏敕，皆手自纂录，临事皆暗记之，甚为当时所伏。《蒋乂传》：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乂。征引根原，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翼日，诏兼判集贤院事。此等最为流俗所称道，实不过掌故之职，然达者为之，则能纵览古今，而扬榷其得失矣。《蒋乂传》言其“尤精历代沿革”是也。此等著述，专于一朝者，则有如李延寿之《太宗政典》。苏冕之《唐会要》，而宣宗命崔铉等续之。见《旧纪》大中七年（853年）。铉元略子，《旧书》附《元略传》。其穿贯历代者，则杜佑之《通典》最著。《旧书·佑传》云：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原，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案《新书·韦述传》言：玄宗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其见解实与刘秩相类。《旧书·元稹传》：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宣宗纪》：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参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其书亦皆与《通典》同科。足见致力于斯者，亦一时风气使然也。又一派则欲续《春秋》，讲褒贬。此派在唐未盛，入宋乃昌。欧阳修作《五代史》，讲书法，朱子作《纲目》皆是也。《旧书·裴光庭传》：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令直弘文馆，撰《续春秋传》。《新书》作《续春秋经传》。上表请以经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玄宗“手书褒赏之”。《新书》云：书久不就。《王彦威传》：彦威纂集国初至贞元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事在开成二年（837年），书凡七十卷，见《本纪》。皆此派之开端也。而萧颖士乃借以行其曲说。《新书·颖士传》曰：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

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梁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世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困学纪闻》云：萧颖士与韦述书，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汉元十月。终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于《左氏）取其文，《榖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然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案颖士所为，纯出私见。所谓《春秋》义类，特借六艺以文奸言耳。夷夏之防，即今民族独立之义，实《春秋》之所重，故孔子有微管之褒。当梁诸王相残，引敌自助，王僧辩又徒恤其私，甘弃前功而作降虏，使无陈武帝，吾其被发左衽矣。然则武帝诚有大功，合君华夏，而颖士乃以私意妄贬之，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宁非《春秋》所欲诛之乱臣贼子邪？然亦此时自有此风气，颖士乃得借以行其曲说也。史事之是非、利害，隐曲难明，言褒贬者，实已无当于史学，前已明之。故此派虽入宋转盛，卒不为治史者所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