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名字，还是那个形象，关于他的生平故事，可能已无须赘述。叙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只是试图讨论一下，为什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在哪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里，他都被一部分人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h3>1</h3>

按照部分资料的记载，格瓦拉可能是出生在1928年5月14日，但我们还是用目前通行的6月14日。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格瓦拉的父系亲族中，有人做过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的母系亲族中，曾有一位秘鲁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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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

所以，和他后来会遇到的革命战友卡斯特罗一样，格瓦拉也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格瓦拉也确实是按照“富二代”的轨迹被父母培养的。1948年，20岁的格瓦拉进入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

如果一直这样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格瓦拉毕业后应该能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有着迷人笑容的帅气医生，妙手回春，成为女护士或女病人的梦中情人，然后继承家业，安逸、潇洒地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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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格瓦拉

但是，在1950年1月的暑假（嗯，别忘了人家是南美洲），格瓦拉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第二年，格瓦拉选择了休学，和朋友骑上了一辆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从阿根廷到智利，到秘鲁，到哥伦比亚，再到委内瑞拉。在旅途中，因为摩托车出了故障，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里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是一次对格瓦拉人生产生关键影响的旅行——作为一名富家子弟，他第一次完整见识了依旧陷于贫穷和困苦的南美洲。

1952年9月，格瓦拉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随后开始拼命读书，最终在1953年顺利毕业。

但其实在1952年回国之后，格瓦拉在一篇日记里已经写下了一句话：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h3>2</h3>

1953年7月，从医学院毕业的格瓦拉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开始了他第二次拉美之旅。

这一次，他来到了危地马拉。

彼时的危地马拉，正在年轻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但改革无疑会触痛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尤其是已经将触角伸向南美洲的美国。在著名的美资联合果品公司22.5万英亩[1]土地被没收且被分给无地的农民之后，美国人决定推翻阿本斯政府。

1954年6月，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阿玛斯（危地马拉的一名军官）雇佣军入侵危地马拉，阿本斯总统很快就被迫下台——这位当时只有41岁的总统自此流亡海外，至死都没有回国。

在这场为时不长的战争中，格瓦拉毫无疑问地站在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边，在整个过程中，有几件事对格瓦拉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瓦拉得到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界的那个绰号：“切”（Che）。“切”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感叹词，在南美被用来和人打招呼或表示惊讶，类似“喂”或“哦”。

格瓦拉认识了秘鲁的女革命者加德亚，后来她成了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

美国中情局注意到了格瓦拉这个人，由此，格瓦拉第一次上了美国人的黑名单。

最关键的是，格瓦拉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革命，自己就无法安心地成为一名医生。

<h3>3</h3>

1955年，在撤离危地马拉后，格瓦拉来到了墨西哥城。

在那里，27岁的格瓦拉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战友：29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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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一起

毫无疑问，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见如故，格瓦拉随即就投入了卡斯特罗反对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队伍中。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率领82名富有冒险精神的古巴战士，从墨西哥出发，乘坐小艇驶向古巴。

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革命行动：在古巴南部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后，这支革命队伍遭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82人中只有12人活了下来。但也正是那次行动，让幸存的格瓦拉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作为随军的医生，格瓦拉面对的一个是药箱，一个是子弹箱——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子弹箱。

在格瓦拉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中，他自己把这次转变总结为：从医生彻底转成了战士。

<h3>4</h3>

成为战士后的格瓦拉，机警、冷静、无情，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批12个战士，开始转入山区打游击。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巴蒂斯塔的政权终于被推翻，卡斯特罗从最初的全国武装司令做到了总理，进而掌握了古巴的一切大权。

作为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格瓦拉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程参与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成为政坛高官后，格瓦拉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方面，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革命本色，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加薪。他没去过夜总会，也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相反，倒是在周末多次参加甘蔗地或工厂里的义务劳动（不过让别人为难的是，他提倡他的部门所有人都不领薪水，义务劳动）。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位苏联官员家中做客，当官员拿着名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那么高级的餐具？”

而另一方面，格瓦拉并没有展现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天赋。

在经济领域，格瓦拉推翻一切市场规律，推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每个企业都要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生产，结果整个国家的生产陷入停滞。1963年的调查显示，有些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才能进行。

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他用行政命令把一半的甘蔗田（制糖是古巴的命脉产业）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但古巴甚至连相关的专业人才都没有。

据《卡斯特罗和古巴》一书，在1959年至1962年这三年中，有30万人逃离古巴，希望离开的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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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成为格瓦拉的一个标志

如果这只是说明格瓦拉缺乏能力，那么另一些资料则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古巴革命刚成功时，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

从1959年1月3日到11月26日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卡瓦尼亚堡监狱每天都响起杀人的枪声。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有人认为，这一人数可能高达600人，其中不乏无辜者，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和身怀六甲的妇女。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就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格瓦拉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种种迹象表明，在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后，他开始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的来说，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告一段落，而格瓦拉认为这还只是开始。

这对曾经亲密的战友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4月1日，37岁的格瓦拉乘坐飞机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的刚果（金），他决定再一次投身革命，或者说，帮助全世界各国的穷苦人民革命。

也正是这一次的抉择，让格瓦拉的人生轨迹开始发光。如果他待在古巴继续担任高官辅佐卡斯特罗，或许可能会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小小的一笔，但绝不会像今天那样，被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用一种近乎崇拜的方式铭记。

因为格瓦拉放弃了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优越生活，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再一次主动投身到艰苦的战斗中去。

只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去检视过他理想的可行性？

<h3>5</h3>

古巴革命的成功，显然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板。

在刚果（金），格瓦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刚果的游击队根本搞不明白：一个白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来吃苦？

格瓦拉告诉他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但对于游击队员而言，“帝国主义”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打倒现在由白人组成的政府，过上好日子就行了。

在那里，格瓦拉无法颁布政策和纲领，无法改变农民的生活，自然也无法发动群众。甚至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回归本职，做一名医生——刚果的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酒或嫖妓，格瓦拉需要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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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在非洲

在非洲丛林中辗转了7个月后，格瓦拉最终被他的战友们劝离了刚果。尽管格瓦拉曾表示将伤兵送回古巴，而自己要在丛林中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战友们的请求。

不过，格瓦拉没有回到古巴。

在卡斯特罗后来公布的格瓦拉给他的道别信中，格瓦拉宣称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到世界各个角落的革命中去。

这一次，格瓦拉选择了玻利维亚。

1967年，格瓦拉来到了玻利维亚。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他认为，玻利维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他的游击队也能与当地战士打成一片。

但是，格瓦拉一开始就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蒙赫闹翻了。

蒙赫的意见是，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需要取得领导权。而格瓦拉认为，“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