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如此团结。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满满:“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团结了,还打不跑小鬼子?”
但是,从上海的战况进展来看,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愿。
<h3>6</h3>
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二一六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二营做预备队,三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一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住了。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5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订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这样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是怎么对付日军战车的:“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告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轧我们的单兵,辗轧之下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什么的,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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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算得上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和胡家骥二一六团一起进攻汇山码头的,还有杜聿明的南京装甲团——这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结果参加战斗的坦克战车全部被击毁。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和坦克战车进行协同作战。坦克战车手们认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后面而不懂得火力掩护,而步兵们则认为,你坦克自己有装甲,为什么不让我们躲,还要我们配合掩护?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步炮协同”。为了打上海,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团。但是在攻击时,炮兵和步兵却缺乏实战协同演练,最终往往是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向敌方阵营发起冲锋。
还有就是从指挥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现代化战争经验不足的问题。
桂军是当时地方军中公认的最能打的部队,白崇禧也憋足了劲想让桂军在淞沪会战树一面旗帜,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击战中,他一下子投进去了桂军6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火力侦察和压制,冲锋前的烟雾弹又因为风向原因被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就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成了对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军士兵虽然抱着必死的信念拼命向前冲锋,但绝大多数好男儿都倒在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之下。
只打了一天,桂军6个精锐师就全垮了,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军队的斗志毋庸置疑,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伤亡。按照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史说的回忆:“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之后,就留下了几副伙食担子。”
其实何止是一个团。当时中央军的一个师上去,能顶一个星期;杂牌军的一个师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残了。连见多识广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忍不住感叹:“淞沪战场真是一个血与肉的大熔炉。”
淞沪会战开战10天,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张治中又急又愧: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一开始的数量是日军的十倍之多,虽然猛攻猛打,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最终让日军固守待援的战略意图实现。
为此,蒋介石把自己着力培养的亲信陈诚也调了过来,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负责指挥淞沪会战。
但是,战况依旧没有改观。
随着登陆增援的日军大幅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处境越发艰难。
<h3>7</h3>
1937年9月7日凌晨,姚子青最后望了一眼上海宝山县城。
姚子青是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的营长,他得到的任务,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任务:死守宝山。
当淞沪会战快打到一个月的时候,中国军队在初期建立起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随着拥有巨大优势的日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增援,中国军队的多处防守阵地被突破,日军的登陆地点很快就要连成一线。
而宝山,就是登陆地点中的一个关键枢纽。
自9月5日凌晨开始,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协助下,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姚子青率全营500多人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开始发射大量燃烧弹,宝山县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姚子青告诉残存的全营士兵:“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但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
每一个士兵都遵从营长的教导,即便在日军攻进县城后,依旧依靠每一个屋顶、每一条街巷、每一堵断墙,与日军展开巷战。子弹打完了,就用砖头、用木棒,甚至用牙齿咬。
最终,除了一个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自姚子青以下,三营全体殉国,无一人生还。
宝山的失守,导致上海北部的罗店防线失去了坚守意义——之前这块阵地已经几经易手,中日双方在这块弹丸之地都投入了超乎想象的重兵。
为了守住罗店,蒋介石把自己手里残存的好牌都投了进去,包括在之后让日军最心存忌惮的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后扩编为七十四军),以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
丢了再抢,抢了再丢,在阵地狭小的罗店,每一天都是地狱般的惨烈景象。在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中国士兵连自己战友的尸体都运不下去,最终尸体堆得比战壕还要高,只能把战友的尸体当作沙袋做掩护,子弹打在上面“噗噗”作响。有的士兵打着打着就哭了,因为对方子弹打的,是之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
而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死后,也将成为战友的屏障。所以他们在重新挖战壕的时候都一声不吭——每个挖的士兵都知道,他们就是在为自己挖坟墓。
在罗店,中国士兵最渴望的其实是拼刺刀,因为那会将双方在火力上的差距缩到最小。所以在罗店阵地上,曾出现过上千人规模的肉搏战——浑身负伤但双眼血红的中国士兵们一听到号声,依旧如同猛虎一般冲出战壕,扑向日军。排长牺牲,连长带头冲,连长牺牲,营长带头冲,营长牺牲,团长装上刺刀冲出战壕。
小小的罗店,中国军队伤亡数万人,而日军也伤亡万人,被公认为淞沪会战中的“血肉磨坊”。
而像在宝山、罗店上演的如此惨烈的战斗景象,在淞沪会战的中期,每天都同样上演在大场、杨行、刘行、吴淞、川沙、蕴藻浜等各个中国军队的战场。当拥有巨大装备和战斗素质优势的日军扑上来的时候,支撑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死守不退的,就是一颗保家卫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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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在八十八师撤退的情况下,谢晋元奉命率400孤军死守四行仓库,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形象。(参看《历史的温度1》收录的《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但是,当这场会战打到11月初的时候,已经从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守的中国军队,还是迎来了一个最坏的消息:由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为主组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强行登陆成功。
中国军队的后路被抄了。
忽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是中国军队指挥层的严重失误,但这时候,也没空追责了,因为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上海激战近三个月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很有可能被日军合围全歼。
<h3>8</h3>
1937年11月10日上午,彭孟缉面对着布满地雷的大桥,痛哭失声。
彭孟辑,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团长。他统率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重炮兵团,配备全中国仅有的德制150毫米口径榴弹炮。而接到撤退命令的他,却在上海以西的一条大河边无法前进——先前过去的兄弟部队的工兵部队,为防止日军追击,已经在桥上布满了地雷。
和彭孟辑一起困在河边的,还有大批从上海市中心撤下来的兄弟部队。没有事先通知,没有统一调控,也没有人管后续部队的死活。
最终,彭孟缉只能下令: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那批重炮推入河中。
望着滔滔河水,彭团长和手下的将士泪水止不住地流。而耳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惨叫声——有兄弟部队的士兵冒险试探过桥,被自己人埋的地雷炸死。
彭孟缉部所呈现的,只是数十万中国军队撤退时混乱画面中的冰山一角。在撤退这件事上,蒋介石难辞其咎。
在手下将官纷纷劝他下达总撤退命令时,蒋介石却总是寄望于国联的调停和干涉。包括在11月6日明明已经听取陈诚建议决定撤退,却因为布鲁塞尔召开国联大会,想看看国联会不会干预,于是又下令全线再坚守三天,直到11月9日才明确下令实施总撤退——三天的宝贵时间,被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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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当时拥有的150毫米口径榴弹炮,最终只能在撤退途中推入河中
而比浪费时间更可怕的,是撤退时完全没有秩序和协调。
在上海浴血奋战了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命令,却不知道往哪里撤;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方向,却不知道撤退时间和撤退序列;还有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但看到负责掩护的友军部队撤了,也只能跟着撤。
一时之间,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没有掩护、没有断后的情况下,开始往上海周边方向大溃退,到处都出现几万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和轰炸活靶子的景象。有的大桥奉命要被炸毁,却因为后续友军部队还没有过桥而发生争执,甚至出现了多起自己部队拔枪相向的场面。
不少满腔热血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杀敌的子弟兵,最终却死在了溃退的路上。
<h3>9</h3>
1937年11月11日,俞鸿钧脸色凝重。
俞鸿钧,上海市长。他做市长的时候,40岁都不到,可见能力确实非同一般。但在战争时期,他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这一天,俞鸿钧奉命告诉上海市民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军队已经全部撤离上海市区。
历尽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了。
上海陷落了。
但是,俞鸿钧的使命,是宣读一份《告上海市民书》:“……以酷爱和平之民族,被迫与黩武之强敌抗战,所持者唯此坚忍不拔之志愿,称意敏果之行为,但使尺寸土地之进出,胥有代价可言,则目前之小胜小负,胥无与于最后得失之衡量,此长期抗战之精神意义,所以必须洞彻了解,无所用其彷徨顾瞻也……”
其实,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表的《告上海同胞书》的开头,说得更直白一些:“亲爱的上海同胞们:我军这次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从这时候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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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鸿钧
当然,在日本军部大本营看来,这只不过是失败者一种“体面”的说辞而已。
他们的注意力,已经放到了离上海只有300多公里的南京——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的第十军,都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不断发出“请战”的诉求。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日本人未必不知道中国人想借淞沪会战,将他们引入“由东向西”的攻击线路中,而是他们不在乎:
上海一战,虽然日本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变成了“三个月打进上海”,但毕竟也歼灭了蒋介石的大量精英部队。等到再打下南京,坐着等中国人来投降就可以了。
然而,一个星期后的11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一条声明,彻底震惊了日本人。
在这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把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
南京战役还没打响,中国人已经宣布迁都了。
这背后透露出的只有一个信息:在历经三个月炼狱般的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人只得到了中国人斩钉截铁的三个字答复:
“不投降!”
如果一定要扩充一下,那就是五个字:
“坚决不投降!”
馒头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淞沪会战都堪称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以及最惨烈的会战之一。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在上海先后投入了总计100万兵力。蒋介石确实拿出了他能拿出的所有底牌,先后投入100多个师共70万精锐,最后自报伤亡30万(其中10万伤亡于撤退途中)。而日军也被迫前后投入8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多个联队,接近30万兵力,最终自报伤亡4万(有统计数据最终为7万)。
在淞沪战场这座血与肉的大熔炉里,日本人不得不认识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他们之前认知的“支那”——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依旧是那个只要有几艘炮舰在大沽口露一下面就会投降谈判的国家。
而在世界各国眼中,中国人也因为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认知。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卡尔逊曾说过,淞沪战役足以证明两点:“第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世人视为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
当然,日本和列强可能忽略的一点是,淞沪会战其实真正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国民党政府一改“七七事变”之后的犹豫和彷徨,正式认定将和日本全面开战。这场战争不仅仅促成了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军站在一条战壕,更加快了当时中国两个政党的一致对外:淞沪会战开战后9天,蒋介石就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2日,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
但是,淞沪会战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当时的我们,更清楚地审视了自己。
我们的祖辈一直口口相传的一句话是:“小日本如果敢来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他们了!”
但事实上,通过淞沪会战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依旧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发起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别说是“一人一口唾沫”,千千万万子弟兵抱着必死之心,拼上血肉之躯依旧无法阻挡侵略者的进攻。
在淞沪会战之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退让是因为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不敢打,不然小日本怎能如此嚣张?但这场会战打完之后,很多人终于意识到——战场上的事,确实要意志力,但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仅靠意志力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场发生在80多年前,历经三个月的惨烈会战,从今天回望,依旧有太多的教训和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就不会变。
但当真的挨打乃至处于危亡之际,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妥协或屈服,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会挺起胸膛,坚决抵抗。
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刻,用身躯,用鲜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