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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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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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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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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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京大学得以继续办学
<h3>6</h3>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h3>7</h3>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