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1 / 2)

一部晚清史,我们会记住不少大人物的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我们也会记住一些奋战在一线的将官名字: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刘步蟾……但有一个人,他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只一闪而过,他是一名提督,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足以让我们掩卷长思。

<h3>1</h3>

1900年7月9日,凌晨5点;天津,八里台。

5000余名清军士兵的双眼,直直盯着前方。

在黎明前的雾气中,渐渐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6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士兵。

空气死一般沉寂。直到一颗炮弹从八国联军的阵地飞来,在清军的阵地炸响。

一场生死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清军阵营里,走出一位身穿黄马褂的年长高官。这实在是一幅非常诡异的画面——生死大战,作为本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没必要穿得那么正式且醒目的,即便非要穿得如此,那也没必要亲临第一线。

眼看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要超过本方不少,考虑到本方士兵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部下劝那位黄马褂指挥官请求增援。

但那位指挥官拒绝了:“没有增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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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看上去像一个肥头大耳的贪官,但看下去,你的印象可能会改观

部下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指挥官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位指挥官,叫聂士成。他当时的官衔,是直隶提督。

此时此刻,聂士成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逼到这一步。

<h3>2</h3>

聂士成,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

说他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倒也不虚,只是练武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他母亲——这位在家乡有名的烈性女子,据说70岁的时候仍能和年轻后生们一起举石锁。母亲给聂士成留下了两句家训:第一,聂家人不能手心朝上(指不能乞讨);第二,聂家人没有孬种。

26岁时,聂士成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军。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算是跟对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在最早投效的庐州军营里跟的团练大臣袁甲三。袁甲三是谁?他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项城袁氏?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吗?没错,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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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

当然,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和袁甲三是攀不上什么交情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本事立军功。

聂士成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碰上了镇压捻军。他从军的第一年,就升到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但封的是五品顶戴(“把总”一般是七品)。

1863年,袁甲三“退休”,聂士成改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整个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刘铭传。

跟了刘铭传之后,聂士成一路转战南北,主要打捻军。到1868年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名提督了(清朝的“提督”为从一品,从理论上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记名”的意思是你的战功到了,但因为你的年龄、资历不够或暂无位置空缺等原因,先给你个待遇),他立下的战功可见一斑。

一个武将要想不断升迁,靠的只能是立军功。对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

一场是中法战争。1884年,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下进犯台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死守台湾,一面向清廷求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聂士成主动请缨,率800人租用英舰“威斯利”号从台南登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将孤拔舰队赶出了台湾本岛。

另一场是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随叶志超率军支援朝鲜。在朝鲜,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军在摩天岭正面阻击日军。他充分利用地形,设疑兵,搞突袭,杀敌无数,取得甲午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依旧无法攻克摩天岭。

这两场战争之后,聂士成已经名列“后淮军三杰”,官授直隶提督。

1899年,受痛于甲午之败,清廷决定建立新式军队,命名为“武卫军”(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坐镇“武卫中军”)。聂士成统领的是“武卫前军”,基本上全都配备了近代陆军的火器装备,在“武卫军”分支中,其战斗力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那一年,聂士成已经63岁了。

但等待他的,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折磨,乃至屈辱。

<h3>3</h3>

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武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发起的社团,在山东开始崛起。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兵、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了不少流氓无赖。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典型的,当属袁世凯。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他在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地请来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情,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成员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暴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的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叫来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戴罪立功。

<h3>4</h3>

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8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1.15万余公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诸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掺和”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万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万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水平,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西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因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火力配备不亚于对方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得到任何封赏。

到了6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10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名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