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亦即1937年到1945年间，中国文化界便无人再鼓吹尼采。

国家将亡，民族将沦为奴族，谁还来谈怎样成为“最高的高人”呢？当“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竖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华人集体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解放，又能张显到哪里去呢？

事实上，1949年以后，在中国几乎听不到尼采的名字了。“文革”中的红卫兵，无论是中学的、高中的，还是大学的红卫兵，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知尼采其人。但是，红卫兵的理念、意志、表述思想的语言以及口号，与尼采是多么地相似啊！首先在彻底否定一切这一点上，两者是空前一致的。

尼采认为——他以前的世界已经彻底地朽烂了，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宁评说资产阶级“僵尸”的话，但列宁显然是不屑于“利用”尼采的吧？红卫兵认为——在自己以前的中国，刚刚变成了“红色”的，却又由“红色”完全变成了“黑色”的。

尼采要从文化上对他以前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清算。红卫兵也要对中国那样。

尼采蔑视他以前的一概道德标准——文化遗产和价值判断的原则。红卫兵亦如此。

尼采要由自己“改良”人类。红卫兵也同样“允诺”进行如此“伟大的事业”，虽然不曾有人拜托。

尼采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最洁”者。红卫兵认为自己是政治上的“最纯”者。

尼采在精神上“唯我独尊”。红卫兵在阶级立场上也“唯我独革”。

尼采极为骄傲于他血液里的一种元素——勇猛！“勇猛就是击杀！每一次击杀伴随着一次凯旋！”红卫兵也是勇猛的。每一次勇猛的行动都伴随着破坏和鲜血。“我总是想要将一只脚踏进他们（指贱氓）的嘴里！”尼采这么说，红卫兵几乎这么做。倘谁真的能将脚踏入别人们的嘴里的话。

“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同胞们，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我意象中的影像！呀！它卧在最坚固、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的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囚牢，石块中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美丽的超人向我移来了，呀！同胞们……”尼采如是说。“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高举起红色的铁锤，将旧世界砸它个落花流水！让我们砸出的火星汇成一片片新世界的曙光！让我们彻底砸烂旧世界，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卫兵在“文革”中每振臂作如此大呼。

尼采强烈反对说教，但是他一再说教世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他所授的方法是“自我刷洗”。红卫兵“超越自我”之方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那么多，那么多。而最相似的一点是：尼采说：“现在，这个世界当由我们来支配的时候到了！”红卫兵们说：“我们来掌握中国命运的时候开始了！”

尼采的话印在尼采的书中。红卫兵们的话，记载在当年的红卫兵小报中。

尼采有精神“红卫兵”情结。红卫兵有“后尼采意志”。

这一种相似证明了一种真相。即——在某些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强烈的欲念，总是企图居于主宰、统治或用尼采的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支配”的欲念，它有时体现为反抗压迫的行动；有时驱使着的仅仅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尼采以他著书立说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调动和彰显了他本性中的这一欲念。“文革”以它号召“造反有理”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调动和彰显了红卫兵们本性中的这一欲念。

用尼采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即《人性的，太人性的》——之真相。

尼采哲学的一种真相。

关于尼采和中国知识精英

凡尼采思想的熔岩在中国流淌到的地方，无不形成一股股混杂着精神硫黄气味的尼采热。

“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几乎一切古典思想，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们而言，已不再能真实地成为他们头脑所需的食粮。

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面包者，洋主食也。在中国人看来，当时乃高级主食。

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如鲁迅当年因不闻文坛之“战叫”而倍感岑寂，中国那时的大小知识分子，无不因头脑的营养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尼采“面包”来了，弗罗伊德“面包”来了。在大小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它们是“精白粉面包”，似乎，还是夹了“奶油”的。

与水往低处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国知识结构高处流去的。

撇开弗氏不论，单说尼采——倘一名当时的大学生，居然不知尼采，那么他或她便枉为大学生了；倘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别人热烈地谈论尼采时自己不能发表一两点见解以证明自己是读过一些尼采的，那么简直等于承认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学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导师，关于尼采和学生之间毫无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语言的交流，那么仿佛他的知识结构在学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问题了。

这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追星”现象，或曰“赶时髦”现象。虽不见得是怎么普遍的现象，却委实是相当特别的现象。此现象在文科类大学里，在文化型大小知识分子之间，遂成景观。在哲学、文学、文化艺术、社会学乃至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诸方面，尼采的思想水银珠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而无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学，真的那么包罗万象吗？

台湾有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很凄美的咏落叶的诗。首句是：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看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当时，对于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影响之久、之广、之深，我以为无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细分析起来，其影响又分为四个阶段。或反过来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借尼采这张“西方皮”，进行了四次精神的或曰灵魂的蜕变。

第一阶段：能动性膨胀时期。主要从尼采那里，“拿来”一厢情愿的“改良”者的野心。区别只不过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文人型知识分子们，恰恰由于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惭愧于面对世界发言，而只企图“改良”同胞了。这其实不能不说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和姿态，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为连鲁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未能达到之目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也是难以接近那大志的。一国之民众是怎样的，首先取决于一国之国家性质是怎样的。所谓“道”不变，人亦不变。所以，在这一时期，“尼采”之“改良”的冲动体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诗体的呓语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个人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却有着“集体主义”的性质……

第二阶段：能动性退缩时期。由于“改良”民众力有不逮，“改良”国家又如纸上空谈，甚至进而变为清谈，最后仅仅变为一种连自己也相互厌烦的习气。于是明智地退缩回对自己具有“根据地”性质的领域，亦即“生长”于来自于的领域。

这当然只能退缩到文学、文化或所谓“学界”的领域。他们（某些知识分子）于是又恢复了如鱼得水的自信。

那时他们的口头禅是“话语权”。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所要赋予人并保证于人的“话语”的正当权利。对于社会大众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所要争夺到的是以他们的话语为神圣话语的特权“制高点”。这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同类某时缺少连当局亦有的宽容，经常显得粗暴，心理阴暗而又刁又痞。并且每每对同类使用“诛心战术”的伎俩，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位新神，要用“锤”砸出一个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新世界。

红卫兵认为自己是仅次于“最高统帅”的新权威，声称要“千钧霹雳开新宇”。

尼采想象自己是一股“罡风”，要将他以前的人类思想吹个一干二净。

红卫兵形容自己是“东风”，要“万里东风扫残云”。

是的，他们既像尼采般自大，也像红卫兵般狂傲。甚而，有点儿像盖世太保。他们取代的野心退缩了一下，立刻又在如鱼得水的良好感觉之下膨胀起来。

他们的一个特征是，几乎从不进行原创文本的实践。因为以此方式争夺到他们的“话语权”未免太辛苦，而且缓慢。他们也根本不愿潜心于任何理论的钻研，因为他们所要的并非是什么理论的成果。他们看去似乎是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所谓批评一向充满攻击性的恶意。他们有时也为了需要“大树特树”他们眼里的“样板”。但是被他们所“树”者或已经死了，或已经沉寂。这时他们的姿态就如“最高的高人”指认出某些仅次于他们但高于众人的“高人”。对死者他们显出活着的沾沾自喜的优胜；对沉寂者他们显出“拯救”的意味。

他们的无论什么体裁的文本中，字里行间跳跃着尼采文本的自恋自赏式的主观妄想，有些文字，简直令人觉得就是从尼采文体中“偷”来的。“偷”来的自高自大，“偷”来的浮躁激情，“偷”来的浅薄“深刻”以及“偷”来的极为表演的“孤独”……

那是饱食了“尼采面包”而从他们精神的“胃”里嗝出的消化不良的思想嗳气。

其时他们的另一口头禅便是“精英”。这一词在报刊上的出现率，与后来的“浮躁”等量齐观。它在他们的文章和语感中，浸足了“我们精英”的意识汤汁。其方式每以圈点“精英”而自成“精英”。既然已是圈点“精英”之“精英”，其“话语特权”当然天经地义至高无上。于是文化思想界的“精英”，似乎与商企界的“经理”一样多起来了。如是“精英”们中的某些，一方面表演着思想的“独立”，一方面目瞟着官场。在他们那儿，其实“最高的高人”，便是最高的高官。一受青睐，其“独立”的思想，随即官化。他们有一种相当杰出的能力，哪怕仅仅揣摸透了官思想的只言片语，便如领悟了“真传”，于是附应，且仍能特别“精英”的模样……

然而后来有一种比他们所自我想象的那一种作用更巨大的作用，便是商业时代本身的能动性。后者以同样粗暴甚至以同样刁和痞的方式，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取代什么的时候，取代没商量地取代了他们，连同他们所梦想的话语特权……

于是他们再也无处可以退缩，在最后的“根据地”萎缩了。

第三阶段——能动性萎缩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尼采弟子”们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他们中一部分人竟令人刮目相看地赶快去恭迎商业时代这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并双膝齐跪捧吻“他”的袍裾，判若两人地做出他们曾一度所不齿的最最商业的勾当，从而证明了他们与尼采精神的本质的区别。因为尼采虽是狂妄自大的，但在精神上确乎是远离“商业游戏”的。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却真的开始“回归”自我，在自己的一隅精神世界里打坐修行。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原本就是具有某种精神追求标准的人。也足以证明他们先前的尼采式的社会角色，是发自内心的力图积极作为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而非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的虚假姿态。他们和前一类人从来就没一样过。尽管都曾聚在尼采思想的麾下。

对于前一类人，尼采是一张“洋老虎”皮，披上了可使他们的狂妄自大和野心“看上去很美”；而对于他们，尼采是当时从西方飘来的唯一一团新思想的积雨云，他们希望能与之摩擦，产生中国上空的雷电，下一场对中国有益的思想的大雨。只不过尼采这一团云，并不真的具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强大的电荷……

他们无奈的精神的自我架篱自我幽禁，分明地乃是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心理的失落、失望和悲观。

尼采那种仿佛具有无边无际的自我扩张力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一番贵宾式的巡礼之后，吸收了中国思想天空的潮度，湿答答地坠于中国当代某一类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神山头，在那儿凝成了与尼采思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一种中国特色的可称之为“后道家思想”的东西。一种“出世”选择与不甘心态相混杂的东西……

以上三个阶段，即从自我能动性的膨胀到退缩到自我幽禁的过程，也是许多根本不曾亲和过尼采的中国当代大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录像。

尼采思想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头脑中随时会自行“生长”出来的一种思想。有时它是相对于社会的一剂猛药，有时它是相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遗传病。

关于尼采其人

在1844年，在德国，尼采相当幸运地诞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远离欧洲大陆的一切灾难、愁苦和贫困。他的生日恰巧是德国的国庆日。这个家庭使他从幼年至青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用尼采的话说：“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别打算，只要有耐心，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尼采五岁丧父。

尼采感激并崇拜他的父亲——其父曾是四位公主的教师：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泰莱莎公主。她们都是德国最显贵的女人，当然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忠于王朝的人。

尼采的“哲学”几乎嘲讽了从“贱氓”到学者到诗人的世上的一切人们，包括上帝，而唯独对于世上的皇族和王权现象讳莫如深。

尼采的祖先是波兰贵族。

但他对此出身并不完全满意。

尼采如是说：“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好像我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

但他强调：“一方面，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即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为像德国人。”

但他强调：“不过，我的母亲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也是一样，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亲密的接触，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日记里的‘爱莫琴’即是她。”

毫无疑问，尼采纵然不是一个血统论者，也是极其看重出身、门第和血统的人。

故尼采认为：“我可以第一眼就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这种看不见的污秽可能是卑劣血统的结果。”

故尼采的“哲学”，充满了对有着“卑劣血统”的人，即“贱氓”们的鄙视。“贱氓”在尼采的“哲学”里，正是按“成分论”划分的人群，而非从其他意义上划分的人群。

尼采的成长备受呵护与关爱——他身旁一直围绕着唯恐他受了委屈的女人：母亲、祖母、两个姑姑和妹妹，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对于一个丧父的男孩，那些女人们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无微不至多么甜腻可想而知。

这是尼采成年后反感女性的第一个心理原因。

一种餍足后的反感。

尼采有过两次恋情，失败后终身未婚。

第二位女性“外表看起来可爱又有教养”。

没有结成婚姻的原因，从尼采这方面讲是“她企图将一位思想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

后来婚姻对尼采遂成为不太可能之事——因为他已开始多少被人认为“精神有问题”。而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

尼采的反宗教，确切地说反“上帝”心理，乃因他曾在大学修习过神学。不少与他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恰恰是在真正系统化地接受过神学教诲而后来成为宗教文化的批判者的，比如曾是神学院学生的俄国的别林斯基。过分赞扬尼采否定“上帝”的勇气是夸大其词的。因为“上帝”于此之前差不多已经在世人心中“死了”，因为人类的历史已演进到了“上帝”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尼采是有教养的。他几乎能与周围任何人彬彬有礼地相处。当然，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一个“贱氓”。尼采是有才华的，他在古典语言学和文学见解方面的水平堪称一流。尼采的爱好是绝对优雅的——音乐和诗，而且品位极高，而且几乎成为他的头脑进行思想之余的精神依赖的爱好。

尼采是一个天生的思想者，是一个迷恋思想活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狂。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究竟是“思想强迫症”使尼采后来精神分裂，还是潜伏期的精神病使尼采无法摆脱“思想强迫症”。

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方面在我看来有两点：一、一切道德应该尊重并建立在承认人首先是自私的这一前提之下，而不是建立在想象人应该是多么无私的基础之上。二、这个世界发展的真相与其说是由争取平等驱动着的，毋宁说更是因为竞争——确乎，尼采以前的人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但即使关于以上两点，也绝非尼采思想的“专利”。在他之前，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论及此两点。比如罗素关于道德曾一语中的：“道德不应使对人快乐之事成为不快乐。”——言简意赅，说出了尼采絮絮叨叨说不清的人性真相。

尼采的生活方式，是纯洁的——远避声色犬马。类似康德的那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比康德在乎对美食的享受。

“我甚至在音乐和诗歌方面也早已显示出伟大的天才。”

“我对自己有一种严厉清洁的态度是我生存的第一个条件。”

“恐怕他们（指他的国人）很少会评断过关于我的事情……”

“然后事实上很多年以来，我差不多把每一封我所接到的信，都看作一种嘲弄。”

“在一种善意待我的态度中，比任何怨恨的态度中有更多的嘲弄意味……”

“周围一片伪装……”

以上文字，比比皆是地出现在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中。“尼采迷”们却便认为正是他狂得可爱和敏感得恨不能将其搂抱于怀大加抚慰的“鲜明的个性”之自我写照，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不从精神病学经验方面加以重视。

自恋、妄想、猜疑、神经质般的敏感——在今天，这些其实已成为早期诊断精神病的一种经验。因而有才华的尼采首先是不幸的，其次是值得悲悯的，最后才是怎样看待他的“哲学”的问题……

尼采又是孤独的。执迷地爱好思想的人，内心里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头脑被妄想型精神病所侵害着的人，内心也都是超常地孤独着的。尼采的心不幸承受此两种孤独。诗人的气质，思想的睿智，思辨的才华，令人扼腕叹息地被精神病的侵害降低了它们结合起来所应达到的高质量。

在他那优美散文诗体的思想絮片之下，在他那些亢奋的、激情灼人的、浪漫四溢的“哲学”礼花的绚丽后面，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人类一颗最傲慢的心怎样被孤独所蚀损。

在这一点上尼采使我们联想到凡·高。尼采在无忧无虑的体面生活中，被“思想强迫症”逼向精神分裂；凡·高在朝不保夕的落魄的生活中，被“艺术强迫症”逼向同样的命运。他们反而在那过程中证明了各自毕竟具有的才华，此乃人类的一种奇迹。

尼采的孤独又体现着一部分人类之人性的典型性——即在人类那部分既“文化”了又执迷于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的内心里，上苍先天地播下了孤独的种子。他们的理念路线，常诱导他们去思想这样一个亘古命题——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