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对于鲁迅，胡适一向被大陆的历史定义为近代以降“右翼”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这么定义自有其道理，因为连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都不曾是过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国民党。

确乎，在国共两党之间，胡适是选边站的。

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却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陆，那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选择去了美国，于是上了“战犯”名单，且排名极为靠前。

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之对错，单论其历史作用与人格美点，我以为周、胡二人身上实在是有诸多相同之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胡适就不是了吗？肯定应该说更是的吧？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汉字能在中国较容易地达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以现代汉字创作出越来越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能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人人读起来轻松流畅的中文读本，是不是应该对胡适心怀感激呢？

那在当年也是一件骂声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对千夫指，甘为孺子牛”呢？只不过他做得相当淡定，未曾“横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与志同道合者们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党派、阶级，功在国家与民族的。

胡适是有奴颜和媚骨的吗？

当然也是丝毫没有的——他与蒋介石之间一向以诤言、逆言平等讨论问题的自尊自重的态度，足以说明此点。

他虽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于“国统”时期，一再大声疾呼民主、法制、言论自由、人权平等，难道不也等于是在不遗余力地传播进步思想吗？

与鲁迅的四处树敌相反，胡适是团结每一个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连瞧着他大不顺眼的辜鸿铭，他也不愿与其真的形成交恶关系，而且最终辜鸿铭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团结了——因为辜鸿铭在他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坏人。

当时及以后曾有某些人士贬损胡适“是个大乡愿”，在我这儿，视为“訾嗷”蔡元培的同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我认为此评恰当，毫不过分。

但我更喜欢徐复观评胡适的——“一个伟大的书生”。

此“书生”在社会学的主张方面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但又与坚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的两位高级领导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友谊深焉。

他之反对暴力革命纯粹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而非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李、陈二位逝后，他将对他们的真挚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书上。

他“书生”到写信劝毛泽东解散共产党的武装，以不流血的参与议会斗争的方式对抗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当然是天真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会是国民党的血，许多共产党人却肯定会肝脑涂地。

他也很反感蒋介石搞党天下，反对“剿共”，认为共产党当然不是“匪”，而是国民党的公开的，有政治纲领、组织系统和军队的“政敌”而已；所以国民党不但应该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还应划分给共产党至少一个省，任其搞共产主义试验——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权力效仿。

因为他是一个影响力“伟大”的书生，而且又是由于真性情驱使的真天真，国、共两党才都不忍心灭他。

他也真的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纷纷投奔共产党，拿起枪来反抗！”

他也会天真得相信谣言，见报上说共产党入川后“大开杀戒”，致使几十万人头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国民党拯救四川，“该出手时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当了，复而对共产党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产党逐渐拥有了大陆，天下定局分明，他却偏要忠于他的政治主张一条道走到黑。

国民党退至台湾，他也不跟随求安，于是“流亡”于美国。

蒋介石请他去台湾出任“科学院”院长，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对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扬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了；也一再名列国民党的黑名单榜首。

他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却终生无怨无悔。

大陆大张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对。

蒋介石其实也巴不得他早点儿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对两边任何一边都绝无屈膝之态。

这是否称得上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当然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蔡元培、鲁迅、胡适，他们其实有着一样的骨质，并列于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格和思想主张。

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风范立人做事的。

而鲁迅不愿做“君子”——如绝不行小人勾当和反感成为人格榜样——这乃是由于他之甚缺兼容并包的襟怀和长期纠缠他的“憎恨的痛苦”所决定的。

他们都是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侥幸存在的人物。

胡适的千年唯此一“书生”的文化“气象”也是不可复制的——以我的眼看来，中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胡适那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识分子们身上不会再现特征。

四、关于郭沫若，便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基因”，在中国当下及以后几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将还会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对当官（其实大抵是当管文化知识分子的官）这件事的不同感觉而决定体现得明显与不明显。普遍规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鲜明。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素质还是进步多了的，表现如下：

1．凡需表态（除非事关国土完整、国家分裂与否），都更愿以低调为好。高调的、激扬文字的、哗众取宠意图分明的表态，已基本上为文化知识分子所不耻。偏演此技者，定遭同类侧目。

2．倘同类又上什么名单，落井下石者鲜见矣。即或其言行的确与自己之见解或主张相左，也只不过表示遗憾而已。若并未被要求表态，则大抵沉默。趁机充当棍棒，采取诛心之法，置同类于雪霜之境以博青睐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鲜闻。并未绝种，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滤掉具体语境，对某同类之发言断章取义，归纳成“黑话”，匿名或实名向有关机构打小报告，目的在于表忠取宠的现象也少了。我从青年时期便深受此种现象之苦，极厌之。如今此现象也并未完全消除，但同类之间的出卖确已被公认是卑鄙行径了。工作性质的汇报却还是常态——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万岁。有的话别当人家面说才好，你说了，使人家为难。不汇报，人家失职，可能要被问责；汇报了，人家觉得对不起你。所以须懂事。这点道理，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分子开始认同。

在胡适们的时代，文化知识分子们最为关注的乃是民族与民权问题。民生虽哀鸿遍野，文化知识分子们发声的重点倒不在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国情，不同时代的文化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权——中国之文化知识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么也卸不下来，那么在这两方面还是有些作用可以发挥的。

写到这里，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适了——他们之教育兴国、法制医国，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径，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时耳。

现在之中国，当然还是需要鲁迅精神的；而我却希望蔡元培和胡适的“基因”，在自己和同类们的言行中也有所现——人格上可敬起来，话语权便更大些……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