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仅仅提示一下就够了：德国政府在南非战争期间，肆无忌惮地在德国全境鼓动对英军的毁谤，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公开反驳过。而且，跟随英军身临战场的德国军官已经给他们提交了忠实的报告，他们仍然照样污蔑。当帝国议会继续以史无前例的风格叱责英国内阁大臣时，比洛亲王完全可以对听众公开这些严重歪曲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他其实了解真相。我们已经报道过他和一位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英国绅士的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张伯伦先生的著名演讲后的第二个星期。而德国人宣称他的这次演讲是敌对的根源，但是，谈话的正确版本证明德国报刊广泛报道的诬蔑毫无依据。比洛亲王表示：当时，他的政府对英国大臣的态度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但他几天后就自甘堕落，向帝国议会表示他同情德国人对张伯伦所谓的讲话和英军所谓的暴行的愤怒抗议，而他明知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张伯伦庄严的答复引起这位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要求英国政府道歉，因为英国人冒犯了他不体面的煽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他仍然向帝国议会暗示：英国政府已经作出解释，以前说过的任何话都不是有意侮辱德国人。[4]

德国在其他领域提出新的要求，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不过，对方越来越不愿意像原来一样迁就。长期以来，德国在中国的举动对英国极其不友好。1895年，它试图向中国政府索取扬子江口的舟山群岛为加煤站，而没有事先告知英国政府，但众所周知，英国根据业已确立的条约权利，在该群岛享有优先权。德国攫取胶州湾，违背了任何公认的政治行为准则,无视英国或其他列强宣示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但德国不满足于攫取青岛港，还计划进一步吞并广大富饶的山东全省。德国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政府强索让步，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功于它声称获得了英格兰的支持。不用说，它根本没有告知或咨询过英国。况且，这样的协定严重违背英国的条约权利，使一个有价值的省份对英国贸易和企业关门，英国政府定将反对。

大约在这时，德国秘密接近俄罗斯，想要达成协议。德国渴望通过这样的协议，涉足相当令人垂涎的扬子江[5]。当时，人们认为扬子江实际上是英国保留地。这些提议遭到拒绝。德国人希望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向英国内阁建议签订克己协议，谁都不要从中国获得领土利益，如果第三方试图这么做，两国就采取联合行动。

英国政府并不掩饰，他们非常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德国会默认自己对山东的图谋、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为例外。与此同时，英国人却会当真放弃它在扬子江赢得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英格兰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却得不到对方任何回报，甚至回报的暗示。英国人的口味受过去的经验刺激，不喜欢这种单方面的交易。然而，安抚德国以及满足其明确要求的政策再一次胜利了。协议得以签署，后果不难预见。德国大臣只关心扬子江，宣布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完全排除在外。协议似乎只限于中国特定地区，德国至今仍然坚持图谋山东。

但德国并不满足于让英国放弃领土要求。他们不忠不义，两面三刀，捏造了许多英国图谋攫取中国战略要地的故事（他们同样孜孜不倦地诬陷法国政府），从而向北京宫廷索取了更多单独和秘密的保证，以便在所谓的英法德联合占领上海结束时，反对英国的图谋。兰斯多恩勋爵虽然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德国口蜜腹剑，但向国会报告事件时仍然刻意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德国不怀好意的迹象，以免毒化英德关系。我国军官的报告显示了德国军队在中国北部的活动和德国军事当局对英印分遣队的不寻常待遇。瓦德西伯爵统率下的英印军队的忠诚不下于任何其他国际部队，他们产生了最深刻的仇恨情绪，上至英国将领，下至印度部属，无一例外。[6]

委内瑞拉争议后不久，英国政府诚恳地跟德国合作，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只是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形势突然逆转，多多少少有些虎头蛇尾。英国公众渐渐意识到，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标，英德合作跟英国的利益或尊严不能相容。

1884年以来，纠纷和妥协接二连三。事实上，德国每一个已知的要求都获得了满足。英德关系仍然平静，不受影响。今天和那时没有两样。就这样，德国驻伦敦大使一再回答质询，始终诚恳地表示希望改善英德关系，以最模糊的概述为遁词。也就是这样，德国大臣热烈地要求保持最亲密的法德关系，且通过英国政府的斡旋实现这种愿望。

这里还没有提到德国新闻界的反英战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英国报纸的反应。这场战役没有影响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可疑的。有些人认为报章论战是英德冲突的主因，因此相信只要两国记者怀有兄弟之情，并通过多多少少杰出和无私的游客相互造访，就能消除冲突的原因。这一点尚未充分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具备充分研究的条件。实际发生的事件纪录清楚地显示：德国政府的直接指示构成了妨碍两国正常友谊的全部原因。如果说德国新闻界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也仅仅是因为政府新闻局的规定和影响。新闻局是柏林大臣办公室的分支机构，其神秘影响并不局限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内，在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这种影响都在发挥作用。德国各大使馆都跟一批受人尊重、广泛发行的报纸保持相互信任和大体不受猜疑的关系。直到最近，这种多少令人反胃的工作一直掌握在晚近使馆参赞笨拙的手中。其人现在已经转而经营开罗。不过，无论负责人是谁，人们都知道，德国人的传统是：德国政府向英国公众，甚至英国内阁发表意见，都会使用其他间接方式，而非通过卡尔顿府联排（Carlton House Terrace）外交国务秘书的公开渠道。

本文并不声称前面的英德关系概述完整无缺。其实，这份概述仅仅是过去20年来英德关系某些重要和典型事件的索引，更困难的任务仍然是归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前研究的直接目标是确定英德对抗是否存在真实和自然的基础。由此可见，在一系列长期混乱的举措当中，这种对抗一直存在，但原因完全在于单方面的侵略。英国方面的态度最为合作，永远随时准备一个让步接着另一个让步，换取对方恢复亲善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即使英格兰长期耐心地临时迁就，维系两国的桥梁，敌对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两国关系之中。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采取这种观念——德国蓄意遵循必然损害英国基本利益的政策。除非英格兰牺牲这些基本利益，从而丧失独立强国的地位，或是英格兰过于强大，使德国没有开战的机会，否则长远而言，武装冲突无法避免。了解德国整体政策趋势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德国蓄意追求霸权，首先在欧洲，最后在全世界，铁证如山。

在前面的段落中，最重要的是：无可置疑，这就是事实的正确解释。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以下的情况——德国坚忍不拔地谋求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只有世界政策的设想才能为此提供始终如一的解释。海军是德国公开宣布的目标，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创造出的一种武器，适于威慑任何可能的敌人，无论这敌人在海上多么强大。

不过，论证有一处明显的缺陷。如果德国这样深谋远虑，那么，即使最平庸的德国人都会看出：计划的成功必须依靠英格兰实质上始终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保持友善的态度，直到惨遭致命打击的最后时刻。德国在发展力量期间，理应韬光养晦，竭尽能力所及的一切手段争取和保持英格兰的友谊。这样做不仅完全值得，而且非常必要。任何坦诚的批评家都会说：迄今为止，德国政策没有丝毫遵循这种基本策略的迹象。

在这方面，参考杰出编辑汉斯·德尔布雷克博士（Dr. Hans Delbrück）的雄文并非无益。这篇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这份杂志管理有方，影响甚大，德尔布雷克博士就是杂志编辑。这篇文章极其坦诚、冷静地探讨——如果德国继续执行雄心勃勃的扩张政策，是否难逃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覆辙？文章得出结论：除非德国愿意面对那个毁灭法兰西世界霸权梦想的同样的压倒性联盟，它必须明确决定、公开否定任何进一步扩张边界的想法，用传播德国文化的更高贵雄心取代吞并领土的计划。这样，德国的理念就会传遍地球上凡是有人说德语，至少有人教德语或是能听懂德语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德国，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区区一篇文章，不宜附加过多的重要性。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正确的。或许，有影响力的阶级包括德国政府本身，以某种含混的方式留恋其他国家对德国曾经有过或者仍然保有的图谋，但负责任的政治家必定充分意识到，这些图谋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

那么，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德国的宏伟计划其实不过是模糊、含混、不切实际的政治家辞令。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措辞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仁慈的批评家还可以补充解释：无论善恶，德国目前统治者的精神和性情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当前德国政治生活方方面面都呈现反复无常、飞扬跋扈、经常赤裸裸的侵略精神，而不仅仅限于外交领域。（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并非不大可能。）这种精神在国内外都激起了不满和警惕，全世界对此越来越熟悉。事实上，德国并不真正明白它向何处去。它一切荒腔走板的举措、一切两面三刀的诡计都不是稳定地执行一个精心筹划、无情追随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任何一部分这样的体系。这种假设对德国政府并不恭维，必须承认的是，它的可靠性大概会面临相当的质疑。不过，这种假设能够解释当前形势的大部分事实，因此仍然可能属实。

当然，俾斯麦主政时期例外。任何假设，如果认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不清楚自己政策的目标，必定荒谬绝伦。那么，如果要建立合理的假设，就必须为俾斯麦1884年以后对英格兰的举措提出合理的解释。1890年俾斯麦倒台后，德国持续不断地敌视英国，应该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观念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合理。

俾斯麦患有谢夫瓦洛夫伯爵（Count Schuvaloff）所谓的“联盟恐惧症”（le cauchemar des coalitions）。无疑，他特别害怕敌视德国的法俄联盟。他要求英格兰加入三国同盟，作为对抗这种危险的特定措施；或者，至少要迫使英格兰分别跟法兰西和俄罗斯冲突。这样，英格兰不可避免会站在德国一方。他知道，英格兰厌恶卷入联盟，不愿意明确宣布坚定主张国家权利的政策，因此，法兰西和俄罗斯必定对它慎重以待。但俾斯麦同样非常不了解英国大臣抵抗坚定压力的能力，他显然相信：他能迫使英国在德国和孑然孤立之间作出选择。德国殖民地热议，给他提供了一个开端。这时，他最有可能决定，把纠纷带回英格兰，因为英国在外交事务上温顺而缺乏果断，没有形成一种政策。英国如果走上明确的路线，保障德国的亲善，应该是最明智的，至少不是最不受欢迎的。英德联盟能够避免国际纠纷，保障安全；而拒绝英德合作，可能引起不光荣的冲突，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德国为了损害英国利益的特殊目的，跟法俄站在一起。

俾斯麦自己承认，1886年以前，他处理德国小邦的问题，采用了极其类似的政策。因此，这种解释相当有说服力。当时，普鲁士故意恃强凌弱，跟所有德国小邦不和，它坚定地期望：各邦为了和平和安宁，会追随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的领导。1866年战争爆发时，俾斯麦意识到，除了几块实际上已经被普鲁士王国四面包围的领地，德国各小邦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此类似，他在毕生事业行将结束时，必定意识到，虽然有几处捉摸不定的成功迹象，但胁迫英格兰亲善的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到那时，胁迫和冒犯英格兰几乎成了柏林外交部和俾斯麦继承人的传统。其他的证据显示：俾斯麦的继承人几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能力和专一目标，似乎把习惯本身当成了一种政策，而非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精心计算的外交手段。这位重臣迫使英国接受的要求本身并不讨厌，只是提出要求的方式惹人生厌。俾斯麦对待英国的方式多多少少像理查德三世对待安妮夫人。[7] 俾斯麦的继承人显然认为照搬他的方式本身就是目标——咆哮威胁、纠缠不休，向英格兰勒索有价值的让步。俾斯麦的经验已经向他们证明：这种说服方式经得起考验，且没有激起长期仇恨的风险。

如果仅仅通过类比和图解的方式，不考虑字面意义上的确切，并允许无礼的措辞，那么1890年以来，德国对英国的做法并非不像职业勒索犯。它的手段是威胁受害者：如果拒绝，就会发生某些含混而可怕的后果；受害者如果让步，勒索者就会凭借恶意而发财。但长期一致的经验证明：受害者可以保证暂时的安宁，但为时不久，友好的克制肯定会引起更多的骚扰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勒索，果断地面对一切不愉快的风险，则通常能毁掉勒索者的生意，胜过没完没了的让步。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断，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不断恶化。

如果人们可以运用这种或许不是非常恭维的方式，解释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情况就是：德国政府不断用侵略性的恶意对待英格兰，最终导致了几乎永久性的摩擦。德国和其他各邦的关系不和谐，部分由于德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它们，部分由于德国的做法暗示它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明智的德国政治家应该认识到任何世界政策的限度，不能作茧自缚地挑起所有敌对国家形成敌对的武装联盟。他也应该认识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大厦，及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奥地利德语各省、亚得里亚海的周边堡垒只有在欧洲自由的废墟上才能建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德国的海上霸权和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即使大英帝国消失，最强的陆上军事力量和最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本身就会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驱逐这个梦魇。德国在南美洲获得适宜的殖民地，跟合众国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不能相容。并且，在小亚细亚建立德属印度，最终必定妨碍或破坏德国统治海洋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及位于德国目前东南边界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各国。每一个宏伟计划似乎都不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而德国似乎同时推行所有的计划，因此甘愿在全世界处处碰壁，引起挑战。但这有助于证明：德国的做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缺乏协调规划，残酷的目标隐藏在鲁莽的冲动后面，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不顾其他民族感受的鲁莽行动。这些就是德国最近政策的显著特征。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从而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须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德国都会明智地建设它能供给的尽可能强大的海军。

解释已知的事实，似乎不出以上两种可能。提供较窄的一种选择，也不会更容易接近确切结论。不过，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第二种计划（半独立演进，并非完全不受治国术的协助）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变得跟第一种毫无区别，或是演变成有意识的计划。而且，如果演化计划成为现实，德国由此积累的地位显然将会对世界其余部分构成可怕的威胁，任何“恶意预谋”的蓄意征服造成的形势都与之绝无二致。

那么，情况似乎是：在第一种条件下，危险因素一目了然；在第二种条件下，危险因素有所伪装，但仍然存在。因此，无论危险是确实的还是意外的，似乎同样必须采取一般性措施。任何有能力的人都会就此形成判断，概要介绍方略无甚困难。

只要英格兰继续忠于势力均衡的一般性原则，德国就不能把它削弱到弱国的境地，因为这样会导致法俄联盟掌握同样优势，跟大英帝国同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英国无意削弱德国任何现存的权利、领地或其他利益。因此，只要德国的行动没有逾越保护现存权利的合法界限，它总是可以依靠英格兰的同情、善意，甚至道德支持。

而且，德国这样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国家自然有权维护其合法领域。因此，忽视德国的要求，既不公正，也不策略。英格兰绝不会吝惜或拒绝对任何外国的这种权利给予坦然承认。回顾德意志帝国已经取得的扩张，英国的合作或和解精神，和英国式机会均等、不偏不倚的原则起了不小的作用。只要德国的发展没有直接妨碍英格兰的利益或英格兰负有严肃条约义务的其他国家利益，阻碍德国的发展进程就不是良好的政策。如果德国在这两项条件内找到和平和光荣地增加贸易和航运的途径，获得加煤站和其他港口，获得登陆权或电缆权，获得保障德国资本和工业的让步，德国绝不会发现英格兰妨碍它。

英国政府也不反对德国建造大舰队，只要它认为保卫国家利益有此必要或有此愿望。自行决定这些事务，不受外界干涉，这是独立国家的标志。英格兰不能依仗自己的大舰队，教训其他国家什么是它们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样不仅在道义上错误，实际上更有可能促使德国坚持造舰计划。还可以插一句：只要德国眼见为实，德国每建一艘，英国就建两艘，英国始终保持目前的相对优势，它就会认识到，耗资巨大的海军计划永无止境，实际上毫无希望。没有什么手段比这更有效。

英国不阻碍德国和平与合法的扩张，也不妨碍它的海军发展计划，同时尽可能权威地明确宣布：只要英国或盟国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英国的友善态度就会立刻变成坚定的敌对。这样就会真正有益，只有这种做法才能造就长期令人满意的英德关系。

迄今为止，德国一再提出英德“密切谅解”，并非不可能故伎重演。英国应对这种可能性，首先就要考虑这种要求的真实意义。《英法协约》有非常具体的基础和切实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调整一系列真实存在的严重分歧。英格兰现在努力跟俄罗斯在类似情况下达成谅解。然而，英德不存在如法炮制、达成谅解的余地。前面已经说明：两国现在不存在任何重要问题。因此，任何谅解的目标和范围必定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希望。德国可能希望为特殊的目的达成合作：进攻还是防御；一般性政治还是经济；特定地理边界的限制；双方自我克制，不采取行动或不干预特定事件或行动。或者，德国觊觎的安排可能包括任何或所有诸如此类的原料。在最普遍的政治条件下，英国没有理由跟德国结成进攻性或防御性联盟，而且，这种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可能诚实地公开讨论。英国同意任何其他形式的合作或不干涉体系，必须绝对依赖于环境条件、问题的特殊性、任何提议本身的优点。英国随时准备从自身利益受到的影响出发，予以衡量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必须满足于其他列强的同等待遇。

这里并非暗示英格兰在最近的事件中更不忠实或更不公正，对德国或德国的提议抱有偏见，或者在涉及英德关系的任何问题上没有严格地就事论事，或是它将来有可能这样做。诸如此类的指控已经连篇累牍。柏林新闻局直接或间接散布攻击英国政府的长篇大论已经司空见惯，但没有一个人能举出经得住核查的证据。当然，事实是贝尔福先生不得不提醒德国大使注意：在特定情况下，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并非那么惬意，除非情况有所改进，他将来很有可能听到不那么悦耳的回复。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以提供未来的向导，这条道路不会导致国际关系，至少是德国国际关系的永久性改善。因此，这条道路必须抛弃。这条道路由英国的善意让步铺成——既没有得到公正的认可，又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企图用这种方式“安抚”德国，使它更友好，是毫无希望的，必须明确放弃。可能有些人仍然真诚地保有这种希望，而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愚昧无知的人，或许对过去20年的英德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这段关系只能描述为一种系统的免费安抚让步政策，导致了两国关系几乎永久性紧张，极其令人失望。负责任人士的任务是提醒自己，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不能在这方面陷入永无止境的幻觉。

在这里，设想英国对德国的弱点抱有任何歧视态度，仍然是错误的。相反，同样的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对其他所有列强一视同仁。回顾1898年以前和以后的英法关系，确实是有益的，官方记录索引将会显示：1882年以来，英格兰面对法兰西不断增加的要求，及其权利不断受到的侵害，英国的态度同样是准备和解，跟它对待德国的态度相同。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并非不自然，历届法国政府都从“挤压”英国的政策开始，直到“法绍达事件” （Fashoda Incident）那一年，当时，英国在尼罗河上游的地位遭到威胁。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像他的前任一样争辩：英格兰的态度明显是半心半意的，将会在法国不悦的持续威胁下崩溃。没有什么能说服他相信英格兰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不屈不挠地抵抗。这个错误的印象依据是，法国内阁总结应对过去200年战争边缘的英国政策实践。“法绍达事件”结束，法兰西理所当然地败北，并在一段时间内心怀不满。英格兰的敌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相信：两国之间的鸿沟已成定局。事实证明，“法绍达事件”是英法关系新篇章的开端。英法关系保持了若干年的拘谨，此后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干扰。法国比它以往的习惯更循规蹈矩、更少猜忌、更多体谅，没有产生新的障碍，直到1904年的《英法协约》。

德国并没有面临法兰西在1898年遭遇的当头棒喝，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对德国政府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启示。显然，英格兰表现出新的精神——一方是法国，另一方是德国，英国要规范它对双方的举措。事实充分证明，《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在混乱中签署，给德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失望。德国官方、半官方、非官方各界竞相表示惊愕不满。无疑，此后经历的时间还短。但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看到：我们和德国的关系即使并非完全诚恳，至少已经实际上避免了一切直接冲突的迹象。一旦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下次他们再企图制造新的不和，就需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德国发现英国在一切事务上始终保持殷勤和体贴，但也迅速而坚定地拒绝一切单方面的交易或安排，最果断地捍卫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它这种态度就会受到鼓励。赢得德国政府和德国国民的尊重，没有比这更确定、更迅速的方法。

——E.A.C.

克劳先生的备忘录和我加的评语应该交给首相、雷彭勋爵、阿斯奎斯先生、莫利先生和哈尔丹先生。

——E.G.

克劳先生这份备忘录堪称无价之宝。其中包含过去数年外交事件的相关纪录。我们在目前形势下回顾这些事件，既有趣味又有启发性，对于指引我们的外交政策，帮助最大。备忘录全文包含的材料和思考值得细心研究。

涉及我们外交政策的部分关系到极为严重的后果，需要时刻予以关注。

——E.格雷 1907年1月28日

[1] 彭迪事件：波斯与阿富汗的边界冲突。俄罗斯支持波斯削弱阿富汗，英印帝国坚持维护阿富汗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国。

[2] 原注：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两届政府，我们的官方纪录可悲地不完整。所有最重要的事务都归入“私人”通信名下，甚至不清楚这些通信是否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个有趣时期的英德关系大概永远无法系统研究了。[E. A. C.] [ED. 注：部分引自 Gooch & Temperley, I and II, p. vii.]

[3] 利奥波德国王，指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果自由邦由其建立。

[4]原注：本段及前段出版于Gooch & Temperley, Vol.I, pp. 276—277。

[5]在当时殖民者的语言里，“扬子江”就是“长江”。

[6] 原注：本段和前三段出版于Gooch & Temperley, Vol. II, pp. 152—153。

[7] 译注：在莎士比亚剧本中，理查德三世谋朝篡位，胁迫（比自己更合法的）敌党王子遗孀安妮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