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愤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了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

无论如何，奥尔加的父亲拒绝承认这个命题。他参加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大典，当选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尼古拉二世发动十月政变，解散了杜马。他加入“拒绝解散派”议员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在那里发表了革命性的《维堡宣言》。然而，历史的剧本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俄罗斯国民不准备像伦敦市民保护长期国会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并不影响未来的临时政府国务秘书返回京师继续出任议员和其他要职。在这个万恶的警察国家，警察能够惩罚名流反对派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作为帝国的局外人，犹太人罗森鲍姆家族从外省迁往京师，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如愿以偿。1904年，药剂师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吉诺菲）和牙医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安娜）结婚。他们就是阿丽萨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罗森鲍姆夫妇的药店生意相当兴旺。不过，俄罗斯犹太人处理财富的方式不像西欧新教徒，他们一般不考虑扩大投资，建立超越家族可控范围的商业帝国，或是兴办公益事业，争取邻里爱戴，当选国会议员。（当然，神圣俄罗斯的法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纳博科夫家族和立宪民主党正在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同等国民待遇。）他们的做法体现了十足的东方式智慧：首先，投资培养血缘家族网络；其次，收藏财不露白、轻便易携的贵金属首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投资儿女的教育。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物质财富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很容易同时遭到上层和下层的掠夺，迅速将有形资本变现为不可能掠夺的教育资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说，阿丽萨（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诺拉）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做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阿丽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

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的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阿丽萨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阿丽萨的举止风度，但阿丽萨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尽管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但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

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新教社区领袖无疑全是土鳖。“里根经济学”这个名词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发挥嘲讽天才的产物，历史却让嘲讽反过来落在他们自己头上。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挖苦这位总统对杰斐逊主义的解释，那也是因为他们更在意社交礼仪而非智力上的诚实。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说的爱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殊的识见。的确，地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像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

投资品对投资者负有成功和回馈的道德义务。他们为了在知识界取得成就，经常宣扬逻辑上合理但自己并不身体力行的理论。在威廉·詹姆斯这样地道的新教理论家看来，这种桑塔亚纳式的投机取巧就是智力上的不诚实。兰德在理论上是美国个人主义者，行为上却经常是侨民知识分子和东方人，有时还是苏联大清洗的下意识模仿者。在冷战最紧张的时代，她和俄美两国的罗森鲍姆家族成员都没有相互忘记。一有机会，她就给各房亲属送礼物。但是，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起怨恨而非感激，仿佛这些都是她的债务而非礼物。这不是新教徒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模式，而是中国和越南海外侨胞对老家亲戚的行为模式。在她主导的团体中，苏联风格的思想灌输、个人崇拜、宫廷纠纷、分裂叛变络绎不绝。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下，兰德作品的读者大体是家族集体主义传统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厌恶者。他们对作品背后的作者不会感到称心如意，但他们早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坚持只吃母鸡下的蛋，很可能落到只有鸡毛掸子可吃的下场。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道德底线的一些正直和诚实的老生常谈，在世界许多地方纯属奢侈品；美国的物质成就反倒不是。这一点在兰德的作品中表现不出来，在兰德的生平中却可以看出来。

在1917年的俄罗斯，学究政治突然像流感一样蔓延开来。任何酒馆里的贩夫走卒都暂时忘记了赌博和女人，为宪法和权利的概念争得你死我活。学堂平时就是争论的中心，现在当然更不会例外。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把这种现象称为“1848年（以及1989年）综合征”，一时间“公共空间”的理论虚拟仿佛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这只是社会剧变的暂时现象。一旦新的游戏规则（即使是民主的规则）稳定下来，贩夫走卒又会变成只关心电影明星和赛马赌注的俗人。俄罗斯流亡者日后来到美国，对苏联的专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讶，却为美国民众的冷漠伤透了心。他们只有不断争论“谁的错误使我们丢掉了俄罗斯”，才能找回风云时代的若干存在感。

犹太人总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好事。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从纳博科夫家族的角度看，斯托由宁学校就是英国绅士“大旅行”的替代品。经验重于书本，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接触穿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育。可敬的纳博科夫议员和奥尔加小姐乐于向阿丽萨论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这对他们只是热身活动。立宪民主党的圈子一向不高兴听别人说英国人的坏话，为英国人的政治制度辩护，能给他们造成一种愉快的幻觉。奥尔加后来说阿丽萨的辩论风格是激烈的，有点挑衅的味道，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充满激情的论证能给双方带来乐趣。显然，从纳博科夫式经验教育的角度看，正确不正确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收获在于学会怎样理解不同观点。不过，小理论家阿丽萨的想法大概不是这样。论证充满激情，本身就说明发言人把自己的正确性看得极重。奥尔加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说，在他的家庭教师当中，平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论点最热情、最执着，对观念播种抱有最大的期望。原因不难理解，知识和观念就是游士唯一的资本。只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占有者。

从阿丽萨（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而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阿丽萨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的路线。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当时的阿丽萨和后来的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

安·兰德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三个前提：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根据自身特征而证明的，外在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优秀的制度有自我展示、最终胜利的内在趋势，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优秀的制度可以通过斩断社会习俗、庸人愚昧、先在环境的手段，由少数天才付诸实施。这些前提浸透了1917年的精神。（她在革命的第二年决心背教，以后一直是无神论者。）从这个角度讲，学究政治见习生阿丽萨一直活在安·兰德心中。革命天真时代的理想早已在拿破仑和富歇这些大革命的继承人心中熄灭，却仍然活在华兹华斯和骚塞这些革命反对者的思想下意识当中。安·兰德和所有自由意志派人士一样，对人类理性怀有绝对的信任，不能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早年的感情体验仍然是她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不断在她以后的生活中露出马脚。谚语说：“抓破一个俄国人，露出一个鞑靼人。”我们也可以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

跋：火与电

任何人只要了解安·兰德的生平，都不可能感觉不到她天生就属于才智和意志高人一筹的极少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她都会轻易凌驾于周围凡人之上。所谓“锥处囊中，其末立现”，简直就是她的写照。任何人只要接近她，就很难抗拒她的魔力和压力。妨碍她比顺应她困难得多。仅仅依据著作评判她，大概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思辨不是她的强项，文学水准也不是她的最强项。如果把她看作毕达哥拉斯和卡米尔·德穆兰（Desmoulins）的合体，庶几近之。许多人阅读她的作品，自以为可以驳倒她，一旦亲自跟她接触，立刻就屈服于火与电的力量，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她留下的文字犹如毕达哥拉斯留下的定理，体现不了作者本人强大的祭司型人格力量，而且这种灼热的力量无法传给门徒和读者。

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与生活反差甚大，兰德并不例外，但她更像伊壁鸠鲁而非叔本华。伊壁鸠鲁鼓吹快乐主义，招致长达两千年的诬蔑，然而考察这位哲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享乐”跟世俗所谓“行善”没有太大区别，但他却宣称这就是最纯粹的快乐。相反，叔本华鼓吹悲观主义而躬行享乐主义。兰德鼓吹精英对公众并无义务的伦理，自己的行径却跟寻常政治家所谓的义工没有区别，但她却断言这完全是一种价值观投资，跟利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只要不冒犯她的虚荣和自负，她就比大多数善男信女更慷慨仁慈。她的弱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而她的优点仅仅属于她个人。

兰德跟马克思一样相信，哲学的用途在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她的哲学有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她不是先构建本体论和认识论，然后解释此岸世界，而是先确定了支持和反对的现实事物，再回溯、寻找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她晚年的论著非常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草稿笔记），主要是为了给早期著作打补丁。她的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作品的力量比作者的意图更强。兰德的本意是要让人物体现观念，为此不惜牺牲读者的愉悦，但她灵魂的火焰还是自然而然地流入人物心中。尤其是女性角色较少承担说教的使命，更多投射出作者本人的性格，反而比刻意塑造的男主角更有吸引力。在党争的喧嚣渐渐沉寂以后，这些人物仍然会在文学珍宝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热情似火，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