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红军长征前的准备</h3>
国民党军8月底攻占驿前后，照例修建碉堡、构筑公路，并将碉堡线逐渐向小松市红军阵地伸展，其前锋部队则试探性地对红军阵地展开攻击，蚕食红军防线。在屡遭失败，国民党军前锋步步向红军中心区进逼时，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势在必行。
为集中策划、调度即将到来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423]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424]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匪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425]
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426]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8月中旬，朱德电令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427]西运。同时，中共中央还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9月8日，中革军委电示第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24日，中革军委再电彭、杨，重申：“为避免过多的损失及确实突击，第一地区阵地，应作为掩护地带，而第二地区阵地应作为主要抵抗地带。”[429]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中革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为红军主力突围后苏区继续坚持作出组织上的初步安排。
与此同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接触，展开停火谈判。陈济棠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因此，对“剿共”军事阳奉阴违，和中共间一直有信使往还。早在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430]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阀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431]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432]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433]
中共中央的这一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经过数日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的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434]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给红军各军团指挥官发出指示，告之：“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435]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436]
突围方针确定后，8、9月间，中共中央在宣传、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刊物《红星》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提出：“我们更要在远殖的行动中增加我们的兵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白军，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我们要反对对敌人后方的恐慌观念……要在抗日先遣队胜利的开展之形势下，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437]这隐约透露出红军战略转移的信息。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438]刘建华回忆，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党省委和团省委派我带了两个人，到茶梓和乱石做党、团二线工作。所谓二线工作，即一线是公开的，随时准备跟随部队行动；二线是秘密的，准备在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439]9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号令，要求：“发展更多的苏区于敌人背后，瓦解敌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扩大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440]
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指示信，决定调整苏维埃机构，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实际是在布置苏区失陷后的工作。29日，张闻天又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441]文章发表于《红色中华》，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撤离时，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443]这意味着中共的转移计划已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训令，提出在国民党军不断深入苏区的形势下，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因为这样的行动，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区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解除敌人的武装壮大红军，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444]
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尚在休整。此时，国民党军久攻之下，师劳兵疲，且因长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蒋介石本人对战局估计十分乐观，9月6日，蒋在日记中预定计划：“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之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445]正是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国民党军在9月底才开始新一轮进攻，9月26日其第三、第十、第五纵队共6个师向石城攻击，第八纵队向兴国攻击，第七纵队向古龙岗攻击，第四纵队向长汀攻击，南路军向会昌进攻，并拟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
9月25日，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下达攻击命令，以小松市为主攻方向。26日，国民党军6个师全线展开攻击，先后攻占中华台、陈古岭、分水坳等高地，30日占领小松市。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亲至第一线观察，发现石城城北石榴花、鹅项坳一带工事密布，是红军主力集中地区。10月3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在专门调集的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石榴花、鹅项坳高地猛烈攻击。两高地是石城最后屏障，红军在此进行了顽强固守，但难以抵挡对方的猛烈炮火，被迫撤出战斗。7日，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进占石城。红军顽强奋战，在石城阻挡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为准备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自己也付出很大伤亡，战役结束后，“红三军团老的连长完全死伤”。[446]肖华回忆：“这一仗打得很壮烈，损失也很大。连续战斗的伤亡，原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这时只剩下五千来人了。”[447]
与石城激战同时，向古龙岗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遭到红军顽强阻击，前进一度受阻；后由于红军主力部队的撤出，行动加速，先后占领天子嵊、风车坳等高地，10月10日完成对古龙岗的占领。兴国方面，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庙背以北和高兴圩西南地区顽强抗击周浑元纵队的进攻。战至9月30日，庙背、高兴圩等地先后失守，红一、五军团被迫“向兴国退去”，[448]撤至新圩、文陂地区，继续抗击国民党军对兴国的攻击。
在前方进行阻击战时，红军转移已箭在弦上，主力部队纷纷撤往后方集中，只有地方部队继续留在前方阻击敌人。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红八军团司令部由第二十一师司令部代理。此外，9月15日还成立了教导师，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10月2日，博古亲至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彭绍辉日记记载，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我军在北线迟滞敌人，争取时间的任务已完成。我军要向敌人反攻，主力须转移。”[449]这已经非常明确地传达出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一些回忆录所说红军许多中、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450]
应该说，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为长征进行的物质、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是较为充分的。在武器弹药、粮款筹集、兵员发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长征初期的回忆文章写道：“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451]耿飚回忆，出发前，“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而重伤员和病号，则被安排到群众家里。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452]李一氓回忆，他长征前几天赶回瑞金时，“看到别人都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因为他们早已得到一路出发的正式通知”，“有些人有新的胶底帆布鞋，有些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很不坏的雨衣，有的人还有很好的水壶，很好的饭盒，很新的油纸雨伞，五节的大电筒”。[453]可见，长征前夕对于要进行战略转移这一点，已经传布到相当范围。就此而言，人们没有理由忽视陈云当时的说法：“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已进行了充分准备。”[454]1939年，当李德在共产国际遭到批评并接受了大部分指责时，仍然特别就长征问题作出辩解，强调：“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的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455]
一些论者及回忆录提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没有对进军方向及进军计划作出交代，对这些质疑，董必武当年的回答应有借鉴意义：
主力转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456]
对于一场军事行动而言，必要的保密应该属于常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动员事实上也是当时可能有的时间极限。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梯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10月8日，中革军委公布各军团组成情况：一军团17280人，三军团15205人，五军团10868人，八军团9022人，九军团10238人，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共7.7万余人。同时，计划给红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补充9700人。13日，中革军委下令将补充团人员拨付给各野战军团，[457]包括中央两纵队在内的野战军人数达到8.6万余人。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境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关于这一次战略大转移，李德有一个说法是：“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458]
<h3>（2）红军转移中蒋介石的对策</h3>
随着红军的转移，中共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实际即宣告结束。作为尾声，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前后蒋介石的态度，事实上，这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发展进程仍然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红军转移开始之初，进展十分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第一个月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75里。[459]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快捷。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460]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应该说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入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骎骎西进。”[461]“骎骎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
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快捷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道：“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462]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谲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对于蒋介石在“围剿”最后阶段的作战可能的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曾有精当的预测：“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蒋的碉堡战术既是其对付红军运动战的手段，还包含着他观测形势发展的战略考虑：“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碉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463]
第五次“围剿”最后阶段，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正因此，素喜在内斗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对“围剿”结局没有放弃开放各种可能性。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464]这段话，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进行政争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种种作为不无参考意义，其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隐约可以窥测到他的如上复杂思虑。“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牵涉到政治地理的复杂形态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的深入，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形重要，1934年8月，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谈道，在合围完成状况下，红军一定会寻找出路，“如窜粤窜浙，均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一定只有下述两条路，一为窜闽，一为从粤湘接壤的地方窜入湖南，再图窜别的地方”。[465]9月底，何键更进一步向蒋报告，据其得到的情报，中共准备西进与湘黔部队合股，并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原驻部队及南路军集合赣州、信丰、安远间，以防匪窜越赣水”。[466]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宜驻良口、赣州、南康”，[467]以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是，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以致红军开始西进时，赣州一带防御相当空虚，“南康县周百里无国军”，而赣州商会则向蒋介石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形成“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468]之局。
不仅是何键等，早在1934年6月，陈诚曾针对红军可能的突围提出建议：“我军部署应仍以有力一部深入匪巢，诱导其它各路前进，以达合围之目的。另以一部准备匪如西窜随时均可截击。故拟（一）以我三、五两路军主力之罗（卓英）、樊（崧甫）、汤（恩伯）三纵队，会取石城，威胁瑞金，匪必东援伪都，而忽视西面。此时即令周（浑元）纵队乘机袭取兴国，诱导南路军北取雩都。（二）第六路军就现地停止集结主力，策应各方，待机前进。（三）兴国附近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匪化最深，仅以现有之周纵队兵力进取兴国似嫌单薄，故拟请增调九十九师归周指挥，以厚实力。”[469]单从战场形势看，陈的建议切中要害，应属高明。对此，蒋介石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按陈诚所说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开始转移时指示：“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八十九两师由汤（恩伯）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470]难明蒋介石机心的陈诚回电表达出自己的疑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如为减少部队调动之疲劳及免费时间计，汤纵队似可不必东调。”[471]陈诚的质疑，恰恰反证出蒋介石西兵东调的用心，即将红军往西线逼迫，其战略目的极有可能指向的是逼走而不是围歼红军。晏道刚回忆，在得知红军离开赣南的消息时，蒋介石曾表白：“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迫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472]
“围剿”最后阶段蒋的真实态度，前引9月6日蒋日记表明其此时尚少对红军穷追猛打的腹案，倒是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蒋日记还显示，此时他对粤方和中共的接触已有掌握，10月17日，日记“注意”栏第一条就是：“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473]从语气上看，他对粤、共接触应早有了解，情报掌握尚称迅捷。不过，蒋所谓制止并无下文，倒是此前几天，10月14日，他还在催促粤方向北开动，要求其“进取于都，以为我封锁线前进部队之据点”。如果粤方果真向北开动，充当堵截红军西进的主力，蒋自然乐于见到，但衡诸宁、粤、共三方微妙关系，粤方出动概率几乎为零，而蒋也不会天真到对此真的寄予期待，所以对于粤方提出的索取津贴要求，他一改往常的慷慨态度，以“待其确实占领于都后照办”，将皮球踢了回去。[474]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475]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476]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477]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从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看，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其最高指挥机关并没有实施围歼的严密计划。1934年9月29日，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的贺国光向蒋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李白何迭次来电同此主张。诚以此线利用河流天然形势南北连贯不易绕越防守极易。除湘江段已颁发西路补助金赶筑外，广西段据李白来电亦在进行中。”[478]可见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将围堵红军重点放在了湘江一线。[479]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飏时，蒋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雩都也。”[480]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既与其当时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相关，也不无担心占领瑞金刺激红军回返而暂时控兵不进的意图。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481]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482]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483]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入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
1927年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共凭借其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共产革命的威力。有了中共本身的实力，加上风云际会的国内外政治态势，革命的烈火才会以其可能有的最猛烈态势熊熊燃烧。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不过，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既定目标，但当年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还难以企及。因此，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将可以有一个更为持平的理解。
中国革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在这期间，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牺牲，也有他们的困难和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着时势的制约：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终究敌不过占据着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政权，革命，将在撤离中央苏区的路途上，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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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泰在今万安、泰和交界处，胜利在今兴国、于都交界处，杨殷在今兴国、赣县交界处，公略在今吉安、吉水交界处，洛口、赤水在今广昌境内，龙冈、长胜、太雷分别在今永丰、瑞金、石城境内，博生为今宁都县。
[2] 代英、兆征均在今长汀境内，彭湃在今宁化境内，代英在今上杭、永定交界处。
[3] 西江、门岭分别在今于都、会昌境内，信康在今信丰、南康交界处。
[4] 《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5页。
[5] 《苏区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2～233页。
[6]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07页。
[7]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3～194页。
[8] 《蒋中正电蒋光鼐蔡廷锴我闽军主力应待其西撤时腰击之不必正面进援（1933年9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9089。
[9] 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85页。
[10] 《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8日。
[11] 《蒋中正电示熊式辉、贺国光江西省金溪九江南昌等地军事部署（1933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93004。
[12] 《蒋中正电熊式辉贺国光第八十五师归周浑元指挥周纵队确实占领黎川（1933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9093。
[13]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33页。
[14] 《彭德怀自述》，第185页。
[15]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7页。
[16] 周恩来：《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
[17] 《肖劲光回忆录》，第134页。
[1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51页。
[19] 项英：《东方军必须注意蒋之行动（1933年9月1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65页。
[20]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195页。
[21] 项英：《各个击破，先打闽敌，尔后对赣作战（1933年9月14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68页。
[22] 项英：《保证机动迅速派出侦察队（1933年9月18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73页。
[23] 项英：《红一军团适时参加抚河以东的会战（1933年9月2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78页。
[24]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年9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0页。
[25] 项英：《对红一军团作战行动的说明（1933年9月2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81页。
[26] 《恩来关于中央军东移、东方军北上的请示（1933年9月25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70页。
[27] 《军委关于消灭进逼黎川之敌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59页。
[28]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09页。
[29]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1页。
[3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52页。
[31] 《方面军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作战命令（1933年9月27日）》。
[32] 《对作战部署的补充指示（1933年9月28日）》、《战地工委就近指挥突击敌人（1933年9月29日）》、《关于东方军等部基本任务和作战动作的决定（1933年9月30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85、187、192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331页。该文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但均不见这一段。
[34] 项英：《对东方军中央军作战行动的指示（1933年10月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97页。
[35] 《朱、周关于东方军、中央军作战意图的电报（1933年10月3日）》，《闽赣苏区文件资料选编》，第108页；《朱德、周恩来致项英电（1933年10月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75页。
[36] 《国民党军第6师周嵒部与红军在江西黎川洵口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第1页。
[37]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9页。
[38] 《彭德怀自述》，第185页。
[39] 蒋介石：《完成安内攘外的使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00页。
[40] 《第36军洵口附近战役伤亡表》，《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22页。
[41] 《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107页。
[42] 《彭德怀自述》，第185页。
[43]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12页。
[44] 《东方军要消灭硝石等地敌人（1933年10月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196页。
[45] 《军委对我军作战部署的指示（1933年10月7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87页。
[46] 《关于各兵团作战指导及战术的指示（1933年10月9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14页。
[4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53页。
[48] 《手谕先击溃匪西区主力占领里塔一带再向东进剿（1933年10月9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介石先生往来函电》（上），第112～113页。
[49] 《五军团第十三师硝石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0月9日至1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页。
[50] 陈振锐：《在陈诚所部参加第五次“围剿”见闻》，《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政协福建文史资料编辑室编印，1963，第30页。
[51] 《五军团第十三师硝石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0月9日至1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页；《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25页。
[52]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二章，第27页。
[53] 《五军团第十三师硝石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0月9日至1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5页。
[54] 《彭德怀自述》，第185页。
[55] 项英：《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1933年10月15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21～222页。
[56]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北路军第三路军作战计划，《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章，第12页；第四章，第2页。
[57] 《军委对消灭进攻资溪桥敌之部署的指示（1933年10月21日）》。
[58] 《苏元大元地域（资溪桥东北及西北）战斗详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7页。
[59] 《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109页。国民党方面根据缴获的红军作战命令也判断，红军作战目的在“先攻击资溪桥，吸引严和市、潭头市之我军前来增援，而予以夹击”。见《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四章，第3页。
[60] 《彭杨关于我军首先解决信河流域赵部的建议（1933年10月2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2页。
[61] 《彭滕关于我军今后作战的意见（1933年10月2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3页；《彭德怀、滕代远致中革军委电（1933年10月25日）》。
[62] 《彭滕关于我军今后作战的意见（1933年10月2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4页。
[63] 《苏元大元地域（资溪桥东北及西北）战斗详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2页。薛岳报告，此役“投诚兵16名，俘匪九十五名”。见《薛岳电蒋中正陈诚》，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6397。
[64]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17页。
[65] 《莫文骅回忆录》，第229页。
[66] 《匪攻资溪桥我军照原定计划先筑碉堡实行封锁再设法歼灭之（1933年10月25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236页。
[67] 《军委决定各部队之部署任务（1933年10月29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6页。
[68] 《关于进攻坚固阵地战斗的指示（1933年11月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56页。
[69] 贺明缨：《江西省田赋清查处实习报告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0种，第85083页。
[7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3册，台北，“国史馆”，2005，第364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3年10月29日、11月1日。
[72] 《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1日。
[7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3册，第364页。
[74] 彭雪枫：《八角亭战斗的教训》，《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1页。
[75] 《三军团浒湾八角亭战役详报（1933年11月12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5页。
[76] 《谢彬电蒋中正顾祝同据周仲良等称十一日共军第十九师多部围攻浒湾（1933年11月1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6458。
[77] 《三军团浒湾八角亭战役详报（1933年11月12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16页。
[78]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03～104页。
[79] 《昨匪与我第四师在浒湾激战初四师颇危险后转危为安（1933年11月14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239页。
[80] 《石觉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第49页。
[8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04页。
[82] 《石觉先生访问记录》，第53页。
[83] 《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21页。
[84] 《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27页。
[85] 《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26页；罗瑞卿：《大雄关的战斗》，《红星》第19期，1933年12月9日。
[86] 《一军团云盖山大雄关沙岗上等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28～31页。
[87]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四章，第20页。
[88] 《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8日。
[89] 《关于进攻坚固阵地战斗的指示（1933年11月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61页。
[90]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五章，第5页。
[91]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五章，第8页。
[92] 《彭德怀自述》，第186页；《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135页。
[93] 黄克诚：《回忆在闽赣苏区的部分战斗》，《黎川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黎川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9，第39页。
[9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五章，第12页；《顾祝同电蒋中正近数日诸役报告（1933年1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7095。
[95] 《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136页。
[96] 《陈诚电蒋中正顾祝同该路部署明日攻占德胜关求匪决战（1933年12月1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7083。
[97] 《五军团得胜关战斗详报（1933年12月15日至16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下），第39页。
[98] 《陈诚电蒋中正顾祝同攻占德胜关经过（1933年12月1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7087。
[9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56页。
[100] 周恩来：《请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册，第313页。
[101]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二号报告（1932年12月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64页。
[1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9页。
[1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10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78页。
[104]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六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60页。
[10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646页。
[106]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4年2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82页。
[107]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年9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344～345页。
[108] 《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329页。
[109]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78页。
[110] 《米夫和库丘莫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册，第160页。
[111] 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
[112] 1929年底，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对俞作柏等的态度问题是这场争论的重要论题之一。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对俞作柏有过幻想”，谈道：“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能否接受他入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册，第296页。
[113] 《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电（1933年9月23日）》。
[114] 《可派人与十九路军代表面谈——1933年9月22日致项、彭、滕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309页。
[115] 《彭德怀自述》，第182页。
[116] 《中央局对谈判之指示（1933年9月25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32页。
[1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43、445页。
[118] 当1933年8月冯玉祥要组织同盟军时，共产国际致电远东局强调：“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冯玉祥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拖入挑衅行动，以便给日本人提供占领张家口和转向内蒙古的借口……请采取一切措施阻止起义。”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8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3页。
[1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6页。
[1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59页。
[121]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48～49页。
[12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色中华》第149期，1934年2月14日。
[1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59页。
[124] 《吴醒亚电蒋中正闻李济琛抵闽（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1。
[125] 《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85页。
[126]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50页。
[127] 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斗争》第36期，1933年11月26日。
[1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红色中华》第133期，1933年12月8日。
[1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626页。
[130] 陈云：《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苏区工人》第5期，1933年12月25日。
[1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3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626、628页。
[132]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第332～333页。
[133] 《康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第17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51页。
[134] 参见《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211～213页。
[13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177、202页。
[136]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162页。
[137] 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段》，《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96页。这一回忆可从事变基本失败后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中得到侧面证实，信中批评连江县委没有充分进行士兵工作，“而只是与上层的官长来往”。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册，第214页。
[138]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214页。
[139]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210页。
[140] 《陈子枢给中央的信（1933年1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205页。
[141] 《闽方内部意见纷歧》，1933年12月8日《申报》。
[14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54页；《周恩来致中革军委电（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315～316页。
[143] 《军委关于方面军动作的训令（1933年11月25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23页。从国民党军提供材料看，其第五路军入闽时，红军在资溪至光泽一线确有节节抵抗的行动，但面对国民党军4个师的强厚兵力，红军的有限兵力事实上难以抵挡。见《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第20～21页。
[144] 《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26页；项英：《关于钳制向光泽前进敌人之部署（1933年12月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10页。
[145] 《朱德、周恩来致刘畴西、聂洪钧并报项英电（1933年12月11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72页；《朱德、周恩来致寻淮洲、乐少华电（1933年12月2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316页。据当时报载：“泰顺边境十九晚侵入匪千余，枪械不齐，经该处保安队中央军痛击激战，将二十一晨十时，至匪击退，现匪在寿宁坑底以北，仍企图进攻浙边。”见《大股赤匪犯泰顺边境被击退》，1933年12月22日《申报》。
[146] 项英：《关于各军团部署及任务的指示（1933年12月29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41页。
[147] 《李默庵电蒋中正顾祝同卫立煌等（1933年12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7096。
[1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8页。
[149] 《罗明同志的回忆》，《党史参考资料》第4期，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印，1982。
[150] 《蒋中正电汪兆铭叶楚伧等（1933年12月1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8053。
[151] 《浙江省政府呈行政院工作报告（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2] 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5年印行，第64～65页。
[153]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05页。
[154] 朱德在1937年口述的自传中也谈道：当时红军出动兵力过小，“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见《朱德自传（1886～1937）》，转见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第317页。
[155]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52页。
[156]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92～93页。
[157]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8页。
[158] 林知渊：《政坛浮生录——林知渊自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2辑，政协福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9，第54页。
[159]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269页。
[160]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9页。
[161] 《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26页；李光：《中国新军队》，第219页。
[162] 《军委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1933年12月20日）》、《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29、125～126页。
[163] 萧克：《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顾》，《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1042页。
[164]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第57页。
[165]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3页。
[166] 《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4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67] 《手谕省防可虑请抽调部队星夜集中南昌（1933年12月27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121页。
[168] 《杨永泰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69] 《总司令在扩大纪念周中报告中央军在闽赣作战剿匪之胜利情况》，《西路军公报》第8期，1934年2月15日。
[170] 项英：《关于第三第七第九军团的动作问题（1934年1月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45页。
[171] 李光：《中国新军队》，第220页。
[17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51页。
[173] 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苏维埃中国》，第305页。
[17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页。
[175] 《蒋中正电何应钦近日陈济棠等欲派十九路赴闽听其自决枪械暂勿送去（1932年5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6033。
[176] 《陈立夫电蒋中正缕陈西南问题（1933年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103。
[177] 《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第82页。
[178] 《汪兆铭电蒋中正西南分离运动已成熟旬日内必实现其自立政府（1933年6月15日）》、《汪兆铭电蒋中正浙江省应益兵为备（1933年6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97032、002080200097100。
[179] 《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17日。
[18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0册，第592页。
[181] 《吴铁城电蒋中正顷接港讯现陈铭枢拟扩充十九路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933年8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115183。
[182] 《陈济棠电蒋中正李济琛陈铭枢恳给以名义（1933年10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1。
[183] 《江汉清电蒋中正转报陈铭枢赴闽联络蒋光鼐蔡廷锴意图反抗中央（1933年10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011。江汉清为戴笠化名。
[184] 《朱培德电蒋中正接黄实来电陈铭枢等谋不轨（1933年11月9日）》、《朱培德电蒋中正转报陈铭枢等谋不轨闽将先发》，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2、002090300009012。
[185] 《蒋中正电林森可否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8005。
[186] 《蒋介石日记》，1933年11月12、16日。
[187] 《蒋中正电嘱蒋光鼐探询陈铭枢任职意愿及其反抗中央之传闻（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97057。
[188] 参见《闽方逆军新编部队番号及各级逆首姓名调查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06～807页。
[189] 《江汉清电蒋中正十九路军逃兵众多请速发兵戡乱》，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09326。
[190] 《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91] 《电呈预防西南异动及应付闽变之刍见（1933年12月24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120页。
[19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第21页。
[193] 《德胜关工事已完成此后匪在赣南与赣东北完全隔绝此举实其致命伤（1933年12月19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248页。
[194]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五章，第4页。
[195]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剿匪战役述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3，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