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年轻的法国侯爵拉法耶特不顾法国国王的禁令与英国的威胁，男扮女装，秘密赴美，以志愿者身份参战……

但中国文官阶层代代相传的“士大夫精神”，却是有几分像西方的“贵族精神”的。彼们的“贵族精神”其实是文化启蒙运动之后才较明确提出的精神概念，显示与时俱进的意味。中国的“士大夫精神”，那时作为一种阶级精神已存在两千多年了。

韩愈之《论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谏”的精神的体现，亦是后来所谓“士大夫精神”的佐证——唐宪宗为迎佛指，举行隆重的礼佛仪式。上行下效，致使长安城内，王公士庶，争相破财，互竞信佛之诚。民间有废业当宅，烧顶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于是上表反对，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听的话——宪宗认为是那样，怒甚。若非大臣们相劝，几乎杀了韩愈——但这种“谏”的精神，说到底是“忠”的表现。

而西方之“贵族精神”，骨子里是骑士精神的演变。它并不强调对君主的忠，只恪守对国家命运的责任。从社会伦理层面讲，则更强调正义感。若非以“忠”论，他们倒是常以忠于友谊，忠于所爱的女子为荣；两者内涵很不相同。

又，贵族在朝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后，于私人关系中，则仅以志趣相投为交往准则。

而在中国的古代，贵族之间，往往文不习武，武不恋墨。

所以，西方的贵族若觉尊严受辱，动辄决斗。政府虽三令五申，却长期难禁。明知那么做犯法，也还要偷偷地那么做；宁肯那么做了以后逃避国外。

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为，在西方贵族中是绝不会发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现的差异，由来久矣。

从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没提升，反而在王权、皇权的高压之下越来越沦落，每每自甘委琐——孝武帝时，其宠妃亡，文臣纷作悲词哀诔，以证明自己心里疼着皇上的疼。皇上甚至当朝对某大臣说：“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于是该臣“应声号恸”，捶胸顿足，涕泗交流。又让一个大臣哭，其哭若丧考妣，极哀之状不让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优上者，奉诏为皇上作缅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时缓压。若在春秋时期，那等诗文显然会归于“颂”的范畴。

姑且不论西方诸国有无那样的皇帝；西方的历史中断无那等为臣的贵族，却基本上是事实——在中国的古代，所谓“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许有才有，允许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许有则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诸国的古代，“贵族精神”是不受王权左右，而受教皇支持并赞许的一种“精神”，是较为独立的一种阶级思想——皇帝也不敢轻意亵渎。因为在教廷看来，皇帝也只不过是第一等级的贵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须以贵族原则律己。

中国的当代文化知识分子，其实不必学什么西方的“贵族精神”，也不必学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阶层属性不同，无的放矢。

若能将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在当代发展几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