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是，在新文化运动前，早有女性先驱们为此努力了——1898年，谭嗣同之妻便与康广仁（康有为一弟）之妻合办了《女学报》，于是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由三十多位女性担纲主笔，影响逾国。此外，出现了《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女性办女性撰文面向女性的报刊。到1907年，仅天津一市，女子学堂已多达一百二十余所。论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不可不提女性先驱们的首勋。因白话文的易懂便写，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好风凭借力”，也是事实。除女性报刊的增多，面向儿童少年的报刊也出现了深受他们喜爱的新种类，如《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时代》。

第五，最为“好风凭借力”的，当然更是文学。白话小说、散文、诗与杂文、时评政论、小品文、读书随笔、文学艺术评论，争奇斗艳，你花开后我花发。报刊与文学互利双赢，确可以繁荣二字形容。自然，文字交锋鏖战与“口水仗”此起彼伏，民主与民生言论层出，文化与文明主张常见，各种主义之宣言激荡、冲突、共存，比春秋时期还要芜杂多元，像极了西方的文化启蒙世纪。白话文也使中译外、外译中变得较为得心应手，促进了中外之文学的、文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了解、介绍、欣赏、借鉴——总体来说，因为中国落后的方面多，西方现代文明的方面显然，西风东渐远超过于本土文明与文化成果的输出——在后一点上，最有资本一傲的倒是保皇心至死不泯的辜鸿铭，因为他用英文翻译的古典诗词与古文化经典最早最多……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似乎便是近代中国之一个最好的时期了？

实则不然，以上只是文化及思想景象单方面状态，或曰仅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知识分子单方面的感觉。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好与不好的史论，也要看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感觉如何。

从史中难以觅见他们直接留下的记忆。

幸而有人可以替他们间接留下印象——便是民国之父孙中山。

辛亥之后，孙中山曾悲言：“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反令民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这乃因为——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府班子更乏实际权力可言。清廷时的封疆大吏，曾因其逊位，一度摇身一变成为民国之地方长官。他们碍于袁氏毕竟是逊位诏书中指定的组阁人，并且自己成了大总统，虽皆心有不服，却也都不便公开竖起反旗。但袁世凯一死，群龙无首，中国再度陷于“领导班子”半虚空的局面。新军阀们其实都乐见此局面呈现——或企图据省独立，拥兵为王；或生更大野心，觊觎大总统宝座。一时间，所谓“自治”舆论，再次甚嚣尘上。而军阀麾下，经常发生哗变、分裂、叛离的情况。于是如鸡生蛋，蛋生鸡般，衍化出众多小军阀，也割据一方土地，占领一座或几座城市，过诸侯王之瘾。鲁迅诗“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两句，正是当时国家局面的逼真写照。军阀们之间互不安生，你欲吞并我，我欲消灭他。军阀战争，遂成民生大患，土匪趁隙滋生，更使黎民深受其害。军阀欲剿收土匪，以充兵源。土匪也袭击军阀部队，抢军火，掠给养，以壮大自己。是故，使黎民苦不堪言之事，兵灾第一，匪祸第二，自然灾害第三。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但若天灾人祸并加于民间，民间苦难重矣。从晚清到民国，民间历经惨乱，又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烧杀，继而历经北伐及后来的军阀混战，已可谓千疮百孔、哀鸿遍野了。清末时期，背井离乡之民多时已达千几百万，至民国，近两千万矣。初是逃灾避难的流民，渐变为有家难归的游民。游民所到之处，居无定所，生无稳业，有堕为盗者，有沦入帮门者——于是帮会发展有声有色。

凡帮会，或易进严出，或严进严出；总之一旦进了，出来就不由自己了——凡此类帮会，性质上其实便是黑社会。

东西南北中各路游民，隐裹着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所到之处，不论城乡，都使民间太平日子更加稀少。士农工商，皆难避兵、匪、帮会三害叠加之苦。

前所述民国之种种曙光般的新现象，如币之一面；而另一面，如人间炼狱也。新现象在大都市，炼狱似的一面，在民间的最底层。

蒋兆和的《流民图》，是当时画家用画笔留下的在现场性的历史画像；而鲁迅的小说《肥皂》，也对人口买卖给出了证言。

至于文化，在民间的最底层中，传统的已然瓦解，现代的尚未成形。

再至于文艺，实际上接近是没有了——乡村的普通农家的孩子，不复再能像鲁迅小时候那般看到社戏了；小镇的劳动大众，也很少有幸在菜馆听段评书了；二三级城市的中产人家，家里能订份报看连载市民小说的，就算是少有的文艺欣赏与享受了。

民国的另一面，在《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茶馆》《春蚕》《包身工》《为奴隶的母亲》《月牙》《骆驼祥子》中……

难怪乎孙中山出那种悲怆之言；

难怪乎蒋介石对军阀笼络与憎恨交织；

难怪乎底层常有人叹曰：还不如大清朝年光好的时候！

中国之文化启蒙，实际上，“五四”之前已成景象。严复所译之《天演论》，未尝不可以视为第一次文化启蒙的“破冰事件”，其影响远超过其他翻译书籍或文章。由是，乘风者众，或出于开启民智，易变民习的真诚，或只不过为了成名获利。

梁启超斯时著文，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氏文风特点之一，便是每将观点推向极端。其所言“人道”，亦非仅指人道主义，而是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全部做人准则——那些准则，《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学读本中不是一再宣扬了吗？孔子思想、《朱子家训》、经史子集里，不是也一再强调了吗？

然而梁氏看出了问题——只教诲得了学子，难以深入民间。

应该说他看得还是比较准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小说足以救国乎？若国还是老样子的国，民又怎么能靠新小说而如其所愿成为新民呢？

有怎样之国，亦有怎样之民——他回避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他所言的新小说，是相对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书、戏剧的一种概念。

附合其观点的有两种声音。

一种予以发挥，以法国为例，认为“今日法人之安享共和政体之福，皆小说诸家之所畀”。

这种附合，强调文化启蒙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梁氏貌和，其“道”相左。

一种予以深究，认为如上小说、评书、戏剧，皆毒化民心之根源，“其文采愈足以自饰，则其流毒愈深极远”。——于是自成小说害民亡国论。这不是梁氏本意。梁氏虽鼓吹所谓新小说足可新民，但还不至于“极左”到认为旧小说、评书、戏剧都该一扫而光的程度。

反对梁氏的声音也是有的，同样从国与民的逻辑关系上表达质疑。

一个事实确乎是，在关于小说的大讨论时期，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到冒险小说、言情小说、苦命小说、复仇小说等等，种类极为繁多。因广受欢迎，报刊每登广告以高酬求稿。而最为盛行的，乃翻译小说。因为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小说，对于中国人，似乎最符合新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时，某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家也曾是文学青年，瞿秋白发表过很“布尔乔亚”的抒情诗；方志敏发表过小说；张闻天的诗作和散文频频见报，并且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今人对陈毅的律诗已不陌生，而他当年发表过多首特抒情的白话诗。

那时，有三座城市，最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折射出时局动荡、民心涣散、四分五裂、难以整合的中国形态。

北京朝野内外，仍在为中国的体制问题而各派角力，明争暗斗，每每刀兵相向。致使古都上空，经常乌云密布，官民各界，每每人心恓惶。

广州人则有两类——一类一门心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类趁乱捞钱，官倒民倒齐踊跃，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不但贩货，而且贩人。

上海因为租界甚多，占足开化风气之先势，遂成新文化丛生之地，书肆林立，皆以专出新小说为招牌。翻译小说的广告最为抢眼，读者最多，销量最畅，读新小说几成一切识字之人的时髦追求。这一种态势，迅速扩大向江苏、安徽、浙江周边三省。新戏剧也如火如荼，良莠参半。

后来，生理卫生书籍大行其道，尤是《保精大论》《男女交合新论》之类“性爱宝典”成为许多识字青年的枕畔书。

而于这等出版业的发达盛况中，“哲学”一词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们的视野——黑格尔、叔本华、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尼采等名字，频频现于学理报刊，致使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学界“大腕”，一再著文予以阐释、批判，每起论战。他们还要抽出精力来，关注市民阶级的读书倾向，指出哪些书是出版界哗众取宠，只为赚钱而出的“垃圾书”，而哪些书才真有科学知识普及、人文启蒙的价值，以肩“文化导师”的使命。结果常引火烧身，树敌成靶。总之，都够忙的，够累的，够操心的，够忧虑的——大约，也觉活得够充实的。

想象一下当时上海的情况，那种文化热的局面，似不逊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新文学时期”；与后来中国网络时代的“自媒体”情况可有一比。那似乎是一个没人管的文化时期；也分明是一个人人言论权利平等的时期。什么名流、前辈、师长、同窗、新交旧好，理论起来，没大没小。总体上，就事论事言理的多，损辱人格的现象少。

对于清末的上海本地人，所谓“政局”似乎是这样的——清朝廷虽然尚在，但与“阿拉”何干？它派驻留辫子戴顶子穿袍子的官员吏役，实际上对本地的管辖权非常小。“犯法”二字，在上海有两重意思：一指犯清朝的法，二指犯租界的法。犯清朝的法可逃入租界暂避一时，若租界洋警局不配合，清朝的捕头们干没辙。若犯了租界的法，那在上海就无处可逃了，清朝的上海官想不管都不可以，洋警局绝不会答应。是故，情况变成了这样——上海虽是中国之城，但上海地方官在当地是低于洋官员的二等官；清朝的法是低于租界法的二等法；清朝的执法者是低于洋警察的二等执法者。“大清”的官员以及法和执法者，在自己国家的城市沦为二等了，也就难怪上海人不怎么拿“大清”当回子事了。在上海人看来，所谓“大清”，只不过剩下了个空架子而已。若革命党真能将它的命给“革”了，上海人像大多数汉族人一样是乐见其成的。若一时还做不到，上海人也不是多么的急。十八年都等了，再等十八天还是有那耐心的。因得开化风气之先，上海几无心有保皇情结的人。也因得开化风气之先，上海之多数人，不分阶级地，对“大清”的腻歪远胜别省市的人，对自己那种腻歪的忍性，也远高于别省市的人——毕竟，“大清”的腐朽气没落气和焦虑烦躁的晦气，离他们较远，对他们的辐射已微乎其微。

前边所谈的文学现象、理论现象、出版现象——广而言之，文化现象，形成于上海，如形成于香港一样自然。实际上那现象比香港还生动、活跃、色彩斑斓，因为香港当年不曾云集了那么多的文化知识分子，仿佛全中国的老中青文化知识分子多数集中到上海了。

后来相对于“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之说，细思忖之，其基本特征，或曰与“京派文化”的最大区别，似可概括为“自如”二字。此特征，即使在论争最严肃并且似乎特重大的问题时，也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而不会出现什么黑云压城更不会出现什么剑拔弩张的局面。

似乎也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上海，“大清”已名存实亡了。

抚去文化的文艺的现象看旧上海，其当年的全貌像当年的旧中国一样，也分分明明地呈现着撕裂状态。

英国作家阿尔多斯·哈克里斯曾这样评说上海：“没什么地方有比那里更刺激的生活可以想象了。”

20世纪20年代时，上海已近三百万人口。

它有众多的企业家、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具有各种主义和思想的青年、大学生。

作家、画家、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估计并不少于纽约、巴黎。

80年代，外国电影史学者看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惊叹水平之高完全可与当时的国际水平相提并论。

当年，全中国一半以上的公交车、私家车在上海。

它是经营着全中国一半以上对外贸易的巨大港口，有中国最大的船坞；

它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与金融中心；

它拥有中国一半左右的工厂，四万多名工人；

外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融入上海经济链条。

上海发电厂是旧上海活力的象征，茅盾的小说《子夜》描写过其厂房顶上的霓虹灯光，火红与荧绿色闪烁着几个英文大字——“光明、热情、权力”。

它是大量小商人、小店主和代理商的温床。外国商业大亨和形形色色冒险家的涌现，使上海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光环之外，又佩戴着殖民地现代化的徽章，而租界是那种徽章的城市造型。仅法租界就五十万人之多，但法国人只不过一千四百多人，外国人总数不超过两万——这从一个侧面可见上海当年的富人之多。

但当年上海的穷人更多，成千上万人租住在污秽不堪的河流上的小船舱中；工人们往往三代居住在小巷口的旧危房中，露宿街头的乞丐比比皆是。他们像牛马一样劳动，挣少得可怜的钱，完全没有尊严和生命保证可言。纱厂里的女童工们经常被热水烫伤。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这么写——看到有起码一百个婴儿在弥漫的水汽中躺在长凳上，而他们年轻的母亲是贿赂了工头才将他们偷偷带入车间的，她们没办法。

穷工人的出路几乎只有两条——要么加入黑帮寻求庇护，要么暗中接近共产党发誓改变社会。

那名外国记者引用外国谚语说：“上海是由一层厚厚的地狱和一层薄薄的天堂组成的。”

如果说上海发电厂当年由霓虹灯组成的“光明、热情、权力”象征着一座城市的貌相，那么，它只实现着极少数人的梦想，与众多中国人的梦想是无关的。

全中国的人都没想到，辛亥革命会结出袁世凯称帝的劣果。牺牲了那么多仁人志士的性命，流了那么多好男儿的血，用民间的话说：“不承想弄出了个这！”

严复对“大清”的感情并不比王国维浅；他是连君主立宪都不赞成的人；他当清朝的官当得很有感觉，也很尽职；他主张改良，而改良是为了“大清”能重新强大起来；他认为比起元、明两个朝代，清朝的总体表现是不错的，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并非是暴政凌民的一贯统治；他为“大清”的灭亡扼腕叹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诅咒梁启超这个君主立宪主义者罪该万死——“小说救国论”实际上起到的是使“大清”速亡的“坏”作用。

梁启超得知后反唇相讥：是他翻译《天演论》先带了个坏头！

而在王国维看来，他俩是一路货色，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而在北伐革命将士看来，大时代的潮流当前，文化只分三类——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三人都介于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间。

后话是——王国维的死，与自己心谙此点不无关系；傅斯年主持民国政府中研院，为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向财政部打申请补助的报告时，还不忘在文中加了一句：“人家的父亲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其在文化传承方面毕竟多所作为。‘逻辑’一词是其发明，仅此一点，即可谓贡献……”

“敌人”二字，意味着在国民党核心人士那里，前账是无法忘记的。但傅氏毕竟非是彻底的政治动物；相反，是骨子里的知识动物、文化动物，故其看人，首先还是着眼于知识与文化方面怎样，不能不令人觉得可爱。

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但连自己明知是共产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也聘用，连死不悔改的保皇人士辜鸿铭也“收编”了过去，其为民国所做之“文化统战”工作，真是堪称卓越。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开了中国人一次冷玩笑；如果说北伐又使国人看到了国家翻开历史新篇章的希望；那么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则一下子使中国跌入了“革命”后的恐怖深渊。

上海曾经“自如”发展的文化局面，从此戛然而止。“海派文化”也随之面目全非，仅成历史话题矣。

连当时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新感觉派”的主力作家们，都因那“恐怖”的气氛而离开上海，各奔一方了，足见那事件对于文化人是多么巨大的刺激。

是故——被国民党人视为“敌人”的梁启超们也罢；被共产党人视为“敌人”的胡适们也罢；先被国民党视为“敌人”后来又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许多文学的文化的人士也罢——说到底，其实都不具备成为任何政治集团的敌人的能量。

单靠文学、文化肯定是强不了国的。

若一种政权瓦解了，如清朝、如民国，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文学、文化起了破坏作用；一定有其自身不可救药的原因。

举凡革命，则必号召暴烈的行动，否则无法制胜；而举凡文学，大抵遵循人性立场，违背则遭谴责——此二者之核心主张的根本区别。

举凡革命，皆需昭示理想，于是必维护高尚激情；而举凡文学，总是面向民间，于是每见现实之常态——此二者之“规定行为”的不同。

即使拥护革命如雨果、高尔基者，后来都与革命发生意见分歧，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原因。

“存在的即合理的。”——此言不但适用于解释革命，也同样适用于解释文学、文化。

21世纪的中国，若能以超乎以往任何时代的包容性看待文学与文化，则新时期之新又加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