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屈原坚持节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谁醉谁醒，争个什么劲啊！

元的亡，亡于作为统治集团，自身文化积淀浅，又不善于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汉家”文化之“先进”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时，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会行仁政，做个好皇帝。因为他有此种表态，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某个冒失鬼，哪壶不开提哪壶，顺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账话”——对一切帝王，那话肯定是“混账透顶”且振聋发聩的。朱皇帝当时就火了，要传旨将孟子捉到砍了。这事正史上未提过，野史中传得很广，可信度不高。向来孔孟并提，凡是个汉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尽管在元朝被“冰冻”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学播在了一代代汉子孙心里呀。

虽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变成了孔子一人之道，这却是真的。结果“亚圣”被剥夺了“圣”名，连其塑在文庙中的像，也遭捣毁，当垃圾清出了文庙之门。

政治本不是谁都“玩”得的国之顶层大事，偏偏孟子尤爱议政。这一点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复礼”，关于政治很少发议论。最有冒犯意味的话，不过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当诤言来听，没有颠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顺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广大汉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万，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达官显贵及地主阶级名下，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佃户。而且，元代加强了对最底层人的户籍管理，被划入另册将世代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们除了造反，再无别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天灾战祸，亦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败加速了它的灭亡，可谓支撑乏术。

朱皇帝在文化上独树孔子之后，不久恢复了科举。这给元时“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头，都以亢奋之心跻身于科举“管道”，于是传授入仕经学的书院书馆及塾学堂，如雨后春笋。

实际上，元时以私人学名开馆授业的现象更司空见惯，最多时达四万几千处，而明中期才一万几千处。这是因为，元朝廷与军队逃离中土之际，不但带走了蒙古人，也卷挟走了不少汉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达到六千余万。而明的院、馆、塾，与元有本质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废了科举的情况下，只能以艺技为主业，即谋生手段，如现在的“文艺培训班”；而前者，则又重新祭起了“修齐治平”的经世之道的旌幡。

唐诗、宋词、元曲的水平已各处巅峰，明的文人士子们皆知无望达及，于是他们之“文以载道”的能动性，逐渐转向了纵论时政方面。可以这样认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这又因为，元是中国历史上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汉人为中心的。所以明之灭元，意味着历史回到了“正轨”，是对整个汉人的拯救。此时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么重新将国体设计完美了——许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头，贡献继往开来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于自己的英明。他的设计是中央高度集权，连宰相也不任命，举凡一切政策法规，更喜欢产生于自己的头脑。

明是中国历史上由农民领导，靠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朝代。所谓匹夫登基，草民称皇。这样的一个皇帝，治国理政的资质显然在各阶层内心里都是存疑的。尽管他在南京当皇帝当的挺有魄力，但那当的只不过是半片汉土的皇帝；如今当整片汉土的皇帝了，两码事。能力欠足，有待观察。此种情况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没温乎，竟被杀了，且灭族了，历史结论很可能是——为国为民祛忧，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拥圣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顺利地将皇位传至三代以后，情况则不同了。那时社稷姓朱，便成共识。只要子孙当皇帝当得并不明显地昏聩无能，别人若起取代野心，顾虑将是很大的——历史结论将是“篡位”“弑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种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刘邦生前最怕他的“战友”们做；后来的曾国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历史上留下“窃国”“乱臣贼子”的骂名。

朱氏深谙此点，故其集权、专制，是要为子孙后代夯实皇基。无论是确有人觊觎他的皇位，还是他自己疑心过重无事生非，总之他不久剪除起“战友”来，做法心狠手辣，莫须有之织罪，他运用起来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两点，当然违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虑的范围。目的却达到了，命官们特别是些个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缄默其口了。他们终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实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学生。

集权也罢，专制也罢，对一个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却往往立竿见影。并且，他的某些国体设计和主见，在当时也算考虑独到，例如尽量避免战事发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禄标准亲订，以防滋生腐败；军费由国库直接拨给，以杜绝军方勒民现象；留在汉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得在本族间婚配。不论嫁娶，一方必得是汉人。以强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带着的劣基因，是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都无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问题显现了——明初，内外官员两万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万；嘉靖时，全国每年供给于京师的粮食四百万石，仅各王府禄米却已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年光持续良好，风调雨顺，每年的贡米也不足京师所需之半。只得通过“加派”，增收赋税，民不聊生，怨载道矣。

不世袭，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见，而世袭成律，必然失控，状况频出——晋王第三子庆成王，妻妾众多，生百子，俱长成。长子袭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镇国将军——此明前朝代绝无之事。家世余荫，福泽无穷之代，且多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之辈。“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学无术。

世袭资格的巩固，须官场互相帮衬，攀权附势，结党营私之风于是盛行，潜规则遂成常态。而皇室的存在，却又不得不依赖此种常态的“忠心拥护”。

朝廷惯以门第用人，虽科举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难通过那独木桥谋得一官半职。于是他们弃了儒家典籍，转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寻找慰藉，消解怨闷。

墨子曰：“尚贤者，政之本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荀子曰：“虽王公世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黄宗羲著文痛批当时情况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当然他的愤言是说在晚明，仅在小范围传播，否则性命难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统称。明中期开始分化，晚期显然——仕途顺达者，依然视儒家经典为真圣真贤之书；对科举心如死灰者，逐渐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响渐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无非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或许他们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认为民应该多么的贵，与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情怀未必相同。但他们表达不满，须有够高尚的理论支点，“民贵君轻”“社稷共属”，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们之矢的。

士林中还又分出了一“林”，将生命价值转向了小说——他们文化自信满满，能预见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未必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于是我们如今有幸读到“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态，亦如元的文化形态一样，都经历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拢、转型的时期。元以曲为媒，明以小说为介。于文学，乃幸事；于哲学，是思想力的解构、消遣、娱乐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说到哲学，则不能不提王阳明的“心学”。我对所谓心学一向不持高蹈之评。在我看来，无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过劝官劝民对自身郁闷看透点儿，想开点，自我劝解地虚化了之。

倘言儒学的内容是人性人智之学，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逻辑，儒学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心学”。王阳明不过是将他所消化的儒学，换了一个概念，以佛学的方式细诠细释了而已。

心学对于明的统治是尽量不露企图的，甚为低调的帮忙之学。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当成治民工具的；王阳明的心学，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为帮忙学的。

但，未必这样也罢，未必那样也罢，具体到对世道人心的作用，毕竟出发点都是阳光的，良好的，影响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时代，即使想帮哪一朝代减点压，何况是用贡献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视为统治集团的文化侍从。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动性大抵体现于两方面——要么试图影响统治集团，要么试图影响世道人心。而影响前者，又往往比影响后者要难得多。在影响后者方面，因少或没有忌讳，亦往往能对人性作超阶级的分析与见解——正是这一部分见解，因超越了阶级，同时也便有可能超越历史局限性了，于是对今人仍有教益；故，他们就确乎当得起“思想家”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