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认为，在贵国搞改革，太不切实际，见效也慢，不如搞革命。康先生，孙文先生的思想之高尚，见识之卓越，抱负之远大，堪称东亚珍宝，足以担负起四百州四万万生灵的命运，您不如跟他合作吧。”

四百州就是中国。

“呸！”康有为再也按捺不住，并且看出眼前这个人今天是肯定不会给自己钱了，非但不会给，而且还是来当说客的，要把自己拉去跟着孙文一块儿造反，这哪能行？

更何况，听他的意思，好像还是要让我去给那孙文当小弟？

“我康某忠君，世人皆知，岂能跟你们这伙人苟合，干那无君无父的勾当？”

宫崎滔天一看对方发火了，连忙起身劝慰，说您消消气，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同为天涯沦落人，没必要动怒不是？对了，要不康先生改日抽个空，我安排您和孙先生见一面？

“滚！”康有为拍了桌子，“来人，送客！”

于是宫崎滔天只能失落地离开了康家。而康有为却还怒气未消，越想越火大的他忍不住当着家里人的面破口大骂了起来，说这姓宫崎的，竟然给孙文来当说客，这孙文是什么人哪？贼子叛逆啊，他请来的说客能接待吗？肯定是先游说，游说不成再图穷匕见搞暗杀，对，肯定就是这种货……

这真的是冤枉孙先生了。

姑且不说宫崎滔天是真心诚意想当一次红娘，让一同在日本流亡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手共图大事，就说此时的孙文，也是根本就没可能去刺杀康有为的，不光是彼此之间无冤无仇，更主要的是因为人家正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忙什么？

忙着娶媳妇儿。

话说在后来担任了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的犬养毅曾经问过孙中山：“先生最爱的，是什么？”

孙中山说，是革命，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犬养毅不以为然：这个是人都知道啊，咱能爆点猛料么？

孙中山没有任何犹豫：“女人。”

犬养毅抚掌大笑。

明治三十年（1897），孙文从神户移居至横浜，先是建立了兴中会横浜分会，然后又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中山樵。

这并非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网名，而是有典故的：且说有一次孙文跟一个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去东京，在旅馆住宿登记名字时，孙文自感如果在日本天子脚下登记“孙文”二字的话，或许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想着起一个化名。

正好两人所在的附近有日本公卿中山家的宅邸，于是孙文灵机一动，在名册上写下了“中山樵”一名，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宫崎滔天就把他的中国姓和日本姓合二为一，称之为孙中山。

而这个叫法，也被传遍了全世界。

不过孙文本人却从来未有以“孙中山”自称过自己，一次也没有。

同时在其本人的各种公私文档内，也只署本名孙文，而在欧美，则一般取其号称之为孙逸仙。

话再说回横浜，当时的孙文，住在一个叫温炳臣的华侨家中，住一楼。

温炳臣是横浜分会的干事，广东台县出身。主要经营茶叶和棉丝生意，因为一来敬重孙先生，二来也确实家中有钱，所以在孙文入住温家的房子之后，温炳臣特地请来女仆一人，负责照顾这位房客的生活起居。

女仆的名字叫浅田春，当年15岁，静冈县人。

浅田小姐进入温家之后没多久，就跟孙文彼此生情，成了一对。

不过因为两人没有明媒正娶昭告天下或者办理过任何法律手续，故而时至今日提起他们的时候，通常都将浅田春称为孙文的妾或情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主仆恋，从古至今无论中外都不乏例子，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对劲。但细细琢磨一下，就会觉得好像并非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首先，当时的孙文是不会日语的，或者说是很不精通。他只会中文和英语。

巧的是，浅田春也会中文和英语，而且很精通，精通到能随心所欲地跟孙文交流。

这就很奇怪了。

你得知道，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一般只有千金家的大小姐才有可能在15岁的时候掌握两门外语，并且熟练到足以跟人谈恋爱的程度。而浅田春很显然应该不是千金小姐，不然也不会去做女仆。

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刻意地对她进行过训练。

是谁？

我也不知道。因为历史上并无记载。

至于为什么要训练这么一个小姑娘，虽然目前也没有史料来说明这点，但其实好好想一想便能明白——她应该是日本方面派来的间谍，用于观察孙文一举一动的间谍。

如果是女间谍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而浅田春是间谍的证据，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自她来到孙文身边后，孙文的各种行动，基本上都被日本政府了如指掌了。

比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9月21日，兵库县知事向外务大臣报告称：“孙逸仙（三十四岁）与跟随者温炳臣（三十八岁）及浅田春（十八岁，孙逸仙之妾）于昨（二十）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自横滨乘坐开往神户方向的火车，途经西京来神奈川，是日宿市内相生町三丁目加藤的旅馆。”

然后在9月22日，兵库县又报告说：“今日傍晚孙陪同其妾浅田春赴相生座观戏，不久返回住地，用罢晚餐复又观戏，除此之外再不曾外出，亦无他人造访。”

从以上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浅田春到来之后，孙文的行踪被大量泄漏给日本政府是不争的事实；第二，此事多半和温炳臣无关。

因为温炳臣跟孙文同岁，都是公元1866年出生，但在上面的记录里，他的年龄却被错误地记成比孙文大四岁，如果浅田春真的和温炳臣有着较深的关系的话，那应该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犯低级错误的。

再说兴中会横浜分会成立之后，温家的那处住所也就成了革命基地，孙文每次都带着一群同志在自己房间里开会，每回开会都要摊开一张中国地图，孙先生指指这里，点点那里，然后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要尽快发动革命，攻陷这些地方……”

然后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秋季的某一天，正当孙文和往常一样带着一群同志在地图前开疆拓土说得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响声。

众人定睛一看，发现地图上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大水迹，抬头望去，发现天花板上正往下滴着水滴。

于是大家就有点不开心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国家大事呢，上面怎么就滴水了，这不阻挠革命行动嘛！二楼住的是谁啊？

但孙文却并未发牢骚，只是回头问温炳臣，这是怎么一回事？

温炳臣表示可能是楼上的住户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我这就上去看看吧。

此时温家住着不止孙文一户，在二楼还住着一家日本人，家主叫大月金次。

大月金次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跟温炳臣关系很好。因为家里发生火灾房子被烧没了，于是仗义厚道的温炳臣便邀请他们一家暂住到了自己的家中。而这次的“水灾”则是由大月金次10岁的女儿大月薰所引发，且说小姑娘当时正在把玩着一个装满了水的花瓶，一不小心打翻在了地板上，于是水便顺着缝隙流到了一楼。

很快，楼上的大月金次就知道女儿干了坏事，于是便让大月薰下楼道歉。

小姑娘自知闯祸，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楼下的房间，当着所有人的面低头表示对不起，以后自己不会再这么顽皮了。

虽然大家不可能真的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但地图被弄湿了，会议被搅和了，所以尽管嘴里说没关系下次小心点，但脸上总归是不怎么好看的。

而唯独孙文，一看大月薰，就笑了，然后说道：“没事，你能主动来道歉，真是个好孩子。”

说完，拿出了一瓶糖水椰子，送给大月薰当见面礼。

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物产比较贫乏的国家，在以前就连砂糖也属于比较珍贵的食品，至于椰子，那更是只在鹿儿岛等南国地带才会有的特产，横浜的小孩子兴许连见都不曾见过。

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那一年，孙中山32岁，大月薰……10岁。

至于后来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后面慢慢再说。

话说在维新党的核心里，还有一位也来到了日本，那便是梁启超。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梁启超跟他的师傅康有为完全不是一种人。首先就是人品，这位梁先生基本上天生就干不来那种坑蒙拐骗的勾当，一直都是个心胸坦荡之辈。即便是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中间，他梁卓如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俗话说人品决定待遇——康有为从天津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跑到日本，绕了亚洲小半圈可临了临了日本人连岸都不打算让他上。

但梁启超，还没离开中国，日本那边连欢迎会都准备好了，伊藤博文更是亲口表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

于是早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10月3日，日本人就亲自派出军舰大岛丸将梁启超接走，先送他去了广岛，后来又到了东京。

和孙中山一样，在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也给自己搞了个日本化名，叫吉田晋。

吉田，取自吉田松阴；晋，即为高杉晋作的晋。

安顿下来之后，梁启超想办法找到了当时正在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光绪皇帝也给弄到日本来。

得到的答复当然是NO，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日本人要真能想办法从皇宫里把光绪带出来，那当初戊戌变法时就想办法去颐和园杀慈禧搞合邦了，还需要在这儿跟你梁启超扯淡么？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毕竟对方是值得敬仰尊重的梁先生，因此大隈重信只是表示，如今贵国大局已定，先生还请不要急躁，暂且等待数年，等到时局有变，再做计较吧。

不过你也不要笑梁启超太傻太天真，你知道当时康有为在做什么么？

康先生倒是挺成熟的，这位老兄此时搞了一个奉衣带诏，说是自己在临出国前，光绪亲下朱谕密旨给他要他去日本筹款募兵，然后杀回北京讨伐慈禧，因此，为了大清王朝，请在日本的同胞们，多多捐款给我康某人吧，不捐不是中国人。

顺便一说，那个奉衣带诏，是康有为手工伪造的。

两人的人品之差距，大致就在于此吧。

眼看救回皇上无望，梁启超也只能死心作罢，开始蹲在家里过着每天看看书学学日语的日子。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宫崎滔天，宫崎滔天么我们都知道的，那段时间也不知道吃了什么特别来劲，反正是逮着一个维新党就想劝人家跟孙文合伙，结果梁启超倒是真跟康有为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为人好说话，而且也确实开明得很，表示自己虽然是个不赞同革命的保皇派，但却并不排斥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完全能一起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

就这样，当年11月，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梁启超和孙中山第一次见了面。两人一开始还各抒己见互不相容，各说各的理，结果没想到却是越谈越投机，聊到最后梁卓如也不顾自己维新党的身份了，跟孙文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合作。

其实此时梁启超的很多思想见解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说在抵达日本之后，他几乎瞬间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了。

“当我来到日本，实地见到了这个正在不断进步的国家后，就仿佛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般，头脑和身体都一下子畅快了起来。在这个国家，无论是当差的还是做工的，都对人生抱有着莫大的希望并为此而活跃，浑身上下充满了勤勉进取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何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国能一跃登上世界文明的舞台吧。比起正在不断腐败着的清政府，我想日本是一个更值得去爱慕的国家。”

之后，梁启超又接触了福泽渝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自由民主学说，在阅读了大量类似文章书籍后，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则必须从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而要使少年强大，则一定得从教育入手。

当年年末，在兴中会横浜分会会长冯镜如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叫《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同时攻击大清的专制朝廷，鼓吹爱国救亡。

可能有人会问看着弟子一步步走向革命党阵营，康有为为何不闻不问？

这是因为此时的康先生觉得在日本混着没啥意思，人生地不熟的施（坑）展（骗）不（不）开（到）拳（金）脚（钱），于是便带着他的奉衣带诏去了加拿大。而孤身一人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跟孙文他们来往得更加频繁，甚至还介绍了不少自己的仰慕者加入革命党阵营，像章太炎、唐才常等人，就都是在这个时期经梁卓如之媒结识的孙文。

就在维新党和革命党越走越近的当儿，大清那边又出了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