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良心话，从颁布的这些政策来看，你要讲它是仿制了明治维新，那绝对是在糟践明治维新，这些个玩意儿充其量也就跟当年朝鲜金玉均那伙人搞的新政属一个级别。

实际上康有为对此也并不满意，因为他想搞的根本就不是上述这些皮毛改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维新——制定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改年号，甚至是断发易服，迁都上海。

这显然是做梦。

虽说康有为有向光绪提过他的那些近乎天方夜谭的改革设想，而光绪也确实非常心动，但最终设想仍只是设想，想过，也就当是做过了。

因为光绪的背后，有慈禧。

尽管在大清宣布变法之后，老佛爷就很淡定地从宫中搬出去了颐和园并声称要养老，可实际上朝中的大事小事，老太太仍是无所不知。

不仅如此，在变法后的第五天（6月15日），慈禧太后要求光绪连下三道圣旨：第一，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赶回原籍强行退休；第二，从今往后，凡封的二品以上官员，在受封之后必须先去皇太后处谢恩；第三，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负责京师及周围的戍卫防务。

翁同龢在光绪和维新党眼中算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现在把他踹回老家，那等于是在拆梁换柱了；二品官员去太后那里谢恩，就是说慈禧并不打算让光绪任意用人；至于那位荣禄，据说是老佛爷年轻时候的初恋，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能够确定的是，他是老太太的心腹，用他当直隶总督，那便是把中央戍卫部队的兵权给抓在了手里，万一真要动起手来，那么太后那边的胜算会大了很多。

很多人都说慈禧太后直接插手变法维新的原因是她和她的同伙们因循守旧，见不得新事物，这实在是很冤枉的，老太太要真是个守旧之人，也就不会有当年的洋务运动了。事实上所谓的维新变法，其实说穿了就是一场政治博弈——光绪跟康有为想打着人气非常高的改革大旗，来清理慈禧一派的老人，而老太太他们肯定不愿意就此被赶走，于是双方自然而然便剑拔弩张了起来。

你要说康有为搞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这我信，但要说这哥们儿是一心无私只为强国，那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十分心志，他康先生能把其中的两分放在强国上，就已经算不错了。

就在维新派跟太后派两拨人明里暗里往死里较劲的时候，一个搅局的人出现了。

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了天津，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伊藤大人来大清的主要目的，是跟康有为搞的这场维新有关。

那么，大清变法维新，跟日本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本来没什么关系，你变你的，我过我的，井水犯不着河水。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亚细亚主义风气大变，从一开始的“联华攘夷”，非常微妙地变成了“携华攘夷”，通俗来讲，就是原本把大清当哥们儿共进退，现在想自己当大哥带着大清闯江湖。

这么做，在日本人看来有两个好处：第一，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西方列强在亚洲势力日益扩大步步紧逼，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恐怕很难对付洋鬼子，而眼下亚洲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日本和大清了，所以为亚洲着想，两国最好联手；第二，日本可以把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带给大清，与此同时，捞点便宜。

于是伊藤博文就来中国了——在来之前，他和明治天皇密谈了很久，虽然不知道谈了些啥，但用膝盖也能明白，肯定和这次大清之行脱不了干系。

在抵达天津之后，伊藤博文受到了大清各界的热烈欢迎，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于12日亲自设宴接待，除去天津官僚名流之外，荣总督麾下的几员干将如袁世凯、聂士成等人也均出席作陪。

因为伊藤博文在这个时候来访必然与维新变法有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在席间，很多人都非常热情地请求伊藤前首相能将日本的先进经验带给大清，让大清早日成为和日本一样的强国，对此，伊藤博文频频点头应诺，说在下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然而就在这一团高兴的当儿，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

荣禄离席了。

没有任何征兆，荣总督忽然就站起了身子，一声不吭地离开了现场，同时脸上很不好看。

作为东道主，作为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在大伙一致对变法维新无限看好的气氛下做出这样的行为，这让伊藤博文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

9月14日，伊藤一行来到了北京。他们首先来到了总理事务衙门，跟负责人庆亲王奕劻见了一面。

因为有了之前荣禄的经验，所以伊藤博文也就不再一味给新政唱好了，而是自动进入了八面玲珑的模式，在跟奕劻会谈时，他表示，这个变法维新么，说是说维新，其实主要行政还是要重用老成之人，那些少壮派，不是不用，而是不重用，让他们先辅佐老人，打打下手，等成熟了再说。

奕劻是后党，听了这话自是喜上眉梢点头连连，夸赞伊藤大人不愧是东洋名相，真材实料。

但其实私下里，伊藤博文是这么评价这场变法维新的：“说实在的，如果大清皇帝见我并问我关于变法之事，不论从道义上还是实际角度出发，我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说了，他能做吗？就算去做，又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看着总理衙门的官僚们，有几个真心想要变法的？而且最近皇帝又突然提拔了那么多新人，如此操之过急，又难免离散了老人们的心啊。”

所谓“突然提拔了那么多的新人”，指的是在9月1日，时任礼部主事王照想要奏请光绪皇帝出国去日本走一趟，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再回来搞改革。但是被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肯转呈，于是双方吵了起来，王照一度还准备弹劾怀塔布阻挠新政——这在变法期间算是很大的罪名，不亚于叛国投敌了，于是怀尚书在不得已之下，只能代为转呈。

9月4日，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知道了此事，便立刻赏了王照三品顶戴，并着为四品京堂候补，以示鼓励。

同时，以怀塔布为首的五六名高官，也被以阻挠新政为名撤了职。

接着，就在王照升官的第二天，光绪召见了维新派核心人物谭嗣同，然后任命谭嗣同以及同为核心的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京章行走。

军机京章行走简称军机行走，虽比不得登堂入阁的军机大臣，但却也有足够的实权，民间俗称小军机或小宰相。

一边是罢黜旧人，一边是提拔新人，雷厉风行手段如火，这让伊藤博文感到了些许不安，再加上之前荣禄的态度，更让他觉得，大清的维新变法，其实蛮岌岌可危的。

从庆亲王奕劻的总理衙门出来后，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又来到了贤良寺，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李鸿章。

伊藤见李中堂主要为了两件事，首先是台湾交割问题，虽然三年前就已经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已把台湾割给了日本，但因为各种交接工作的缘故，使得当日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没有把宝岛拿到手，于是伊藤前首相便代表了天皇，向李前中堂催促，问你们啥时候能把台湾拿来？

李鸿章说你不要急，总归是你们的了，赖又赖不掉，多等一两个月又有啥关系？已经是口中之物了，就不要再咄咄逼人咧。

而伊藤博文却说，虽然已在口中，但尚未下咽，总觉得不能安心。

然后两人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觉得似乎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于是便自动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

“中堂阁下在北方为朝廷打造了好一个番邦啊。”伊藤博文非常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鸿章脸色微微一变。

他知道伊藤博文说的那个番邦，是指俄国。

且说当年甲午，作为三国干涉还辽的领头国，沙俄帝国被大清帝国视为救命恩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去祝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爷子开始逐渐跟俄国人走得近了起来，并试图联合俄国共同对付日本——同年4月，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而是很忌惮日本。

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在他眼里，比起日本，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

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撇开日本利益不谈，大家都是亚洲人，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但很显然，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

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

9月16日，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

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他便顿生振新之意，和康梁所不同的是，他袁项城的“新”，那是有干货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以练兵为最重——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并认为“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也就是效仿德国。

同年12月，他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同，朝廷正式颁了旨意，将筹备新式陆军的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并将天津小站作为练兵的基地。

就这样，袁世凯带着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募集来的两千五百多名士兵外加原先定武军四千七百余人，进入了小站，开始了他的练兵生涯。

这支七千余人的军队，就是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重的北洋新军，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式陆军。

在练兵期间，袁世凯和维新党人来往频繁，不仅有给强学会捐过大把银子，甚至还和康梁等核心把酒言欢，据说在喝到畅快之处时，这哥们儿对康先生郑重许诺：“以后若有用得着世凯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维新党里头大多是书生，像袁世凯这种手握重兵的人当然深受欢迎，尤其是在慈禧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总抓中央兵权的时候，他袁项城更是显得弥足珍贵，被视为变法维新的利剑。

其实这次光绪召袁世凯前来，就是想要用一用这把剑。

虽然此时大清的维新已经搞了三个月有余，但这位年轻的皇帝仍是觉得无法放开手脚，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康有为他们告诉他，最大的原因在于慈禧。

正因为太后的隐而不退，才使得皇上的强国大业产生了颇多掣肘。

因此康先生认为，必须拉拢一名手握兵权之人，然后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对慈禧来硬的。

当然，这话的后半句，他是不会告诉皇上的。

于是，袁世凯就来了。

光绪很高兴，他先升了袁大人的官，命其为工部右侍郎，接着又说了很多鼓励的好话，总之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成为君王之剑。

不过袁世凯倒是淡定得很，皇上问什么，他答什么，赏什么，就谢什么。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行为和表现。

9月18日，康有为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见了伊藤博文。

这位自比孔孟后来干脆以康圣人自居的康先生，在见到伊藤博文后，很破天荒地谦卑无比了一番，不仅态度极为尊敬，甚至还行了弟子礼。

而伊藤博文则是非常坦然地接受了对方的恭敬，因为他很明白，康有为有求于自己。

不过，自己帮不了他。

来中国一个星期，伊藤博文对于这场变法维新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所谓维新，不过是一场闹剧。那维新派虽然嗓门很大，天天叫要变法啦要变法啦，可他们手中一没实权二没民意基础，叫了也是白叫。更可悲的是这群人还全然没有自觉，反而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的嗓门已经压倒了一切，所以还一直在高呼说三年完成维新大业，让大清焕然一新。

此时的伊藤博文已经基本认定，这场维新，九成九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过康有为似乎还不打算放弃，他对伊藤表示，当今圣上英明伟大，锐意进取，准备变法，我大中华和你们日本“同洲，同种，同文，同俗”，这感觉特别亲切，所以还请你们不要谦虚，担下这老师一职，教教我们怎么干吧。

伊藤博文却摇了摇头，说其实大清目前最要紧的，应该不是搞维新。而是应当先摒除自尊自大的陋习。你们至今还在称呼其他外国为夷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康先生一听这话就摇头了，否认道：“伊藤先生的这套言辞放在四五年前或许还说得通，但现如今根本不可能啊，甲午之后，我中华数千年大梦已为贵国所警醒，哪还可能称别人为夷狄呢。”

这倒是实话，中国人真正愿意正眼看一看这个世界其实并非因为鸦片战争，而是甲午。

不过，这里所谓用“正眼”的群体，其实还是颇具局限性的。

因此伊藤博文也说了：“上流士子，或许真如先生所讲，既不排斥外国，也知道外国的好处，可下层小民呢？据我所知，贵国的升斗百姓中，大多对外洋事务心生恶感，尤其对洋教，堪称痛恨，甚至还闹出不少事端来，长此以往，必为大祸。所以鄙人觉得，搞不搞变法倒是无所谓，先让这些小老百姓明白事理才更为重要。”

不得不说日本人的情报网真的蛮可怕的，全中国都憋着劲扯变法的时候，唯独他们把目光定在了那些反对洋教的老百姓身上，并且判断“必有后祸”。

但康有为显然没有这种眼力见，这是一个只肯顾当前的主儿，别说他看不到数年后了，就算看得到，也未必肯管。

但嘴上肯定是不肯认栽的：“伊藤阁下您这就是在看不起我大清了，像您说的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我国经过几十年磨炼冲击，外加变法熏陶，早就民智大开，明大义者，少说也十有六七。”

“那为何变法数月以来，还不曾有显著的效果呢？”

其实伊藤博文这也就是随口一问，这维新不比感冒吃药，哪有立竿见影的道理。可没承想就是这随便问问的话，却让康有为激动不已，甚至连眼泪都落了下来：“阁下有所不知啊！”

伊藤不知对方为何突然就这模样了，心中不免有点小乱：“康先生您怎么了？”

康先生抽泣了几声，抹了一把眼泪，开始讲述自己是怎么努力带着弟子们搞变法的，而那些守旧大臣又是如何拼着命阻挠自己强国的，自己空有一腔热血报国，只可惜被禽兽之辈阻拦，痛哉，哀哉。

说完自己说完保守派大臣，话题自然而然地被转到了慈禧太后身上。一提这老太太，康有为哭得就更伤心了：“我皇太后为守旧大臣所蒙蔽，不肯放权，还望侯爵阁下（伊藤博文是侯爵）有机会和太后见面时能好言相劝，只要阁下一席话，便能救我四万万大清子民啊！”

说到激动处，康先生几乎不能自已，高帽子也一顶接着一顶地越戴越多：“说真的，要是太后肯回心转意，那岂独我大清之福？乃是东方之福，世界之福啊！”

面对康有为的眼泪，伊藤博文则显得非常冷静，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说康先生近日之言在下已经铭记于心，他日若能见到贵国皇太后，定全力劝说，让其协助变法。

虽然这话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但对康有为似乎却挺受用，因为他听完之后，立刻擦干了眼泪，表示时候也不早了，那晚辈就先告辞，在家静候佳音了。

然后，又寒暄了几句客套话，便起身离开了日本使馆。

其实刚才那番说词并不是康有为的真心话，他的真心话是想请伊藤博文赶紧返回日本，率精兵三万前来北京，抓慈禧，促维新。

只不过这天康先生已经察觉到伊藤博文的态度非常冷淡，所以只请说动慈禧，不提借兵之事，以防被出卖。

不过，兵终究还是要借的，这慈禧，能抓还是要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