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工作人员，中川恒次郎绝非那种三下两下就能被忽悠的角色，当孙文跟他扯起亚洲安危世界局势时，他很果断地摆手拦住，问道：“孙先生，请问您有无详细的计划？”

孙文点点头，表示有，当然有，详细的计划就是我们决定在广州起义，一举攻下五羊城，然后北上，假道湖南湖北，一直杀到北京，改朝换代。

“这就完了？”

“完了。”

中川恒次郎想哭，但哭不出来，只能作微笑状：“在下的意思是，孙先生可有具体的做法？”

孙先生想都没想便表示，具体的做法就是你们日本人支援点军火，我们革命同志拼死奋力，共创大业。

中川恒次郎已经开始流汗了：“那要多少军火？”

“长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配足子弹。”

“参与的同志，您预计有多少人？”

“不知。”

“纳尼？！”

看着对方一脸惊愕的表情，孙文连忙解释说，因为朝廷对这种事情盯得比较紧，党员同志之间通常都不联络，故而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人。不过孙先生也说了，大家都是靠得住的铁血哥们儿，“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

听到这里，中川恒次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表示足下勇气可嘉，我等所不及，不过兹事体大，且容我考虑一段日子，行不？您要是急着造反，可以先去找别人。

孙文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急，能等，本来去年就要反了，因为准备不充足一直熬到现在，再多等几日也无妨，咱就靠你了，中川领事。

两人一别就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孙文又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比如德国驻港领事科纳普等人，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援手，但都无功而返，于是在4月17日，他又敲响了日本领事馆的门。

其实中川恒次郎本不想见他，但实在是因为荐头的面子大——前面说了，梅屋庄吉在日本各地都有人脉，因此也不得不开门迎客。

这一回孙文仍是老生常谈，拉赞助买武器，而中川领事则一反上次打太极拳的态度，很干脆地表示，自己是外交官，不是军官，只管经济贸易这种文绉绉的东西，玩不来杀人放火之类的高精尖，所以实在抱歉，爱莫能助。

事后，中川恒次郎这样评价孙文：“看他的样子，让我有一种仿佛碰上了《水浒传》中江湖豪杰的感觉。”

不过对于起事计划，中川也很不客气地认为，纯属“空中楼阁”。

尽管没得到足够的支援也不被看好，但孙文还是决定按原计划，拿着梅屋庄吉给他搞来的武器起事。

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孙文和一干弟兄齐聚广州，正式开始了行动。

这其中有孙文的发小陆皓东，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以及和孙文一起学医的郑士良等人。

行动的计划跟之前说的大致没差——鸣枪为号，联络同志，攻占广州，再图其他。

同时他们还印了很多反清传单，并创造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青天白日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还不等这些人打响反清第一枪，就先出了问题。

这主要是如孙文之前说的那样，参加起事的各路同志平常都不联络，到了临开打的前一天，孙文陆皓东他们才弄来一份名单按图索骥，挨家挨户敲门：“同志哥，明天我们造反，早上9点土地庙门口集合啊。”

这是一种很没效率的行为，同时风险也很大。

所以26日当天他们并没有联络到所有参加起事的人，甚至连一半都没联系上，本来想27日接着敲门的，可不承想第二天风声就泄露了出去——其实是必然的，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把衙门的人给招了过来，然后大伙一哄而散各自逃命，其中陆皓东没逃成，被抓了。

其实他是跟着大家一起逃出去的，本来未必会被抓，只不过走到半路上突然想起同志名册不知有没有被带出来，于是便要折返看个究竟。同行之人皆劝，说这太危险了，还是别管了罢。可陆皓东却表示，个人安危事小，一旦名册被官府搜去，必将按册株连，到时候“我党岂有余类”？

结果刚回去就跟官兵打了个照面。

就这样，他被抓了。

在狱中，陆皓东受到了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同党——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前面说了，若是不看名册，孙文这伙人自己都不知道谁跟谁是同志，现在你逼着陆皓东说，他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更何况就算说得出，人家也不会说。

只见那陆皓东在棍棒皮鞭之下奋笔疾书，痛斥朝廷腐败官僚祸国，并大声疾呼：“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也就是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年仅27岁。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了，不过万幸的是除了陆皓东之外，其余的核心骨干基本都安全脱逃毫发无损。其中主策划人孙文先是去了香港，然后又在仍不得安生的情况下，于当年11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剪去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从此不再是大清的子民。

之后，孙文又辗转英国加拿大等国，可能是觉得那边都不怎么好混，所以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时候，再度来到了日本。

这一年，他结识了两个对自己政治生涯而言非常重要的日本人，一个叫宫崎滔天，一个叫头山满。

宫崎滔天，熊本人，日本近代社会活动家。

所谓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就是那种十处打锣九处在，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他都能参上一脚的家伙，巧得很，宫崎滔天还真是这样的人。

他是日本近代新闻之父德富苏峰的弟子。德富苏峰这人吧，除了搞新闻之外，还兼带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受其影响，宫崎滔天也成了个自由主义者。

明治二十四年（1891），宫崎滔天进入外务省当差，主要工作是监视中国方面的动向，具体一点，就是密切注意在中国大陆一切针对现行政府的秘密组党结社行为。

你不得不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情报工作搞得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公元1891年，公知领袖康南海刚刚在万木草堂开坛布讲当校长，革命先驱孙中山尚且还正琢磨着怎么给李中堂写信物尽其流，再加上此时北洋水师正值巅峰，几乎没有人想到需要改革，更不会有人想到要搞革命，可日本人却已经开始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些变化，对此我们只能说，这帮人简直比大清还要了解大清。

在外务省工作期间，宫崎滔天认识了不少清国和朝鲜的政治人物，在和这些人的接触过程中，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亚细亚主义者。

亚细亚主义，也叫泛亚洲主义。简单而言，就是联合亚洲诸国反抗日益入侵亚洲大陆的西方殖民者，再说得透彻一点，即黄种人联合一起，打倒白人。

这套理论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当时的说法是联合大清，带领朝鲜，一起打造一个以日清为首朝鲜为跟班的黄种人联盟，共同抗击欧洲列强。

然后在明治十三年（1880），一个叫曾根俊虎的海军大尉成立了日本史上第一个泛亚主义社团——兴亚会。

曾根俊虎当时负责对华谍报，精通中文，和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八郎是旧识。

到了甲午战争后，亚细亚主义的主要理论则已经演变成了“日本带领中国和朝鲜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了。

话再说回宫崎滔天，自从他跟孙文两人相见之后，可谓是一见如故，就差撮土焚香拜把子了，尤其是对孙文的革命志向，宫崎君更是钦佩得不能自已。

不过和梅屋庄吉有所不同的是，宫崎滔天不怎么有钱，不能给予革命事业以太多的直接帮助，所以他决定把自己的一个哥们儿介绍给孙文。

那人就是头山满。

头山满，日本亚细亚主义界巨头。

他是福冈县人，虽是武士家庭出身，但自幼清贫，少年时代曾经有过沿街兜售红薯贴补家用的经历。

不过此人也是从小远近公认的好学强记之辈，并且心志远大，11岁时就发宏愿，称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如军神楠木正成一样的人，七生报国。

而在成年之后，头山满的偶像除了楠木正成之外，又多了一个，那便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同时他的座右铭也变成了西乡隆盛最爱的那四个字——敬天爱人。

明治十四年（1881），25岁的头山满和好友平冈浩太郎以及箱田六辅等人创立了著名的亚细亚主义社团玄洋社。

你要好好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在之后很多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事端，都跟这个组织脱不了干系。

玄洋社创建伊始，定下三条帮规：尊皇，爱国，巩固民权。

其中，平冈浩太郎任社长，头山满任总帅。

此时的头山满早已不是当年卖山芋的穷孩子了，玄洋社的背后，是以福冈豪商为主所组成的金主团，头山总帅则因为出身贫苦却对手下异常大方，从而被称为“贫民窟的帝王”。

尽管从帮规上来看，玄洋社很有点西乡隆盛粉丝团的味道，但实际上这个组织自成立之后，虽也确有参与国内政治活动，但更多的，则是面向海外。

比如当年朝鲜甲申事变，金玉均逃亡日本，头山满就代表玄洋社跟他会了一面，还赠予活动资金五百日元。

再比如甲午战争期间，玄洋社亦有组织人手前往中国大陆打探情报并且培养当地间谍，甚至还把手底下众小弟召集起来训练出一支“抗清义勇军”，准备和正规军一起上战场建功立业。

对于孙文的到来，头山满很高兴，不过不是宫崎滔天的那种高兴，而是觉得此人虽然想法非常邪乎，但未必不能做到，若是一旦做到了，对日本，对玄洋社，对自己，都是厚利无穷的。

而此时的孙文势单力薄，正需要这么一个有钱有势还手底下有人的主儿来帮衬着自己。

于是两人当下一拍即合，准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