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永十四年（1637年）十一月，一个惊天的消息传到了江户：一群农民在岛原藩和唐津藩起事造反了。

岛原藩位于今天的长崎县内，唐津藩在佐贺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前者在北，后者在南，中间隔着大海。

这两块地方在战国时代都是天主教的泛滥区，几乎人人信上帝，家家挂十字。因此在进入江户时期后，幕府对两处均实施了极为残苛的高压政策，一旦发现任何人有任何与天主教沾边的任何嫌疑，必然严惩不贷，像之前说的卸胳膊砍手指之类的酷刑，就主要在唐津岛原两地流行。

此外，两块地方的当家大名以对各自的领民也是各种苛政无所不用，尤其是岛原藩藩主松仓胜家，更是堪称无苛不施。

如果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松仓胜家统治下的岛原藩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一定是人间地狱这四个字。在那里，每个农民除了要缴纳常规的农业税和副业税之外，还必须额外承担由胜家本人亲自发明出来的人头税，住宅税以及——死亡税。

岛原的农民如果死亡，家属一律都要向松仓胜家缴纳一定数目的钱粮，因为……没有因为，就是要钱。

林林总总的税收加在一起，基本上要抵掉一户农家一年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以很多农民都缴不起，这不是愿不愿意交的问题，而是真心给不出来——给了自己就得饿死，可饿死了还得再给一笔。

而对于那些敢于和暴政对抗或者说是敢于对自己残暴有所不满的人，松仓胜家的处理办法只有一个——搞死。

在当年的岛原藩，可能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未必能吃上三种花样的菜肴，但当地死刑的手段，却是五花八门，比较常见的有砍头火烤、水煮油炸等，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蓑衣舞。

这玩意儿简单说来就是让人穿上浇满了油的蓑衣，然后点燃，因为烈火上身人的身体会不受控制地下意识肌肉痉挛，看起来很像跳舞。

每次有大规模蓑衣舞场面的时候，重口味的松仓大人还会亲自前往观摩，一边看一边笑着对周围被迫前来一起参观的农民说道：“好好看看，这就是反抗藩政的下场！”

在这种精神信仰加肉体的双重折磨压迫下，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便揭竿而起了。

史称岛原之乱。

话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历史科普读物上往往都喜欢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农民起义”，这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所谓的岛原之乱并非是单纯的农民反抗暴政，在那些老百姓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在推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便是九州的天主教徒。

尽管幕府对天主教用尽一切手段意图斩草除根，但毕竟是在各种信息获取手段都不发达的17世纪，所谓赶尽杀绝不过是一句四字成语罢了，还是有不少走了狗运的天主教徒侥幸存活了下来，并且还组成了地下教会。

位于地下教会首席的，是一个16岁少年，名叫天草四郎时贞，外号预言之子，据说拥有各种神奇的力量，比如能在海上如履平地，再比如盲人让他摸一摸脸就能重见光明。

以上这些当然是骗人的，但在当时却信者众多，不光因为古代人见识少，更因为大家被压迫得都快活不下去了，本来人就是一种一旦陷入窘迫境地便会失去判断力的动物，再加上既是已经水深火热要死不活了，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预言之子身上，以期他能改变自己的现状。

就这样，本身的天主教徒自不必说，就连很多活了半辈子都没听说过上帝为何物的农民也受到了预言之子的感化而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截止到岛原之乱爆发前，岛原唐津两地信上帝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那天草四郎当年只有16岁，换到现在也不过是个初中才毕业的年纪，为何能靠着如此低劣的骗术聚拢数十万信众？

原因很简单，首先，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一群天主教徒，而且很多还是曾经的武士，因为战败或者不肯放弃信仰而成为浪人，这些人的智商不敢说高，但骗骗小老百姓基本没甚难度；其次，天草四郎的背后也有一双黑手。

那就是罗马教廷。

宽永四年（1627年），时任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曾经给潜伏在九州北部的日本地下教徒写过一封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请你们坚持到底，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会向你们派出大批援军，他们都是忠贞无二的教徒，并且拥有殉教的觉悟和抛弃祖国的勇气。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所谓的岛原之乱，压根就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虽然确实有很多被因被欺压而被迫反抗的苦人在内，但其本质却依然是一场在西方天主教势力的策动下，由日本本地教徒为中心，拉拢百姓力为随众，旨在以武力推翻幕府的暴乱。

再说那动乱发生后，这帮天主教徒加农民的杂牌军虽然人数不过三万多，但战斗力却出乎意料地强大，他们占领了岛原藩的原城为据点，打算长期坚守下去，等待来自梵蒂冈的援军。而幕府也立刻派出重臣板仓重昌率军十二万开赴九州前去镇压，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板仓大人却兵败原城下，自己也被乱军用铁炮打中，当场阵亡，享年51岁。

消息传回江户，德川家光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一将，名叫松平信纲，官居伊豆守。

此人不光是幕府重臣，同时也是三代将军的发小，他自幼就作为侍童跟在家光左右，非常忠心，而且为人机智聪明，人送外号智慧伊豆。

松平信纲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一月到达岛原战场的，和志气啊的板仓重昌不同，他并不急着攻城，而是下令数十万幕府军将原城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然后什么都不做，只等着对方干粮耗尽。

在此期间，信纲还抓到了数名从欧洲偷渡而来的洋人传教士，这也证明了岛原乱军确实和梵蒂冈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勾结。

针对此事，智慧伊豆特地请来了当时不信天主教的荷兰人，让他们开着炮船自海上接近原城，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西方人从外貌上来看都长一个德行，光看脸根本看不出是否信上帝，所以守城的乱军乍一看远处来了洋人炮舰，还以为是期盼已久的罗马教皇给他们派的援军到了，其心中的欢喜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正当这批人欣喜若狂认为胜利就在眼前时，荷兰人开炮了。

已经断粮将近一个月的乱军，在被他们自以为是洋朋友的荷兰人这么一轰之后，终于崩溃了。

当年2月27日，眼瞅着对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已经差不多快完蛋了的松平信纲，下达了最后的总攻令，然后仅用了一天，就把乱军的大本营原城给拿下了，总大将天草四郎时贞，也被砍死在了乱刀之下。

就此，江户时代最大的内乱岛原之乱，宣告结束。

但事情却还没完。

动乱的背后是教徒，教徒的背后是洋人，要想以后再也不发生类似事件，最简单粗暴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把洋人给赶出去。

就在岛原之乱被镇压下去的当年，幕府就已经照会了葡萄牙商会，宣布两国断交。

理由是葡萄牙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日本宣传天主教，并且还找到了他们和岛原藩地下教会有过往来的证据。

和葡国断交之后，幕府似乎是意犹未尽，毕竟信天主教的西洋国又不止他们一家，罗马教廷真要接着玩革命输出，那大可以找别的国家继续划着船过来送十字架，为了防止春风吹又生，便必然得斩草还除根。

所以幕府决定锁国。

锁国，形象地说，就是把国家给锁起来，即关闭过门，断绝与外界的接触。

其实这事儿在日本早已有之，早在元和二年（1616年）的八月，幕府就下发命令，要求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商船仅限于停靠在平户和长崎这两个港口，其余的地方一律不准去，同时还发下红头文件，要求诸藩做到“禁止外国商船与商人在领地内互通有无”，也就是严禁外商。

这一般被认为是日本锁国政策的开端。

而在此之后，尽管幕府对天主教的镇压愈发强硬，但考虑到贸易毕竟能赚钱，所以对于天主教国家商船的往来，还是持了一种默认的态度，不过也颁布了不少禁令，比如禁止日本本国商人出洋，禁止雇用天主教国家的国民做航海士，同时，日本人和天主教国家的国民之间的私人接触，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宽永七年（1630年），在限制贸易的基础上，幕府又出台了针对西洋文化输入的《禁书令》。

不过这玩意儿说是禁书，其实讲到底只针对两个人，一个叫利玛窦，一个叫徐光启。

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许多西洋著作，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通汉学，识汉字，狠一点的还能作汉诗，所以徐光启翻译的那些个西洋作品，很多都流传到了日本，并被日本人广为阅读并且传播。

于是问题就来了，利玛窦是传教士，徐光启又是天主教徒，他们两位搞出来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为德川家所接受的，所以在《禁书令》里，专门有明文解释：“欧罗巴人利玛窦等之作品三十二种之书，并邪宗门教化之书。”

意思就是说利玛窦徐光启他们弄得那些书刊，共计32种，都是邪教文化，该禁。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都跟天主教没半毛钱关系，比如《几何原本》，可幕府显然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宽永十年（1633年），幕府的对外政策被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年2月28日，幕府规定，除了自己直接签字认同过的商船之外，其余船只一律不准渡海出国，违令者一律按偷渡处理，而偷渡者的下场清一色是斩首。此外，在外海居住的日本人，也一律不许回国，偷偷回国的，也算偷渡，下场也是斩首。而从这一年往前推，近五年内自海外归国的，以及有海外关系的日本人，都要接受调查，并且发誓，以后一辈子都留在日本，绝不出国，不肯发誓的，处刑。

两年后（1635年），幕府不再签字放任何商船出国，也就是说，一切日本船只一切日本人，都不允许踏出国门一步。

换句话讲，其实早在岛原之乱之前，日本就基本上是已经处在了一个锁国的状态之中，现在幕府决定的所谓“锁国”，不过是画龙点睛，在一幅画上添个最后一笔罢了。

宽永十八年（1641年），幕府下令，中断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往来——除了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荷兰。

中国没什么好说的，多年来一衣带水的自家兄弟，既跟洋教毫无瓜葛又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赚钱伙伴，锁谁也不会锁他的。

而荷兰，则是之前就说好了的事儿——之前松平信纲在求他们对原城开炮的那会儿，曾经表示可以在战后让荷兰成为这世上唯一一个拥有和日本做生意资格的西洋国家。

这话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可以搞垄断独占似的，所以荷兰人听了特别高兴，拿炮轰原城轰的特别卖力，仿佛炮弹都不用花钱买一般。

然而，到了后来，他们才明白，这好处根本就没那么容易得，至少不是自己想的那么一回事儿。

荷兰确实是唯一能够跟日本发生贸易往来的西洋国家，这个没错。可这个贸易往来，仅限于一个地方——长崎，原先西洋人云集的平户，现在一律不再允许外国人住了。

而且即便是在长崎，也不是让你荷兰人随便住的，幕府在海上弄出了个人造岛屿，取名出岛，然后定下规矩：所有荷兰人的所有行动，仅限于在这个岛上，不许踏出一步，而日本人也不许进去一步（除非官方奉命），不然一律死刑。

同时，出岛之中，禁止一切西洋宗教的仪式，违者杀无赦。

所谓的贸易往来，就是日本人把日本的货物送到出岛外，由负责贸易的官员送入出岛，卖给荷兰人，同时再把荷兰人带到出岛的西洋玩意儿带出来，卖给日本商人，然后两边抽税。

这就是著名的“锁国令”。

锁国令是好是坏，是保家卫国还是自绝于世界，这些问题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就在宽永十八年（1641年）彻底锁国后的第四年，德川幕府便为了一个中国人，而破了一次锁国的规矩。

事情先要从正保三年（1646年）说起。

这一年10月，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江户城，拜访了德川家光。

此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日本名，叫福松；另一个是中国名，叫郑成功。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国姓爷，收复了台湾的民族英雄，其实出生在日本的平户，而且拥有一半的日本血统。

郑成功，生于公元1624年，他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海贼王郑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