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来材官一名,叫董伯起,命他出海前去刺探敌情。
所谓材官,就是指比士兵地位少许高出一些的下级军官。
然而不幸的是,这董伯起走了一天都不到就有噩耗传来,说人被抓了。
这场悲剧是这样发生的:话说这位董材官倒也不是那种大脑长肌肉的有勇无谋之辈,侦察之前,他着实有费了一番心思——找来了一艘小渔船一套打鱼工具,装成渔民的模样出海,然后偷偷地靠近明石道友的泊船点。
虽说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但偏偏董材官运气不好,还没得虎子,就让虎子他爹给发现了。当时日本船上就有人禀报明石道友,说来了一艘船,老大你看我们是不是干他一票?
得报后的明石船长立刻带人来到甲板上,对小渔船实施了侦察性围观。
此时的董伯起充分展现了一名大明军人的良好心理素质——虽被虎视眈眈,但丝毫不为所动,仍是一叶扁舟海中游,时不时地还抛个渔网拉两下,示意对方,自己纯粹就是个无辜的渔民。
可作为村山家头号家仆的明石道友,那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很快就发觉眼跟前的这厮行迹诡异,很是可疑,于是便让手下把他给抓上了船进行审问。
两人四目相对了一番,明石道友先开了口,问道你是什么地干活?
董伯起一脸憨笑,回太君,打鱼的。
“干这行多久了?”
“自幼便随家父奔波于海上讨生活。”
“其他人见了我们就走,为何唯独你不但不走,还敢靠前?而且对答如流,尊驾当真是区区一介渔夫?”
“……”董伯起一时语塞,但还不肯放弃,仍是装傻卖萌地表示自己因为家里穷得紧,急等钱用,必须出海打鱼,因此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
“那么我再问你。”明石全登微微一笑,“既是自幼的渔民,为何身上没有鱼腥味?”
一般打鱼的,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股海鱼的味道,就能厨师身上通常会有油烟味一样,但董伯起当天上午还在衙门当差,临时弄了一艘小船一张渔网一件破衣服出来侦查,哪会有什么鱼腥味。
一看身份已经败露,他也就不再装活老百姓了,大吼一声:“倭寇!”
明石道友一惊。
“我大明已经准备了战船五百艘,尔等倭寇,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还不快快投降,送爷爷上岸?”
刚刚被冷不防一声喝吓得差点被口水给噎住的明石道友这会儿已经缓过劲来了,顿时大怒,拔出随身腰刀,大喝道你当我傻吗,还五百艘,你们真要有五百艘船还至于派你化装成渔民来刺探情报哦?来人,给我拉下去关起来!
不过,既是已派人前来刺探,那么说明大明早就盯上了自己,此时此刻多半也有所准备,自己只有孤船两艘,贸然进犯并不明智,再加上连日来烧杀劫掠亦有不少收获,因此明石小队长当即下令小分队走人,反正董伯起已被扣押,日后要再有交涉至少也算是个筹码。
就这样,明石道友回了日本,但村山舰队却并未撤退。
且说之前因风暴而损坏的那七艘船,这会儿已经在琉球都被人修好了。本来船上的人都准备打道回府返航日本了,但仔细一琢磨这么做似乎不太合适,尽管当下舰队长村山等安人并不在,但万一事后问起来要是知道了自己仅仅只是走了一遭琉球便直接回了家,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大家四下一合计,决定再走一趟台海。
当年5月,由这七艘船组成的临时舰队攻打了金门,劫掠一番后散开队形,自澎湖北上,准备进犯闽浙。
其中一艘在海门杀死明军14名,掳走官员11名,但在满载而归的途中,被已经到任的水师提督沈有容率队击沉。
还有四艘船一直听闻宁波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前去打劫,结果被大明水师干脆利落地给打了回去。
最后剩下的两艘比较有戏剧性,他们去的是台州府,由于之前在海门杀人放火的那批人实在过于高调,当两艘船抵达台州大陈外海时,迎面而来的是早已严阵以待多时的大明舰队,总共有四十多艘船。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猜到了——日本人掉头就逃,中国人在后面一拥而追,双方你追我赶,一直跑到温州府沿海,明军估计是追毛了,直接展开了火攻——射火箭。
但是放火的时候估计没看风向,当时刮的正好是很强的迎面风,结果一吹过来明朝舰队自己反而火海一片,日本人一看这光景也顾不上笑话,赶紧趁乱溜之大吉了。
就这样,德川幕府的第一次台湾攻略计划,便这么一地鸡毛地告终了。
这边无功而返,那边也不太平,就在村山舰队离开日本后不久,元和二年(1616年)四月十七日,一代伟人德川家康因病医治无效,于骏府城内(静冈县内)与世长辞,享年73岁。
然后,日本的国政大权,被江户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给完全继承于手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和老头子德川家康的武功相比,秀忠一生的主要成绩基本都体现在了内政建设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归化了整个江户城周边地区的城建轮廓——从武士宅邸到平民居住小区,以及修桥铺路建造上下水等等,秀忠一样都没落下,全部亲自设计并亲自安排施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今天被誉为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东京都,正是在当年德川秀忠设计的蓝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的是,秀忠的治世理念在当时可谓是相当先进的,具体说来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治世的根本,就是要做到能用法律来抗衡常理,却不能用常理来忤逆法律。”
当时在场的家臣们很多没听明白,于是便问他这话到底啥意思。
秀忠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大家想都没想就说乌鸦当然是黑色的了。
秀忠点点头:“乌鸦是黑色,这便是常理。如果我现在设置一条法律,说乌鸦是白色的,那么你们告诉我,乌鸦是什么颜色的?”
顿时下面就七嘴八舌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既然法律规定乌鸦是白色的,那乌鸦就真是白色的了,而有的则表示,哪怕法律规定说乌鸦是五彩缤纷的,可仍然无法改变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一千古真理。
眼看着话题就要被歪到讨论乌鸦究竟是黑还是白,此时的秀忠摆手示意大伙安静,然后说道:“制定法律,把原本是黑的说成白的,这就叫用法来抗衡常理,而无视条令,仍然坚持黑的就是黑的,这便是以常理来忤逆法律,在治国的时候,如果碰到了法律跟常理相冲突的情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法律,而不是用所谓的常理人情来搞法外开恩,因为长此以往下去的话,法律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而国家也会因此发生变故。”
虽然这段话被后世普遍认为是死板的象征,但数百年后,也有一个人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那个人的名字叫胡适。
总体来说,德川秀忠在历史上的评价往往离不开厚道、严谨、善良等关键词。
对于台湾岛的事情,秀忠虽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他爹家康的指导精神,不过在手段上则要柔和高明了许多。
元和四年(1618年),德川秀忠命令村山等安以归还董起伯为名出使中国,打算借这茬儿跟明朝方面展开对话。
在他看来,既然在台湾身上花尽心思无非是为了和天朝做生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绕开那地方直奔主题来得省时省力。
更何况一旦大明同意了商贸往来,那么再以方便贸易为名在台湾建立个把据点什么的,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年4月,因为刚从越南漂回来不久尚且需要好好休息,故而村山等安派出明石道友代替自己,以全权大使的身份出访大明。
同月,福建巡抚黄承玄派水师提督沈有容在福建王崎澳接见了日本人。
双方寒暄过后,沈有容突然问明石道友道:“你为何没有佩刀?”
被问的那个一愣,但还是实话实说了:“不敢。”
并非他憾于天威,没胆量带刀来见沈有容,而是这位明石小队长,确实未必有腰间挂刀的资格。
虽然今日今时,关于明石道友的史料非常零散稀少,但从村山等安商人出身、四处贩卖奴隶赚钱等经历来看,他手下的家仆地位绝对不会高到哪里去,多半就是那种最底层的武士,搞不好甚至连武士都不是,自然也就没有挂刀的资格了。
再说那沈有容听后淡然一笑,示意身边的随从拿来一把佩刀,然后亲手给明石道友戴在了腰间:“为武将者,怎能不挂刀呢?”
遇此殊荣,道友当场就感动得不能自已,连连称谢。
在将董伯起交还给明朝方面之后,明石道友向沈有容提出,自己奉了幕府之命,希望能打开日明两国的贸易大门,同时,也想在台湾设立几个贸易点,大家一块儿做做生意。
但被当场拒绝:“此事于我大明体制不合,断无半点可能。”
“如果大明愿意和我国往来贸易,那么多年的海患就很快能得以平息了。”
虽说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不假,但从明石道友的嘴里说出来,则多少带了些许威胁的成分。
而沈有容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义正词严了起来:“如果你们还想在日本安居乐业的话,那就恪守本分些吧。不然,大明有的是战船和精兵来迎战你们。”
可明石道友依旧不死心,又问道:“那么,我国能否在高砂国设立据点?”
“如果你们敢在那里定居的话,那我们就敢封锁所有海道,一根丝、一粒米都不会放过去。”
话说到这份上,道友总算是彻底放弃了。
不过事情却还不算完。
村山等安进军台湾并袭扰东南沿海的消息让大明上下震惊不已,连北京的朝廷也是小惊叹一片。
这也难怪,先是丰臣秀吉打朝鲜,再是岛津家久占琉球,现在又是村山等安攻台湾,大明帝国的海外几乎被日本人给踏遍了,这伙人究竟想干什么?
该不会是要图谋我中华基业吧?
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大明的朝堂之上,十个大臣里头至少有八个认为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攻取中华。
但你若是再深究一些,问他们可知这个要攻取中华的国家位于何处?方圆几何人口多少?统治者姓甚名谁?历史典故有哪些?那么这些人必然是或一问三不知,或随口胡诌一些道听途说的扯淡之语。
这绝非是在污蔑。
在被誉为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越先代所有史著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中,是这样描述丰臣秀吉的: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就是说,他丰臣秀吉原来是萨摩人,本名平秀吉,之所以改姓木下,是因为某天在织田信长出猎时,哥们儿躺卧树下,惊了圣驾,但信长见他骁勇有力能言善辩,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收他给自己牵马,并以景取名,称之为“木下”。
堂堂国史居然能载此一派胡言,可见中国人对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了。
当然,有人会辩说《明史》是清朝时候编纂的,可即便如此,其所用大多史料都是明代典籍,尤其是外国史这种没甚太大利害冲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反应明清时候学者对该国的了解程度。
在别人把我们摸了个门清的时候,我们却仍是对对方一无所知。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基本上是以每本两三遍的频率在那里重复着,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你的注意。或许有人可能不服,会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日初会历经数千年之久后,难道中国方面,就不曾有过知日派吗?
唔……应该讲,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一位叫徐光启的人。
徐光启,上海人,天主教徒。
此人在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应该是在公元1607年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据说是伟大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程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直至今日,直角、钝角、平行线等来自于《几何原本》的数学术语,仍在被你我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
话说在村山舰队来袭之后,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的空气,就在此时,徐光启非常淡定地站了出来,表示你们这些二货,都在杞人忧天。
在他看来,日本如此大费周章又是琉球又是台湾的,目的无非一个,那就是“互市”,即通商。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满足他们就是了。
当然,这肯定不能为绝大多数持禁海态度的官员所相容,于是也就说过拉倒了。
不过,若仅仅是看穿德川幕府的真实目的是同上要求,提出互市这一解决方案,那徐光启最多只能算睿智,还远不能说其知日,之所以称之为知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部作品,叫《海防迂说》。
在《海防迂说》中,徐光启首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作者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等于是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
其中的好处,还是四个字——靖,知,制,谋。
在徐光启看来,“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此话堪称至理名言,不过因为过于简短难懂,故而作者在后文还做了一番详尽的说明。
具体讲来是这样的:首先,在明朝那会儿,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搞公开贸易的话,很明显是日本那边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国就完全可以利用对方这种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而一旦遵守了游戏规则,那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打不起来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启认为,大明王朝对于日本这个千年近邻几乎全然不知,即便是双方在朝鲜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获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双方互不往来,只要互市,那么你来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获得对方的情报,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后,日本较为先进的各种技术比如造刀造洋枪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为大明所学到,而大明的国力物力又远远在对方之上,那么自然也就能生产出数倍于日本但质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枪炮,如此一来,“制倭”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徐光启指出,日本虽然为丰臣氏统一,但这种统一极不完全,“比邻之邦互相猜二”,同时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战乱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这三步之后,派出精锐三四万,自萨摩登陆直插京都,则“必取秀吉之首”。
插一句,《海防迂说》是在朝鲜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写的,事实上后来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诸大名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丰家政权内部的隐藏矛盾,才先后挑起了关原合战与大阪之战,彻底拿下了整个日本。
说句良心话,除去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这份《海防迂说》,堪称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说日本说得最明白最透彻的著作,甚至放到现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谋的四字真言,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句,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个提出“知日”这个概念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别个,正是他徐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