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正的提议，麻贵明确回答不行，并且认为是多此一举——你只要投降了，明朝的俘虏你自然要放，日本的俘虏留在我这儿当然也没用啊。

但是加藤清正似乎特别执著于俘虏一事，他三番五次地要求先交换俘虏，然后再投降，还强调说这是原则问题，违反原则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拉锯了好几次，麻贵又明白过来了，他们是在拖时间。

可还是慢了半拍。

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一月三日，从西生浦来的日本援军终于出现了。分别由锅岛直茂盛、黑田长政、加藤嘉明、毛利秀元、长宗我部元亲等共率一万三千人马分四路从水陆两道开来。

元月初四，联军开始撤退。

这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行为。毕竟日本人里外加起来不过两万余，而明、朝联军的人数至少仍在五万之上，这种情况下跑什么？

但还真就有人下命令让撤了，这个人叫做杨镐。

杨镐，河南人，万历年进士。他当时的职务，说得官方一点，叫做右佥都御史，说得白话一点，其实就是明朝援军的现场副指挥。名义上是麻贵的下级，但实际上，因为杨镐是文职，依照明律文高武一等，所以，他就是名誉总指挥。

在不久之前，杨镐还在蒙古打了个败仗，这次被派到朝鲜是戴罪立功来了。

可惜因为能力有限，所以功还没立，又戴上了新罪。

杨镐撤退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日本援军将自己退路截断，然后两面夹击把自己歼灭。

其实他并不知道援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看到了又是马又是船的，心理上退缩了。

这一退缩，就把原本的胜仗变成了败仗。

本来麻贵心里也不踏实，一看杨镐下令撤退，也顺坡下驴地开始具体安排起撤退计划了。

计划比较简单，明军分四路先后撤退，动作越快越好。

但是刚刚起步没走了多少路，日军就追过来了。

带头的是毛利家家臣吉川广家，小早川隆景的哥哥，战国名家吉川元春的儿子。

杨镐见状，立刻改变了行动模式，将原本的撤退模式自行转换为逃跑模式。

这下算是坏事儿了。

领导一跑，属下自然责无旁贷，纷纷效仿，终于，将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转化为了集体逃亡。

而日军方面自然也毫不客气，从一开始的吉田广家，到之后的黑田长政、锅岛直茂，都纷纷加入了追杀行列，到最后连原本被打得缩在城里伸头喘气都不敢的加藤清正，也带兵出来过了一把乘胜追击的瘾。

最终，明军大败，幸亏游击将军茅国器等人拼死殿后，才不至于全军覆没，但也造成了丧师万余的严重后果，根据日本方面首实检的报告来看，被割下头颅的联军共有一万零三百八十六人。

所谓首实检，就是日本人在打完仗后统计砍下敌军的人头数，因为战国时代，武士根据军功得领地或赏钱，而那军功，就是指你在战场上砍了多少人。

一般来讲，这种统计比较严谨——毕竟这世上并不存在心甘情愿给部下涨工资的领导。

战后，杨镐被众言官结结实实地参上了一本，然后万历下令撤销其在朝职务并且立刻回国。

接着，麻贵开始收拢残部，并且要求朝廷增援。

万历表示同意，于是，在朝明军达到了十万余。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明军的人数。

关于这场援朝战争，明朝方面到底出动了多少人，历来众说纷纭，之前的文禄之役倒还好，基本上意见比较统一，总人数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五万人，但后来的庆长之役就不同了，从五六万到七八万，一直到十五、二十万的说法都有。

根据最为正统的《明史》记载，明军在庆长之役中所派遣的人数基本上为八万。

但是，最正统的不见得就是最精确的。

《明史》这部史书，相对来说确实是比较严谨正统，这个没错，但问题是先天不足。因为清朝在修编此书之前，恰逢爆发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事件，使得大量的关于明朝的文献记录资料被销毁，所以在一些数字细节上，往往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误差，此外，清朝的史学界虽然习惯通过抬敌人来达到抬自己的目的，但更多的则充斥着对前朝的人为贬低。整部《明史》中，贬低明朝国力的文字比比皆是，有意压低明朝军力财力的痕迹也不少见，所以，对于这八万人的数字，多半是缩水的。

实际上，关于赴朝的人数，在当时的朝鲜以及明朝都有记录，比如朝鲜的《宣祖实录》《神宗实录》《肃宗实录》《光海君日记》等书以及明朝的皇明经世文编等。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得出明朝先后两次出兵朝鲜的总人数为十六万五千人左右，去除文禄之役的那四五万人，剩下的就是庆长之役的参战人数，基本在十二三万上下。

援军到手之后，麻贵再次作出了部署。

东路军，明军两万四千，将领麻贵，朝鲜军五千五百，将领金应瑞，目标仍旧是蔚山。

西路军，明军两万一千九百人，将领刘铤，朝鲜军五千九百二十八人，将领权慄，目标顺天。

此外，为了配合陆军顺利拿下要塞顺天，麻贵还安排了联军水师协同作战，由陈璘带一万九千四百人和李舜臣的七千三百二十八人一起，水陆两道一起夹击顺天。

最后是中路军，由董一元率领的四万五千人外带朝鲜军队四千两百六十人，目标是泗川。

单从陆地上来看，泗川的战略位置最重要，一旦被攻下，那么蔚山和顺天两处的日军将被隔开，彼此不能呼应，联军也能顺顺当当地将其各个击破。因此，明军的中路军不但人数最多，指挥官也是最强的。

九月，大明左中右三路大军正式出征。

相比之下，日军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劣势，东面的蔚山城和西生浦城由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人防守，人数在三万左右；而在釜山的基地，则停留着石田三成直辖的五百艘输送船；水军基地巨济的防务，则毫无疑问由九鬼嘉隆为首的一干人等来承担，他们的总人数大约在八千；西面的顺天光阳，屯守着小西行长、细川忠兴、大村喜前等一万三千人左右；至于中路要点泗川，只有岛津义弘的七千人。

事到如今，大家都已明白，这是最后的决战了。

对于明朝来说，胜，则能将侵略者一举赶走；败，则还得接着耗下去。

对于日本来说，胜，便有希望能活着离开这让他们做了整整六年噩梦的半岛；一旦失败，这噩梦之地，终将成为他们的坟墓。

正当双方鼓足了精神，做好了准备即将拼命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却出现在了朝鲜。

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极力求和，万一求和不成，则准备全线撤退。

这是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的命令。

秀吉死了。

当年八月十八日，太阁丰臣秀吉病逝于伏见城，享年63岁。

早在数年前，秀吉就已经出现了浑身疼痛等症状，并且食欲消减，身体日渐消瘦，一直到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春，病情突然开始恶化，短短数月，便已经到了食物不能下咽，腹部剧烈疼痛的痛苦境地。即便汇集了天下的名医为其诊断看病，却也毫无效果，就这样一直到死。

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秀吉将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德川家康和宇喜多秀家五人叫到病床跟前，一一嘱托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效忠自己尚且年幼的儿子丰臣秀赖。

尽管秀吉要这些人又是写保证书又是起血盟的，态度非常强硬，但口气却是非常柔和，让人感觉到的丝毫不是什么命令，而是一个临死的老人在哀求着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秀赖，他还小。真的，拜托了，拜托了。”

这大概就是父亲吧。

之后，秀吉又决定，由德川家康担任秀赖的监护人。

安排了一切之后，他离开了人世，这个对他来说如同一场短暂的梦的世界。

“朝露消逝似我身，世事已成梦中梦。”

从一介农民出身，从为信长提鞋送饭开始，他每走一步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没有背景，没有后台，甚至在一开始连朋友都没有，但是他依旧做到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用自己的手亲自终结了百年的战乱。

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一代豪杰。

而作为新一代日本领导人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德川家康首先意识到的一件事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降临了。

接下来，家康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秀吉的遗命中，对于滞留朝鲜拼死拼活的那几万人马的处理，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当时他就郁闷了。

怎么说也是几万条人命，如果放任不管，恐怕没多久就都得陪着秀吉一起上天入地了。

在这时候再指责秀吉没头脑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找来了丰臣政权吏僚派首领石田三成商量对策。

三成倒是异常冷静，他平淡地看着来访的家康，然后等着他说明了来意。

接着，三成说了一句让家康怎么都没有想到的话。

“我已经派人以大人和我的名义去了朝鲜，要求各大名准备撤退，所以请内府（家康官居内大臣）尽管放心，不出两个月，大家就都能回来了。”

实际上，三成早在秀吉病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起了朝鲜滞留军队的撤退事宜，当家康上门拜访的时候，其实他连船只都已经预备妥当了。

这确实是一个内政后勤的天才。

当然，秀吉的死，对于明、朝两国是要保密的。为了防止间谍作乱，即便在日本，也是秘不发丧的。至于朝鲜方面，也就通知了少数几个大名而已。

最先知道的，是泗川守将岛津义弘。

前来报信的，是岛津家家臣新纳武藏守忠元。

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岛津家留在国内处理藩务的前大名义弘的哥哥义久，拒绝了自己的弟弟数月前所提出的援军请求。

换句话讲，岛津义弘将以七千寡兵抵抗数量高达五万的联军。

知道了这颇具悲剧性的现状后，义弘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他不害怕也没必要害怕，对于他来讲，无论是秀吉之死还是求援被拒，都是意料中的事情。

他需要做的，只要将对手打败即可，就这么简单。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天赋，有的人是天生的木匠，有的人是天生的水管工人，而岛津义弘的天赋，就是打仗。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