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因为邪马台已经算正式成为了大魏的小弟，所以从此之后狗奴国就算有心动手攻打，也不得不考虑到人家背后有大哥这一要素而忌惮七分，同时，就连邪马台的那些个大大小小的盟邦，现在看来似乎也是轻易动不得了。

但狗奴王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纵观倭国和华夏朝廷交往的那一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不长久，或者说只是瞬间的外交。

奴国使者见刘秀，那一瞬间过后，五十年不曾有过高层往来。

帅升见刘祜之后，那更是百余年没有联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对日本人的印象并不差，但向来都只把他们当原始部落看待，即便是封了王，却也从未想过要去对方那里看看，由此一来，从中国出发前往日本的交流，当然是被中断了。

那么，肯定有人会问：既然我不去，你又为何不来呢？

这便是第二个原因了：日本人不是不想来，而是不能来。

中国和日本说起来是一衣带水的好邻居，可再怎么邻居，这两国之间毕竟也隔着大海，不是那乡下的小水沟，一步就能蹚过去，这漂洋过海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小心那就要折戟沉沙全军覆没了。尽管奴国的两次使者都平安地来到了洛阳，可又有谁知道在他们之前或者在他们之后，有多少出师未捷身先沉的壮士垫了背？或许那奴国之所以第一次国王不来而派官员来的原因正是由于国王先行一步沉入大海了呢？

若是有谁坚持认为日本在难升米他们去中国之前总共就派过两拨使者，而且这两拨使者百分之百地成功抵达了首都洛阳，那我只能说，这是石器时代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因为出行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从而导致日本并不能做到像其他附属藩国那样定时来访，定时上贡，甚至连隔三岔五（年）地来一次都无法做到，所以狗奴王坚信，邪马台和魏国的交往一定会和之前一样，兔子尾巴长不了，别看现在是蜜月期，等风头一过，感情一淡，那还不由着自己想打就打想攻就攻？

可这怎么说也不过是他的个人想法，根本代表不了全世界人民，至少有一个人不这么想，他是真心打算让魏国和邪马台之间的外交往来可持续发展下去的。

那人便是曹叡。

话说在接见难升米的时候，曹叡曾经问起过，说你们倭人远道而来，也真是辛苦，不知道你们这一路是怎么走的？

难升米一听皇上问话了，自然不敢怠慢，磕头回答说我们从邪马台出发，先是坐船渡海北上，航数千里，来到狗邪韩国，然后再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到了带方郡，见到了郡太守刘夏，由刘大人带着我们来到洛阳。

带方郡，位于今天的朝鲜境内，确切说来是在平壤以南，本是乐浪郡的一部分，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分出。

狗邪韩国，这词儿其实你看后面俩字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地方归中国直接管辖，真正能被称为朝鲜人政权的，只有最南边的那一块，而且就是那么一小块地儿还被分割成了三派势力，分别叫做马韩、辰韩和弁韩，辰韩和弁韩当年曾是一块，人称狗邪弁辰，也叫狗邪韩国。

在难升米的概念里，狗邪其实就是朝鲜半岛的南部。

这里便要重复一句之前说过的话了：从难升米他们的行程来看，尽管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邪马台所在的位置，但应该是位于北边的韩国九州岛上，只需渡过对马海峡便能抵达。

曹叡听完之后点点头又问，从邪马台到我洛阳，就这一条路可走？

难升米仔细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听老人讲，如果一直往西，从那边的大海开始航行的话，可以到吴国。我想，从吴国走陆路到洛阳，应该也是可能的吧。”

“你们离吴国很近？”

“坐船的话，水上的路程和到带方郡的行程大抵相当。”

吴国沿海，定都建业，即今日的南京。

从带方走到洛阳，需要花费数日之久，而南京本身就离大海近，下了船走不了一天便能抵达，换言之，邪马台和吴国之间的距离，很有可能要比距魏国的来得近。

于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想法，如闪电鸣雷一般地在曹叡的脑海中炸响了。

在说这个想法之前，先来讲一讲当时中国的局势。

那会儿的中国正值三国鼎立时期，西南是蜀汉，东南是孙吴，整个北方则基本上都归曹魏所管，因为魏国过于强大，使得蜀国和吴国不得不联起手来共同与之抗衡，而对于魏国而言，虽说南面的两国还不至于使自己灭亡，可反过来讲，自己若是想要把他们给吞并，那也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就需要有一个盟友，能够对吴国或是蜀国造成威胁，不求攻打，只求牵制，而且最好是牵制吴国，因为吴蜀之中蜀国的国力较弱。

最初，这不过是一个相当天真、仅仅出现在曹叡脑中的普通的愿望罢了。但当邪马台的使者们踏进洛阳城的瞬间，他知道，这个愿望兴许就要实现了。

没错，魏国之所以肯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承认其在日本的唯一统治地位的最大原因就是，曹叡想让倭国来牵制吴国。

这个想法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的荒诞不经，都够得上穿越级别了，因为在那年头，你找一个连船都未必能造利索的原始部落来跟你一块儿对付强大的东吴，那简直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

但其实曹叡并没有疯，至少住在东南面的吴国皇帝孙权明白，这位魏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荒谬。

北人骑马，南人驾船。航海业从来都要胜人一筹的吴国，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曾放弃过在大海深处寻找盟友的事业。

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也就是在难升米他们来中国的九年前，孙权便已经派遣卫温、诸葛直两人率兵数万出海，根据《三国志》上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寻找夷洲和亶洲。

当时在吴国的一些老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不知夷洲到底是哪里，但这亶洲却是赫赫有名，当年秦始皇派出的那位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最后正是在亶洲落了脚，并且还扎了根，再也不曾回来。

徐福到底去了哪儿，我们后面自会给个说法，在此暂且不提。反正结果是夷洲被顺利地找到了，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卫温和诸葛直在那里驻兵了一年多随后又返回了东吴，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千个当地的土人，算是礼物。至于亶洲，则完全没有头绪，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儿，即便是今天，对于此地的说法也是众人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日本本土，有人觉得应该是日本的冲绳县，还有的干脆就提出，那地方其实就是南洋诸岛，例如印度尼西亚等，总之，众说纷纭，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

孙权为什么要派卫温和诸葛直出海？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卷二：“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可真的是这样么？

我想未必。因为在卫温和诸葛直自台湾回来之后的当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两人被同时下了大狱，然后又同时被杀。

罪名是“违诏无功”。

违诏，就是违背了孙权的命令；无功，就是任务没完成。

事情发生在回来的当年，而且又是两人同时被杀，所以不管怎么看，卫温和诸葛直的死，似乎都和“求夷洲及亶洲”一事有关。

换言之，他们这次出海，不光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违背了孙权的旨意。

这就很奇怪了。

夷洲和亶洲两地，在此之前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数据，即无人知晓那两块地方到底位于大海中的何处，说穿了，卫温和诸葛直其实是去探险的。

既然是探险，那么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的，找得到；运气不好的，找不到；再衰点的，直接死大海里。可不管找到还是没找到，都只是一种撞大运的行为，即便没找到，那也实属正常，你孙权又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治罪处死？

就算是心情不爽想杀人玩儿，那也不至于以无功违诏为名弄死两人吧？这样岂不是让人一看就会觉得很假。

违诏一说首先就不靠谱，人家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船都出海了，去“求”夷洲和亶洲了，何来违诏？

无功的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虽然亶洲是没求到，可夷洲却是板上钉钉地给纳入版图了，这能叫“无功”么？就算没有全额完成任务，大不了明年接着出海再找，断不至于叉出去引颈一刀快吧？

违诏无功之说，确实相当地邪乎。

除了罪名之外，此事本身也是疑点重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吴国虽然占据东南，国家还算富庶，可这也不过是和西南蜀国相比的结果罢了，要是和魏国比的话，那显然是还差得很远。

所以若是从这层角度出发考虑的话，你就会觉得吴国不太可能派人出去玩探险这种烧钱的勾当，既然是率军数万出海，那肯定得在非常明确自己此行目的地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

而当时在世界上能够为中国人所知的，位于海外的，并且确切存在的国度，同时交通还算便利的，说穿了只有一个——倭。

其实一个显著的依据是，在孙权发现夷洲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个地理名词。

既然不知道也没提过，那孙权又怎么会下诏让人去找一个他从未听说过，连名字都不曾知晓的小岛？这就好比如果你在今天上午8点10分第一次知道并认识了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李二狗，那么请问，你是否有可能在今天上午8点09分的时候提及“李二狗”这三个字呢？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吧？既然你做不到，那孙权当然也做不到。

亶洲也是一样的，当然，鉴于此地是几个江浙老头代代口传的传说之国，所以孙权或许事先知道，而夷洲，则是连口传都不曾有过，所以他是肯定不知道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史上第一部记载着夷洲和亶洲这两个词汇的书籍，就是《三国志》。

《三国志》此书乃西晋陈寿所著，根据之前阐述的李二狗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孙权是绝对没有可能在卫温和诸葛直出发之前，对他们说出“夷洲”二字的。

换句话讲，卫温和诸葛直此行的目的，也就自然不可能是去“求夷洲及亶洲”了。

陈寿是人，你也是人，大家都是吃一碗饭长大的，而且你肯定吃得比他好，所以没必要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世界上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仔细找找的话，总归会发现一两处小黑点的。

事实上，如果把夷洲换成倭国的话，那整件事情就可以说得通了：孙权派卫温和诸葛直去倭国办外交，结果两人走差了道儿，误打误撞地飘到了夷洲，于是只能趁势占领，窝了一年之后带了几千个土人回建业交差，虽说扩大了版图是个好事，但显然孙权对此并不满意，所以两人就这么被下了大狱，还被砍了脑袋。

本该去倭国的，没去，是违诏。

本该办外交的，却没有丝毫进展，是无功。

总结起来就是违诏无功，依律当斩。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两人是千古功臣，但显然孙权并不在乎这茬儿。

这是推理，证据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既是出海，那肯定得去海外国家，而当时中国已知的在海外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是它便是它，不是它也只能是它了。

推理和证据已经列出，最后缺的只有动机了。

孙权派人去倭国外交的动机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长江流域和倭地之间的民间友好交往由来已久，之前我们也说过，稻种便是从长江一带传去日本的，既然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那么想升级为官方之间的正式往来，也是很正常的吧？

而且，对于处在吴越之地的孙权来讲，跟日本交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血脉。

日本人，尤其是当时的倭国人，和中国的吴越地区的住民，可以称得上是一脉相传的血肉同胞。

这不是我编的，我也没那么大胆子敢编这玩意儿。这都是老祖宗说的，不光说，还写，都是白纸黑字，有料可查。

在中国的很多史料中，比如《魏略》或者《梁书》里头，提到日本人，总会跟上这么一句——自谓太伯之后。

就是说，很多日本人在说起自己家的时候，都会说，自己是一个叫太伯的人的后代。

太伯，也作泰伯。简单来讲就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开国君王，他爹乃是姜子牙的老板周文王姬昌的爷爷，人称周太王的古公亶父。

日本人自称是太伯的后人，其实并非说自己是太伯的孙子的孙子的哪个孙子，而是指自己祖宗是太伯子民，也就是吴地人。

这就跟今天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是一个概念，大家未必真的都是黄帝和炎帝这两人的子孙，只是说大家的祖先都来自于炎黄这两位的部落所在，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土中原。

太伯之后的说法在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流行，而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也的确是非常靠谱的，像之前提过的稻种传入日本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千百年来长江下游地区漂洋过海去日本的事绝对不会在少数。

所以后来日本有不少学者，比如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等人，还专门写文编书，来力挺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江、浙、沪、徽这一说法，但显然不能被国粹主义者相容，双方为此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这事我们放到后面会详细地说上一说的。现在还是先把话题扯回来，接着说孙权要去倭国的第二个动机吧。

话说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的时候，辽东大乱，原辽东太守公孙恭因病而被其侄公孙渊逼迫让位，公孙渊执掌辽东后，立刻写信私通孙权，两家达成地下协议，由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然后一南一北共同夹击曹魏。

对于此时的孙权而言，天下的大势从来都不曾如此美好过：南面是自己，西面是蜀汉，北边公孙渊，若是能再在东面找一个同盟，那么便能形成一个让魏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的包围网。

东面有谁？有倭。

推理、证据、动机三样全齐，虽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铁壁无缺，但基本上就是如此了。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孙权想得那么顺利，先是公孙渊那里出了问题，这家伙觉得孙权离自己忒远，不靠谱，所以便杀了东吴的使者，又投了曹魏；接着，倭国那边邪马台也觉得孙权不靠谱，算不上中华大陆的最强政权，从而派使者也就是难升米去了魏国，成为了亲魏倭王。

曹叡包围网就这么崩坏了，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卑弥呼受封倭王之后，吴国却依然接连派出了好几批使者，每次都是带着各种宝贝过去，两手空空回来。

当魏国知道该消息之后，便也作出了尽快派使去邪马台的决定。

现在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两国如此一个接着一个地派人去倭国，大有一副定要和对方扯上关系的架势，这究竟是为什么？换句话问，那就是倭国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魏国和吴国如此重视？

答案是没什么地方值得特别特别重视的。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在诸葛亮都已经发明诸葛连弩和木牛流马，马钧都已经造出了新式纺织机和龙骨车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国有什么理由要主动去重视一个还处于打仗主要靠砖砸的石器时代的倭国？

但两国终究还是去跟人搞热乎了，而且是贴得相当近。

为什么？

首要的原因自然是双方想利用倭国这个新生的海外势力来牵制对方，虽然这地方确实落后，我们打仗都用霹雳车诸葛弩了，可他们却仍然活在板砖时代，可好歹那也是一国，邪马台联合军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加起来怎么着也能凑出几万大军来，咱不能不把豆包当干粮，不把板砖当武器不是？

其次的原因，那便是魏国和吴国两家积怨已久，谁都见不得对方多一个盟友。

这种心态大致就类似于今天的社会有两个互相仇视了小半辈子的帅哥，某一天其中一个突然和某位其貌不扬的女生有了一段往来，结果另外一个知道了以后，误以为两人在谈恋爱，于是便本着老子这辈子生存的价值就是让你不爽这一基本思想，走上了撬人马子的漫漫长路，而原先的那一个一看这架势，还以为自己的仇人也爱上了这个女孩，于是也本着同样的思想干起了同样的勾当，最终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有喜有悲的两帅哥围着一丑女争风吃醋的苦情戏。

这场戏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那个女生，就如同在魏、吴、邪马台三国斡旋中，邪马台才是最大的赢家一般。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了邪马台：作为去年的礼尚往来，魏国也向他们派出了使节团，这船都已经靠岸了。

当时曹叡已死，继位的是他的义子，也就是后来被司马师给废掉的那位高贵乡公曹芳。

曹芳坐龙椅的时候年仅八岁，根据他爹的遗命，由司马懿和曹爽辅政，那两位虽说都是互相拆台互相敌视的主儿，可在对外，尤其是对倭的外交政策上，还是相当一致地承袭了曹叡的基本指导思想。

于是，赴倭使节团就这样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