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强制性劳动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区，例如俄国和罗马尼亚（农奴制度在这两国的寿命最长），农民阶层却相当一致，有同病相怜之感（除非因民族、国籍不同而有隔阂），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不满，也都潜伏着革命的种子。他们或是在民族压迫下，或是由于缺少土地、种子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就像美国南方农村中的黑人和匈牙利平原上出卖劳动力的人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的农民却可能成为更可怕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村社把他们完善组织起来之后。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开创了农村动荡和农民革命的时代。
如果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解放形式，是否就可避免这种情况呢？谁也无法肯定。有些地区为了给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而采取一种更为一般的程序，即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将土地变成个人财产，使土地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而不是简单地出张告示，宣布全盘废除强制性劳动制度。然而其结果跟上述结果大同小异，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演进过程在19世纪上半叶已广泛实施（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但从实践情况来看，1850年后这个演进过程又因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这意味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旧有村社组织的解体，即是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教会等非经济机构所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或没收。这项活动在拉丁美洲进行得最激烈，也最残酷。例如，19世纪60年代胡亚雷斯统治下的墨西哥和独裁者梅尔加雷约（Melgareio）统治下的玻利维亚（1866—1871）。经过1854年革命后的西班牙以及统一在皮埃蒙特自由机制领导下的意大利，也都曾发生这类大规模事件，而且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高奏凯歌的所有地方，也都发生过此类事件。自由主义勇往直前，即使在那些政府致力于维护村社组织和集体土地的地方，自由主义依然所向披靡。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其穆斯林臣民的村社财产，尽管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元老院法令中）认为，“凡有可能及条件成熟的地方”，便应在穆斯林社群中正式确立私人土地所有权。1863年措施的实际效果，是首次允许欧洲人用钱购买土地，不过这项措施远不同于1873年的法律，还不是土地大批转让的宣言。1873年的法律（于1871年大暴动之后实施）要求立即将当地地产转让给有法国合法身份的人，这项措施“除了对（欧洲）商人和投机商有利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25] 政府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反正穆斯林的土地终究都进了白人殖民者和地产公司手里。
人性的贪婪在这场土地转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期望从出售土地和其他收入中获取利润，地主、殖民者和投机商企图轻而易举又极其廉价地获得地产。不过立法人士认为：若能将土地变成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将公有的、教会所有的、限嗣继承的以及业已过时的历史遗产转变成私人财产，便可为农业发展打好令人满意的基础。立法人员的这项信念倒是发自真心，我们如不承认这点便有失公正。然而无论真诚与否，这种信念并未给农民阶层带来好处。大体而言，农民并不愿变成蓬勃发展的商业农场主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大多数农民并无此机会，因为他们买不起投放在市场上的土地，甚至也弄不懂转卖过程中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地主领地”——这一用语非常含糊，在政治词汇里它又包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或许也未从中获得加强。不管是谁从中得到好处，反正受益的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生的农民，他们都住在村边上，种的是公有土地，或是住在有待砍伐森林或土壤冲蚀的地方，即那些不再由村社控制用途的地方。［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指出，自19世纪中叶起，“森林问题在西班牙复兴主义者的作品中开始成为中心话题。”］[26] 自由化的主要效果是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农民不满的奇妙之处在于左派可进行煽动和利用。事实上，这种不满在南欧部分地区尚未煽动起来。1860年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暴动，与加里波第密不可分。加里波第是个金发神奇人物，爱穿一件红衬衫，看上去是十足的人民解放者。他的信仰是建立一个激进、民主、贴近人民，甚至带点模糊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然而他的信仰与农民的信仰居然水火不容。农民信仰的是圣母马利亚、教皇和（西西里以外地区）波旁王朝国王。共和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巴枯宁式）和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南部取得了飞速进展：1870—1874年间，安达卢西亚每座城市都不乏“劳工协会”的组织。[27] （当然，1848年后，作为左派最时髦政治信仰的共和政体，在法国某些农村地区已站稳脚跟，而且1871年后，又在某些地区赢得大多数人的适度支持。）随着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运动而出现的爱尔兰农村革命左派，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也曾突然出现在令人生畏的土地联盟中。
我们应该承认，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实际上欧洲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左派，不论是革命或非革命的，在农民阶层中都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主义者（见第九章）决定“到人民中去”时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左派还局限在城里，还是世俗主义者，与教会势不两立（见第十四章），对农村问题一无所知，因农村“落后”而对农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么农民对他们就仍可能满腹狐疑，充满敌意。西班牙好斗的反基督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主义者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是例外。不过在这个时期，农村的旧式暴动也很罕见，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类旧式暴动多半是为拥戴教会、国王，反对不信上帝的城市自由派。甚至在西班牙，其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Carlist War，1872—1876）比起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其广度已大为逊色，只限于巴斯克（Basque）人聚居的省份。不过，当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让位给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农业萧条时，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农民阶层视为保守的政治成分了。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28] 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29] 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30]
相对而言，除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地区）以及北美之外，世界各地的乡下农民几乎皆是目不识丁的［1860年的西班牙，有75%的男人和89%的女人是文盲；1865年的意大利南部，居民90%是文盲，甚至在最先进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文盲亦高达57%—59%；1870年前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士兵中，文盲占99%。法国情况则相反，到了1876年，乡下80%的男人和67%的女人受过教育；荷兰几乎84%的士兵受过教育（在荷兰和格罗宁根省，这个比例为89%—90%）；甚至在教育明显落后的比利时，能看书写字的士兵亦高达65%（1869年）。至于识字程度，当然是十分一般[31] ］。然而即使在落后守旧的地区，也只有两种乡下人才是继承古老文化的主要支柱——老年人和女人。他们将“老太太的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有时连城里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的人也来听。然而说也奇怪，所有的新事物在这段时间也是通过妇女传到乡村。在英格兰农村中，女孩子比男孩子识字多——这种情形似乎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明方式”的代表非妇女莫属——读书、讲究卫生、“漂亮”的房屋、按城里样式布置的住宅以及端庄、不酗酒——与男人粗野、凶暴、醉酒的方式恰成对比；哈克贝里·费恩（Huckleberry Finn）便是在吃了大亏后才明白这点。母亲督促儿子“检点、长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父亲。也许此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年轻的乡下姑娘进城里为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家庭当女佣。事实上，对男人和女人而言，伟大的提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便是破坏古老方式和学习新方式的过程。接着我们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 Cited in Jean Meyer, Problemas campesinos y revueltas agrarias (1821-1910) (Mexico 1973), p. 93.
[2] Cited in R. Giusti, ‘L’agricoltura e i contadini ne! Mantovano (1848-1866)’, Movimento Operaio VII, 3-4 (1955), p.386.
[3] Neumann-Spallart, op. cit., p.65.
[4] Mitchell and Deane, op. cit., pp.356-7.
[5] M. Hroch,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ue 1968), p.168.
[6] ‘Bauern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p.441 and 444.
[7] ‘Agriculture’ in Mulhall, op. cit., p.7.
[8] I. Wellman, ‘Histoire rurale de la Hongrie’, Annales E.S.C., 23, 6(1968), p.1203; Mulhall, loc. cit.
[9] E. Sereni,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2), pp.351-2. Industrial deforesta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either. ‘The large mount of fuel required by [the furnaces of Lake Superior, USA] has already made a very decided impression on the surrounding timber,’ wrote H. Bauermann in 1868 (A Treatise on the Metallurgy of Iron[London 1872], p.227); daily supply of a single furnace required the clearing of an acre of forest.
[10] Elizabeth Whitcombe, Agrarian Conditions in Northern India, I, 1860-1900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2), pp.75-85, discu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large-scale irrig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critically.
[11] Irwin Feller, ‘Inventive activity in agriculture, 1837-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1962), p.576.
[12] Charles McQueen, Peruvian Public Finance (Washington 1926), pp.5-6. Guano supplied 75 per cent of Peruvian government income of all kinds in 1861-6, 80 per cent in 186975. (Heraclio Bonilla, Guano y burguesia en et Peru [Lima 1974], pp.138-9, citing Shane Hunt.)
[13] ‘Bauem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439.
[14] See G. Verga’s short story ‘Liberty’, based on the rising at Bronte, which is among those discussed in D. Mack Smith, ‘The peasants’revolt in Sicily in 1860’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pp.201-240.
[15] E. D. Genovese, In Red and Black, Marxian Explorations in Southern and Afro-American History (Harmondsworth1971), pp.131-4.
[16] For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see R. W. Fogel and S. Engermann, Time on the Cross (Boston and London 1974).
[17] Th. Brassey, Work and Wages Practically Illustrated (London 1872).
[18] H. Klein, ‘The Coloured Freedmen in Brazilian Slave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I (1969), pp. 36; Julio Le Riverend, Historia economica de Cuba (Havana 1956), p.160.
[19] P. Lyashchenk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49), p.365.
[20] Lyashchenko, op. cit., pp.440 and 450.
[21] D.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00.
[22] Jaroslav Purš, ‘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der Landwirtschaft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1849-1879’,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3), III, p.38.
[23] I. Orosz, ‘Arbeitskräfte in der ungarischen Landwirtschaft,’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72) II, p.199.
[24] J.Varga, Typen und Probleme des bäuerlichen Grundbesitzes 1767-1849 (Budapest 1965), cited in Annales E.S.C. 23, 5 (1968), p.1165.
[25] A. Girault and L. Millio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et de Législation Coloniale. L’Algérie (Paris 1938), pp.383 and 386.
[26]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39 (Oxford 1966), p.273.
[27] José Termes Ardevol,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na. La Primera Internacional (18641881) (Barcelona 1965), unpag. Appendix: Sociedades Obreras creadas en 1870-1874.
[28] A. Dubuc, ‘Les sobriquets dans le Pays de Bray en 1875’, Annales de Normandie (August 1952), pp.281-2.
[29] Purš, op. cit., p. 40.
[30] Franco Venturi,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revolu tion. Histoiré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 siècle (Paris 1972), II, pp. 946-8. This magnificent book, an earlier edition of which exis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 is the standard work on its subject.
[31] M. Fleury and P. Valmary, ‘Les Progres d’instruction élementaire de Louis XIV à Napoléon III’, Population XII (1957), pp. 69 ff; E. de Laveleye, L’Instruction du Peuple (Paris 1872), pp,174, 188, 196, 227-8 and 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