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真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西方进行较量并打败西方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令当时人略感惊讶的日本。对他们来说，日本是所有先进国家中他们了解最少的国家，因为直到17世纪初，日本实际上还未与西方进行直接联系，西方在日本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观察站：荷兰人被允许在这个观察站上进行限制严格的贸易。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觉得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无甚区别，至少同样是经济落后、军事脆弱，注定要成为西方的盘中餐。美国舰队司令官佩里（Perry）采取海上威胁的惯用手法，于1853—1854年迫使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不过此时美国对太平洋的野心远超过捕捉几条鲸鱼［在不久前的1851年，鲸鱼刚成为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说《白鲸》（Moby Dick）的主角，该书堪称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创作］。1862年，先是英国人，后是西方联军，随心所欲地用炮轰击了日本：鹿儿岛遭到西方攻击，只因为有一个英国人被杀害，西方要为这个英国人报仇。没想到隔了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居然变成一个强国，能够单枪匹马与欧洲国家进行一场大战，并赢得胜利；居然在不到3/4个世纪里马上要与英国海军一争高低；更有甚者，20世纪70年代有些观察家竟然预测日本经济将在几年之内超过美国！

有些历史学家成了事后诸葛亮。他们对日本成就的惊讶程度比他们原先可能感到的要小一些。他们指出，日本在文化传统方面与西方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方面却与西方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管怎么说，它有一种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秩序非常相像的社会秩序，有世袭的地主贵族，半奴隶的农民，一个由商人、企业家以及金融家组成的群体，加上群体周围异常活跃的工匠，这个群体和工匠的基础便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城市。与欧洲不同的是，日本城市不能独立，商人没有自由。但是由于武士阶层日益往城市集中，他们对非农业人口的依赖日益增加，因而逐步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没有任何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因而产生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对全国市场不可或缺，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三井，17世纪之初只是地方上一个酿造日本米酒的小厂，后来开了钱庄，1673年到江户（东京）开了几家店，在京都和大阪设了分店。到1680年，他们已活跃在欧洲人称之为证券交易的领域。在这之前不久，他们已成了天皇和幕府将军（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财务代理，也是几个大封建领主的财务代理（三井至今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另一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公司是住友，它起初是在京都做药材和五金生意，很快成为巨商并开始进入炼钢业，18世纪晚期他们着手开采铜矿，并成为管理铜矿的地方官员。

如果让日本自行其是，它会独立自主地沿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向演变吗？这并非不可能，虽然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永远得不到解答。不过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与许多非欧洲国家相比，日本更愿意向西方学习，也更有能力学好。中国显然具有在西方擅长的领域击败西方的能力，只要它充分掌握为达此目的而须具备的技术、知识、教育、管理和商务等条件。但是中国幅员太大，自给自足能力太强，太习惯于将自己看成是世界文明中心，以致它无法接受高鼻深目野蛮人的危险文明，认为这种文明的流入会使中国立即全盘放弃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不想学习西方。反之，如果学习西方只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以便抵御北方邻国的话，受过教育的墨西哥人确实会想要向以美国为典范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习。然而，墨西哥的传统势力太强，墨西哥人无力打破，无力摧毁，于是他们无法有效学习西方。教会以及农民的传统势力，不论是印第安式的，还是中世纪西班牙式的，对于愿向西方学习的墨西哥人来说都太过强大（他们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日本既有愿望，又有能力。日本精英知道日本是许多面临被征服、被统治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一直正视这种危险。日本是个潜在的“民族”（用那时欧洲人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与此同时，日本拥有19世纪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其他能力以及一支骨干队伍。也许更重要的条件是，日本精英拥有一套能够控制整个社会运动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能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且不会导致消极抵抗，四分五裂，或引起革命，一般而言是极难做到的。日本统治集团居然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突如其来、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同时没有引起大型反抗，只有零星的武士不满和农民造反，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如何对付西方这个问题已使日本苦思冥想几十年——至迟从19世纪30年代已开始考虑。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胜中国，充分展现了西方的成功之道及其潜力。如果连中国都打不过它们，它们不就是世界无敌了吗？加州发现金矿这件震动当时的世界大事，不但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地区，同时也使日本成为西方想要“开放”的市场中心，就像鸦片战争所打开的中国市场一样。直接抵抗毫无获胜希望，几次软弱无力的抵抗运动，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味让步和外交回避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受过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是否需要进行改良，采纳西方相关技术，同时恢复（或创立）民族救亡信心进行激烈辩论，结果产生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进行一场激烈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在西方开始入侵的1853—1854年间，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应付外来侵略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政府首次征询“大名”的意见，多数“大名”主张抵抗或虚与应付。幕府此举说明它本身已不能进行有效统治，其军事政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开支庞大，使日本行政管理体系的财政紧张愈益加剧。当幕府官僚暴露其笨拙无能之时，当其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加剧之时，中国适巧在英法联军攻击下再次败北，中国战败同时凸显出日本的弱点。然而由于对外来侵略的妥协让步，也由于国内政治结构日益严重的四分五裂，年轻的武士阶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强烈反应。武士在1860—1863年间，掀起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暗杀浪潮（既杀外国人，也杀不得人心的领导人）。自19世纪40年代起，爱国积极分子随时准备战斗，他们聚集在各藩和江户（东京）的武馆里研究军事和思想，在武馆受哲学家的适当影响后，又各自回到封建藩国，提出“攘夷”、“尊王”两句口号。这两句口号很合逻辑：日本绝不能成为外强的牺牲品，幕府既然无能，保守派自然就将注意力转向依然存在的传统政治力量，即天皇。天皇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威，但实际上是无所作为、无足轻重的。保守派改革（或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想要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利用恢复王权来反对幕府。外国对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做出的反应（例如英国炮打鹿儿岛），更激化了日本的内部危机，在内外交迫之下，幕府政权摇摇欲坠。1868年1月（即德川庆喜继任将军、孝明天皇驾崩、太子睦仁即位之后）终于宣布恢复王政，在某些强大势力和对幕府不满的地方官员支持下，经过短暂的内战，最终建立了王政，开始了“明治维新”。

如果说“明治维新”只是保守势力的仇外反应，那么它的意义相对来说就不太重要。日本西部的强藩和皇室公卿，特别是萨摩藩和长州藩，一向厌恶垄断幕府的德川家族，他们推翻了旧的幕府政权，但拿不出一套具体计划，好战而且代表传统势力的年轻极端主义者也拿不出一套计划。此刻掌握日本命运的主要是年轻武士（1868年时，他们平均年龄为30岁），他们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形势日趋尖锐的历史时刻登上舞台。紧张的形势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二是出现了由豪商豪农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掌握国家命运的武士阶层，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社会革命力量。从1853—1868年，年轻武士（其中有几个最仇外的已在恐怖活动过程中被消灭）大多数已认识到，他们的救国目的需要靠有步骤地进行西化才能实现。及至1868年，他们当中已有几个人与外国建立联系；还有几个人到国外进行考察。他们一致认识到救国意味着要进行改革。

在改革上，日本与普鲁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正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都不是借由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通过官僚贵族的旧秩序，因为旧秩序认识到舍此无法图存。两国后来的经济政治制度也都保留了旧秩序的重要特征：一个纪律严明的民族，一个具有自尊的民族。这两项重要特征不但根植于中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的灵魂之中，同时也帮助资本主义（虽然并非故意）解决了劳动纪律的难题；解决了私营企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僚政府协助和监督的难题，以及经久不散的军国主义难题。军国主义可在战时显示其强大威力，也是激昂、病态的政治右翼极端主义的一股潜在力量。然而日本和普鲁士的改革仍然有所区别。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当强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是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如1848年革命显示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是可能的。普鲁士是借由下列两股力量的联合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是通过不愿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准备在不发动革命的情况下给予资产阶级大部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容克政府，容克政府以此为代价保存了地主贵族和官僚君主政体的政治控制权。这项变革并非容克阶级倡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改变只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打倒，不会被变革埋葬（这得感谢俾斯麦）。而在日本，“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倡议、指令和骨干力量，都是来自部分封建领主和皇室公卿。日本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相等的阶级）只能在一个方面发挥作用：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存在使得从西方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行之有效。所以“明治维新”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不能被称作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倒可看作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等的、行得通的革命的一部分。

因此，“明治维新”的变革竟然还能十分激进，就更令人刮目相看。维新运动废除了旧封建领主的领地户籍，并代之以中央政府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发行了十进制的货币；借用美国方式建立起银行系统，然后在银行基础上，通过向公众借贷，打下财政基础；并（在1873年）实行一项全面的土地税收制度。（不要忘记，在1868年时中央政府尚无独立收入，只能暂时依靠封建诸藩帮助，而诸藩不久便告撤销，于是只能强行借贷，只能依靠前德川幕府将军的私人庄园。）这项财政改革意味着另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即《土地财产法》（Regulation of Landed Property ，1873年）的出台。《土地财产法》规定了个人（不是集体）纳税义务，最终并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至于以前的封建权利就像逐渐缩小的耕地那般，终归全部抛弃。大贵族和少数武士仍保有一些山地和森林，但在政府接管了以前的集体财产，农民日益成为富有地主的佃户之后，大贵族和武士遂失去其经济基础，当然他们曾获得政府的赔偿和帮助，但由于他们的处境变化太过剧烈，政府的补偿帮助显然是不够的。军事改革对他们震动更大，特别是1873年征兵令的颁布。征兵令按照普鲁士模式，实行征兵制，其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果是平等主义，因为它取消了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单独享有的更高地位。总之，农民反抗和武士暴乱都不太困难地被镇压下去了。（从1869—187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30次农民起义，武士则于1877年发动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叛乱。）

取消贵族和阶级区别不是新政权的目的，虽然新政权使得这方面的问题简化了、现代化了。当时甚至出现了新的贵族统治。与此同时，西化意味着废除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应由财产、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决定，而不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这种纯正的平等主义倾向，对每况愈下的武士十分不利，他们当中已有很多人沦为一般工人；不过对普通百姓却挺有利，他们自1870年起获准拥有自己的姓氏，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他们的计划，而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这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这些措施因为是必要的，所以必须采取。对旧社会的骨干分子来说，这些措施还算合理，在“为国服务”这个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下，他们认为“加强政府的力量”是必需的；加上新日本为其骨干中的多数人在军界、管理界、政界、商界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这些措施也就不那么难以推行了。传统的农民和武士则不然，特别是新日本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光明前途的武士，他们反对这些举措。然而，那些本身构成旧社会、属于旧社会显赫军事贵族阶级的人，竟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如此大刀阔斧、如此激进地推行改革，甚至今天来看也仍是异乎寻常、独一无二的现象。

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西方显然拥有成功的奥秘，所以日本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学。将另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组织机构全盘接收过来，其前景会如何呢？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不可想象，因为日本已经从中国引进过一次，但无论如何这次的举措仍是令人震惊，造成的伤害很大，问题也很多。向西方学习是无法浅尝辄止、搞些表面文章，或有选择、有控制地引进，特别是对文化与西方有如此巨大差别的日本而言。所以许多为西化而奔走呼号的人，便以极大热情全心投入这项使命。对有些人来说，西化看来得放弃日本的一切，因为日本的过去种种全都是落后的、野蛮的：日语太烦琐，要简化，甚至索性放弃；要利用与优秀的西方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他们如饥似渴地吞下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歧视理论，而这种种族主义理论在日本最高层居然一度受到支持。[13] 日本接受西方服饰、发式、饮食的热情不亚于接受西方的技术、建筑风格和思想。[14] 不过日本并未全盘西化，他们没有采纳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西方的进步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放弃所有古老的包括天皇在内的机制。

然而西化与早期的中国化不同，西化在这里有个很为难的问题。“西方”不是一个单一协调的体系，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机制和思想复合体，日本该效法其中的哪一个呢？实际上，日本并未踌躇太久，便做出选择。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取普鲁士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德国和美国的榜样；小学教育、农业革新和邮政事业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从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3000人左右。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英国和法国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但它们是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德国则是较为独裁的君主国家，日本该选择哪一个呢？尤其是在以传教士为代表的知识型西方和以斯宾塞（Spencer）、达尔文为代表的科学型西方之间，日本又该如何选择？（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失去方向和判断力的武士已准备将他们传统的忠诚从世俗的主转到天上的主。）在互为对手的世俗和宗教之间，又应如何抉择呢？

于是不到20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这股势力一方面受助于向来对完全自由化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国家，例如德国（1889年《明治宪法》的观念便是来自德国），但主要是来自以新传统主义为诉求的反对势力。新传统主义实际上是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教。最终获胜的是新传统主义加上选择过的现代化的结合体（1890年颁布的《帝国教育敕令》是两者相结合的典型）。然而日本对西化的态度仍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西化应该进行根本性革命；另一派认为西化仅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革命没有到来，而将日本改造成一个令人敬畏的现代化强国的愿望的确实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较有限，而且几乎完全建立在与经济自由思想大相径庭的“政商”基础上。而此际日本新军队的军事活动更完全是为了对付旧日本的顽固斗士，虽然早在1873年军方便策划了朝鲜战争，但因明治政府里的冷静精英认为这种冒险一定要等（朝鲜）内部改革明朗化后再做计议，于是暂缓。因此西方遂低估了日本改革的意义。

西方观察家很难理解这个陌生而奇怪的国家。有些观察家在日本身上除了看到颇具异国情调的美感以及优雅、顺从的女人外，其他就看不到什么了，而日本女人又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男人和西方的优越性（当时认为西方是优越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克顿和蝴蝶夫人的国度。其他观察家则太相信凡不是西方人就是劣等人，因而对日本视而不见。《日本先驱报》（Japan Herald ）在1881年这样写道：“日本是个快乐的民族，即使没有多少东西也会感到满足，因而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15] 西方人认为日本的技术只能造出廉价的西方复制品，这种看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白种人虚假宣传的一个部分。然而那时已经有些精明实际的观察家——主要是美国人——看到日本在农业方面的高效率（“日本农民务农时非常节俭、经济，很会干农活，他们没有牲畜，没有轮作制度，但他们把荒地上茂盛的草变成自己田里的肥料……他们没有任何机器，但每英亩土地每年收获的庄稼，在美国得要四个耕作季才种出来”[16] ），看到日本手工业者的技巧，看到日本军人的潜力。早在1878年一位美国将军就曾预言，有这样的军人，这个国家“注定要在世界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17] 当日本人证明他们能够赢得战争之后，西方人对他们的看法马上变了，自鸣得意的成分也减少了许多。然而直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日本人仍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胜利的活见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比其他文明优越的活见证；而这个阶段的日本人对这样的看法想来亦无异议。

[1] Jak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 (London 1943), p.170.

[2] Erskine May, op. cit., I, p.25.

[3] Cited in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New York 1957 ed.), p.191. I am indebted to this valuable study of the agrarian-utopian s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o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Oxford 1970).

[4] Herbert G. Gutman,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Industrial City. Paterson, New Jersey’ (mimeo) (1964).

[5] Martin J. Primack, ‘Farm construction as a use of farm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 (1965), p.114 ff.

[6] Rodman Wilson Paul, Mining Frontiers of the Far West (New York 1963), pp.57-81.

[7] Joseph G. McCoy, Historic Sketches of the Cattle Trade of the West and South-west (Kansas City 1874; Glendale, California 1940). The author founded Abilene as a cattle centre and became its mayor in 1871.

[8] Charles Howard Shinn in Mining Camps, A Study in American Frontier Government ed. R. W. Paul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1965), chapter XXIV, pp.45-6.

[9]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Gurr (eds.),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9), chapter 5, especially p.175.

[10] W.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1952), p.202.

[11] I am obliged to Dr William Rubinstein for the data on which this guess is based.

[12]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3 (1973), p.569.

[13] John Whitney Hall, Das Japanische Kaiserreich (Frankfurt 1968), p.282.

[14] Nakagawa, Ke ii chiro and Henry Rosovsky, ‘The Case of the Dying Kimono’,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XXVII (1963), pp.59-80.

[15]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London 1972), p.188.

[16] Horace Capron, ‘Agriculture in Japan’ i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Agriculture, 1873(Washington 1874), pp.364-74.

[17] Kiernan, op. cit., p.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