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和其他保守党人都懂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众，都不是可以和城市商人相提并论的自由党人。所以，俾斯麦和保守党人有时候认为，他们能够抑制自由党人扩大公民权的威胁。他们甚至可能像英国保守党创始人之一的迪斯累里在1867年和比利时天主教在1870年所做的那样，将这种想法付诸实现。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群众想象成跟他们同样的保守主义者。毫无疑问，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向来自动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以及僧侣统治集团，反对城里人的邪恶图谋。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还投票选举波旁王朝的支持者。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英国的民主无害理论家白哲特在1867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后指出的那样，包括工人的多数群众，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受到“他们上司”控制的。但是，群众一旦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早晚会做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正式演员，不会永远像个单纯的临时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精心设计的不重要角色。此外，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可能还是保守党的依靠对象，但在工业日渐繁荣的城市地区则非如此。城市居民所希望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一定就受到保守主义统治者的欢迎，特别是不一定受到那些致力于真正的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者的欢迎。在1873年之后的经济萧条和不稳定年代里，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

<h3>2</h3>

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运动没有因为1848年革命和此后10年经济发展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摧毁。那些研究新社会的未来，将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转变成“共产主义幽灵”，给无产阶级提出一个有别于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论家，有的被捕入狱，例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例如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遗忘，例如皮奎尔（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例如卡贝（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与当局言归于好，就像蒲鲁东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但时代显然不站在他这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的一两年内曾希望再次爆发革命，后来又曾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后，他们也顺应潮流，将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打算。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消亡，或许稍嫌夸张，然而甚至在英国，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都舒舒服服地进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许1860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在1848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间歇期强迫他们暂时脱离政治。这个隐晦时期使马克思得以将其理论锻炼成熟，并为其《资本论》打下基础，但马克思本人不知感恩。与此同时，幸存下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以及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政治组织都纷纷垮台了，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垮于1852年；或者逐渐沦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宪章运动。

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只会渐渐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斗争和自卫行动比以往更有节制了。除了英国部分的明显例外之外，工会和罢工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和合作组织——在欧洲大陆一般为生产组织，在英国一般为商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不上特别兴盛：在意大利这类互助会势力最强的皮埃蒙特地区，1862年互助会的平均人数也不足50人。[5] 只有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奇怪得很）美国，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人工会，主要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移民组织而成的。

在英国，除了机器制造工业的熟练工匠和较古老行业的手艺人之外，棉纺工人也保持了强大的地方工会，这些工会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且有一两次，即1852年的工程师联合工会、1860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它们曾在财政上（如果不能说在战略上的话）协调了全国社团。它们虽然只是少数，却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且在熟练工人中它们有时还占多数。此外，它们还为工会制度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工会组织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强的，尽管后来证明，它们未能抵挡住19世纪末那场真正飞快发展的工业化冲击。然而，与组织有序、有劳动者天堂之称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亚的建筑工人实际上早在1856年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其他行业也都实行此制度。在这个人口稀少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引至他方，留下来没跟着去冒险的工人，其工资却因之提高了。

敏感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这类不甚重要的工人运动会维持很久。其实，大约从1860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显，无产阶级正与19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道重返历史舞台，不过情绪不是那么狂暴。它以未曾预料到的快速度出现了，接着又很快形成了与其后来运动相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这种成长过程是政治行为和工业行为的奇怪结合，是各种激进主义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结合，是阶级斗争、阶级联盟和政府或资本家让步的奇怪结合。但是，首先它是国际性的，这不仅因为它像自由主义的复活那样，在各个国家同时产生，而且也因为它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或者说与激进左派（1848年前那个时期的遗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组建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2），并受其领导。《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的提法是否确切，可能尚有争论：法英两国有组织的激进工人必定都是爱国者，法国革命传统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见第五章）。但是，在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经济领域中，即使连不注重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会，也已意识到制止雇主引进劳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劳工会破坏罢工的效果。对于所有的激进者来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左派成败，都似乎与他们自己的成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是再度复活的选举改革活动和一系列国际团结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左派相结合，美国内战期间与林肯及北方相结合，1863年与不幸的波兰人相结合，等等。所有这类运动都曾以最少的政治色彩和最多的“工会主义”加强了工人运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所进行的有组织接触，必然会对各自的运动产生反响。譬如，拿破仑三世在他允许法国工人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赴伦敦参加1862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展览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伦敦，并很快落入能干的马克思之手。它是英法工会领导人和旧时欧洲大陆革命总参谋人员的奇怪结合。英国工会领导人有其传统的岛国孤立性和自由激进倾向，法国工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相当混杂，但更“左”倾些；而欧洲大陆革命者们则各有各的观点，且越来越无法协调。他们在思想领域的斗争最终毁了第一国际。由于有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他们，所以我们无须在此多费笔墨。广义而言，第一次重大斗争是发生在“纯粹的”（实为自由或自由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和那些更具野心的社会改革者之间，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胜利，尽管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不让英国人（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这场斗争。随后马克思和其支持者又迎接（并击败）了蒲鲁东“互助论”（mutualism）的法国支持者和阶级意识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好斗手工匠的挑战；接着又遭到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挑战，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更为可怕，其秘密组织和派别的纪律相当严格，活动方式也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见第九章）。由于再也无法维持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马克思遂于1872年不动声色地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将总部迁往纽约。至此，工人阶级大动员的脊梁被折断了，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既是其中的一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协调角色。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还是取得了胜利。

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点是难以预料的。1863年以后，只有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德国得到发展。［如果我们把1872年流产的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National Labour Reform Party）除外，实际上只有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支配的全国性政治工人运动。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是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ur Union，1866—1872）的政治延伸，这个野心勃勃的劳工联盟乃是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指的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5）的成就。拉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鼓动家，由于贪恋高度放荡的私生活而自食恶果（他在一次争夺女人的决斗中受伤而死）。如果说他曾跟随过什么人，那么，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跟随的时间不是很长。拉萨尔的全德意志劳工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863年）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民主派，而非社会主义派。其当时的口号是普选权，但是，它的阶级意识和反资产阶级情绪都十分强烈，而且，尽管起初它的会员人数不算太多，但从组织上看，却很像一个现代的群众党派。马克思不欢迎全德意志劳工协会，而支持一个与它敌对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他的两个更加忠心耿耿（至少是更加可以接受）的弟子所领导。这两个人一个是记者李卜克内西，另一个是才华出众的年轻车木工倍倍尔。这个组织的基地位于德国中部，虽然它更具社会主义性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与（反普鲁士的）1848年旧革命者的民主左派结盟，遵循一条并非毫不妥协的政策。拉萨尔派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运动，它所思考的重心是如何运用普鲁士的方法解决德意志问题。因为这是1866年后明显奏效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在德意志统一的10年间强烈感觉到的那些分歧就不再引人注意了。马克思主义者于1869年和一些从拉萨尔派分裂出来、坚持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纯粹性人士，组成了社会民主党，最后在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后来证明是接管了拉萨尔派——组成了势力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与马克思有关。它们都认为（尤其是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理论上鼓舞了它们，是它们的领袖。两者都把自己从激进的自由民主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了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而且，（在俾斯麦于1866年赐予德国北部和1871年赐予整个德国的两次普选中）两者都立即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都当选为议员。在恩格斯的出生地巴门（Barmen），早在1867年，社会主义者的得票率就达到34%，及至1871年，更高达51%。

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对工人阶级政党并不具直接的激励作用（甚至德国的两个政党均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能以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会运动形式出现，却与国际工人协会密切相关。国际工人协会至少从1866年起，就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这种促进工作。国际工人协会实际究竟何时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现在还不大清楚。（国际工人协会恰好碰上第一次国际工人抗争高潮，其中有一些，如1866—1867年的皮埃蒙特毛纺工人罢工等，肯定与国际工人协会无关。）然而，自1868年之后，这类抗争就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国际工人协会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越来越引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注意，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士。工人骚动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远至西班牙，甚至波及俄国：1870年圣彼得堡发生了罢工运动。它在1868年袭击了德国和法国，于1869年控制了比利时（其势力在此维持了若干年），此后不久又侵入了奥匈帝国，最后于1871年到达了意大利（1872—1874年间在意大利达到高潮），并于同年进入西班牙。与此同时，1871—1873年间，英国的罢工也达到顶峰。

新的工会不断涌现，它们赋予国际工人协会群众基础：光是奥地利的数字便足以表明，在维也纳，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据报道在1869—1872年间，就从1万人发展到3.5万人；在捷克，从5000人增至约1.7万人；在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西亚，则从2000人增至仅施蒂里亚一地就大约有1万人。[6] 用日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数字还不算多，但它却代表着比数字表面大得多的动员力量。据悉，德国工会只在群众大会上做出罢工决定，而且代表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做此决定。这当然使各国政府惊恐万分，特别是在1871年，当国际工人协会群众运动的洪峰与巴黎公社革命正好碰上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见第九章）。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部分资产阶级，就注意到工人阶级正在兴起的问题。自由主义太拘泥于经济自由放任的正统观念，因此不曾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但是，一些敏锐意识到有失去无产阶级支持危险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甚至准备牺牲这项正统观念，在“曼彻斯特主义”从未赢得彻底胜利的国家里，官员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在德国，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一个称呼很不恰当的“社会主义教授”（Kathedersozialisten）组织，于1872年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该会提倡用社会改革来代替或者对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词与更具煽动性的“共产主义”不一样，所有提出国营经济和社会改革之人都可以含混不清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普遍兴起的时期，该词仍被广泛使用。）

然而，即使把公众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干预视为某种毁灭性妙方的那些人，现在也都确信，工人组织和活动只要能够驾驭，也必须予以承认。据我们所知，一些更具蛊惑性的政治家，甚至拿破仑三世和迪斯累里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选举潜力。在19世纪60年代，整个欧洲都曾修订法律允许某些有限制的工人组织存在以及有限度地举行罢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理论架构中，为工人的自由集体交易留下一席之地。然而，工会的法律地位仍然很不确定。只有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才拥有巨大的政治分量，主要是因为工人占人口多数。在几年的过渡（1867—1875）之后，英国终于建立了一套获得立法通过的完整体制。这对工会主义非常有利，所以工会主义者此后便不断进行尝试，企图削弱工人阶级业已获得的自由。

这些改革的目的，明显在于防止工人阶级以一种独立的，进而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一点在业已建立非政治性或自由激进工人运动的国度里，取得了成功。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已经强大的地方，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出现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即使在它们成立之后，实质上仍然是非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工会运动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涌现的，大多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从政治上看，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例如，丹麦在1871年成立了以组织罢工和生产合作社为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在1873年遭丹麦政府解散之后，其各派别遂组成了若干独立工会，后来，其中的大部分又重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具意义的成就。它既使工人阶级有了独立性，又使工人阶级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使工人成为造反者。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感受到国际工人协会煽起的恐怖，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并未打算马上发动革命。马克思本人虽然革命性不减当年，但此时也没有把马上革命视为重要的前景。实际上，他对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尝试——巴黎公社——的态度显然是小心谨慎的。他认为，巴黎公社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它可能赢得的最佳效果就是制造一次与凡尔赛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在巴黎公社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他以最动人的语句为它写了一篇讣闻，但他撰写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 ）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未来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但是，当巴黎公社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却保持沉默。在19世纪60年代，他为长远的目标而工作，但对那些短期目标仍持温和态度。只要能建立（至少在主要工业国家）独立的政治性工人运动，（在法律许可的地区）为赢得政权而组织群众，摆脱自由激进主义（含纯粹“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解除左翼思想（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的束缚，他就感到满足了。他未曾期盼这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若真有此想法，他就无异于乌托邦主义者了，因为除了在德国和为数不多的旧时移民当中，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追随者。他既不期望资本主义立即崩溃，也不期望资本主义面临马上被推翻的危险。他只希望迈出组织群众大军的第一步，若能赢得这第一步，他就能和地位牢固的敌人展开长期斗争。

及至19世纪70年代初，工人运动看来似乎连这些并不过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英国的工人运动仍牢牢控制在自由党人手中，其领导人太软弱、太腐败，竟然还利用他们掌握的决定性选举力量来索取议会席位。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失败而全线崩溃，在一片废墟之中，除了陈腐的布朗基主义、激进的共和主义和互助论之外，不可能找到比之更好的东西。1873—1875年爆发的工人骚动浪潮，并不曾使工会变得比1866—1868年更为强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比那时更弱了。国际工人协会自此停止活动，它消除不了旧时左派的影响，因而它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巴黎公社革命被扑灭了。欧洲地区的另一场革命（即西班牙革命）也行将结束：波旁家族已在1874年重返西班牙，使下一个西班牙共和国延迟了将近60年。唯有在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明显的进展。于是众人得出一个新结论：新革命的前景可能会出现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在此之前，这点尚不很明朗）。因此，从1870年起，马克思开始把某些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然而，在这些工人运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可能动摇英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堡垒的那场革命，也失败了。在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也显然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见第五章）。

马克思晚年不乏退缩与失望的情绪。比较而言，他此时的作品很少，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活跃。［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将其遗留下来的大量资料整理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Theories on Surplus Value ）实际上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就已经完成。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除了一些书信之外，只有《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875年）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完成的。］然而，根据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革命有两项成就是永恒的。其一是，从此以后，世界上出现了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其二是，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左派影响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结果是使日后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永久性的变革。

这些变化绝大部分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亦即国际工人协会再次复苏之际，仍不明显，国际工人协会此刻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群众党派的共同阵线。然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至少已有一个国家面临了这个新问题，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选票（1871年为10.2万张）在短时间的挫折之后，再度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态势明显上升：1874年增至34万张，1877年增至50万张。对于这种发展，没人知道该如何应付。民众既不保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不准备听从其传统“长官”或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他们的领导者又不可能被同化，因此，他们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显得无所适从。俾斯麦本来可以为了自身目的而玩弄自由议会主义的把戏，其实他比任何人玩得更好，可是此时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只能借由法律手段来禁止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1] H. A. Targé, Les Déficits(Pa ri s 1868), p.25.

[2] Sir T. Erskine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London 1877), I, p.lxxi.

[3]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Werke, VIII, pp.198-9).

[4] G. Procacci, Le elezioni del I874 e l’opposizione meridionale (Milan 1956) p.60; W. Gagel, Die Wahlrechtsfrage in der Geschlchte der deutschen, liberalen Parteien 1848-1918 (Düsseldorf 1958), p.28.

[5] J. Ward, Workmen and Wages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1868), p.284.

[6] J. Deutsch, Geschl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Vienna 1908), pp.73-4; Herbert Steiner,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und die österr. Arbeiterbewegung)’, Weg und Ziel (Vienna, Sondernummer, Jänner 1965), pp.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