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粗略数据只不过说明了工业化正在向前推进。然而更重要的是，朝工业化迈进的现象在地理范围上极其广阔，尽管各地的情形极不平衡。铁路和汽船的广布，如今已将机械动力引进各个大陆以及那些缺少机械便无法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的到来（见第三章）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的象征和成就，因为将整个地球铸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体，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工业化最深远且当然是最壮观的一面。但是“定置蒸汽机”（fixed engine）本身在工厂、矿山和铸造应用上也有长足进展。在瑞士，1850年只有34台这样的蒸汽机，但是到1870年几乎增加到1000台；在奥地利，其数量从671台（1852年）增加到9160台（1875年），而马力也增加了15倍之多。（比较起来，葡萄牙这个欧洲真正的落后国家，1873年也只有70台蒸汽机，合1200匹马力。）荷兰的蒸汽动力总数则上升了13倍。

有少数工业地区以及如瑞典这样的欧洲工业经济国家，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但最突出的现象，是各个主要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和比利时是仅有的两个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以每人平均值而言，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居民人均的铁消费量在1850年分别是170磅和90磅，相对而言，美国56磅，法国37磅，德意志27磅。比利时的经济规模虽小，但却非常重要，1873年时，它的铁产量仍达其强邻法国的一半。英国当然是卓越的工业大国，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见，它也在努力保持这一相对地位，尽管应用于生产的蒸汽动力开始严重落后。英国在1850年仍然占有全球蒸汽机动力总数（定置蒸汽机）的1/3以上，但是到1870年已不及1/4，即占总数410万匹马力中的90万匹。就纯数量而言，美国在1850年已比英国略多，到1870年更将英国远远抛在后面，其蒸汽动力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美国的工业扩张尽管超乎寻常，但与德意志相比还是稍微逊色。德意志的定置蒸汽动力在1850年还是极其一般的，总数或许只有4万匹马力，远不及英国的10%。但是到1870年，已达到90万匹马力，大约和英国相等，当然远远超出法国。法国的蒸汽动力在1850年时还算是比较大的（6.7万匹马力），但到1870年只勉强达到34.1万匹马力——不到小国比利时的两倍。

德国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具有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外，其政治意义也十分深远。1850年时，日耳曼联邦与法国的人口数大体一样，但工业生产能力却差得非常多。到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但工业上的超前情况更甚。由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逐渐变成以工业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专业知识为基础，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遂比以往更重要。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见第四章）。从那以后，没有强大的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强权”俱乐部中保住其地位。

这个时代的特有产品是铁和煤，而其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铁路，铁路把两者结合起来。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第一阶段最典型的产物，相对来说进展不大。19世纪50年代的棉花消费大约比19世纪40年代高出60%，19世纪60年代变化不大（因为受到美国内战的干扰），19世纪70年代则增加大约50%。羊毛生产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但是煤和生铁产量约是原来的5倍，同时钢铁的大量生产已成为可能。实际上，钢铁工业上的技术改进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前一个时代的纺织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陆，煤已取代木炭成为冶炼的主要燃料。各地都有新的冶炼法——贝塞麦转炉（Bessemer converter，1856年）、西门子—马丁平炉（Siemens-Martin open hearth furnace，1864年）——可炼出廉价的钢，廉价钢在日后几乎代替了熟铁。但是，其重要性要到未来才看得到。1870年，在德国生产的成铁只有15%炼成钢，比英国少10%。这个时期还不是钢的时代，也还没进入钢制武器的军备时代，钢铁军备将大量刺激钢的生产。这时仍属于铁的时代。

尽管未来的技术变革已明显可期，但新式“重工业”也许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尚不见特殊的技术变革。就全球而言，工业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凭借1760—1840年的技术革新，凭借当时所创造的推力向前迈进。可是，在19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确实发展出两种极具革命性的技术工业：化学和（与通信相关的）电学。

除少数例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技术发明，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科学知识。英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它拥有经验丰富而且富有常识之人，例如伟大的铁路建造者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电报的发明与理论科学密不可分，必须利用伦敦的C.惠斯通（C.Wheatstone，1802—1875）和格拉斯哥的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824—1907）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造颜料工业则是大量化学合成的成就，尽管其第一批产品（淡紫色）在色彩上并未受到普遍欢迎，但已从实验室进入工厂阶段。炸药和照相也是如此。至少炼钢这项重要革新是出自高等教育者，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基本”处理法。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教授成为比以往更为突出的工业界人物：法国酿酒商不就是求助于伟大的生物化学家L.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为他们解决难题吗？此外，研究实验室如今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在欧洲，实验室仍然附属于大学或类似的机构——耶拿（Jena）的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著名的蔡司（Zeiss）工厂，但在美国，以电报公司为先导，纯粹的商业实验室已经出现。不久，它就因阿尔瓦·爱迪生（Alva Edison，1847—1931）而闻名于世。

科学研究渗透进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包括苏格兰的话）。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缺少大众教育还是缺少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想成为“现代”经济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只要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例如瑞典。[12]

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在1870—1871年间，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普鲁士的士兵文化程度普遍比法国高。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经济发展需要的并非科学的原创与诡辩，而是如何支配和使用，换句话说，是“发展”而非研究。拿剑桥大学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并不突出，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优于英国，它们实际上提供了培育工程技术人员的系统教育，这些机构在英国尚不存在（1898年之前，步入英国技工行业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学徒制度）。美国在这方面也强过法国，因为美国培育出大批具有相当程度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只培养少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德意志在这方面是依靠良好的中等学校，而非大学。19世纪50年代，德意志在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教育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这是一种倾向技术教育的非古典学校。1867年，当莱茵地区“受过教育”的工业家被请求捐助波恩大学50周年校庆时，在14个工业城市中，除一个之外，几乎所有收到请求的城市全部拒绝，因为这些“杰出的地方工业家并未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直至当时也没有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这种教育”。[13]

但是，技术当然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而且非常显著的是，少数科学先驱者的革新很快就会被广泛接受，只要那些研究能转化到技术应用上。于是，通常只产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新式原料，遂取得了重要地位，不过这要到帝国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出来。（欧洲化学原料的生产也日渐兴盛。德国钾碱生产情况如下：1861—1865年，5.8万吨；1871—1875年，45.5万吨；1881—1885年，超过100万吨。）石油已经引起了具有发明精神的美国人的注意，把它用作点灯燃料，但是由于出现化学加工，石油很快又有了新用途。1859年仅仅生产2000桶石油；但是到了1874年，1100万桶的石油产量（大多数是产自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使得洛克菲勒（J.D.Rockefeller，1839—1937）建立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垄断了石油运输。

然而，这些革新对当时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回顾起来这么大。无论从哪方面讲，19世纪60年代的专家们仍然认为，对未来经济具有远大意义的金属仍是那些古人熟知的：铁、铜、锡、铅、汞、金、银。他们认为锰、镍、钴、铝这些后来的金属“注定不会发挥其前辈曾产生过的重要作用”。[14] 英国的橡胶进口从1850年的7600英担（cwt，重量单位，相当于112磅），上升到1876年的15.9万英担，这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增长，但甚至以20年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橡胶绝大多数仍是来自南美的野生采集，其主要用途是制作防水布和弹性胶带。1876年，欧洲总共有200部电话在使用，美国则有380部。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期间，电动传送带的展出成为轰动世人的奇迹。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突破近在咫尺：世界将要进入电灯与电力、钢与高速合金钢、电话与电报、涡轮机与内燃机的时代。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尚未进入这个时代。

重大的工业革新，不是发生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上。这些机器在从前实际上是用手工方法生产，就像火车头和轮船仍然是手工生产的那样。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改进多半发生在美国，例如柯尔特（Colt）自动手枪，温彻斯特（Winchester）步枪，大量生产的钟表、缝纫机和现代生产装配线［由19世纪60年代辛辛那提（Cincinnati）和芝加哥的屠宰场发展而来］。生产装配线就是生产主件从一个操作点传送到下一个操作点的机械传送装置。用机器生产机械用品的意义在于：当时需要极大量的标准化产品，其需求者是个人，而不是行业公司和机关单位。1875年，整个世界拥有大约6.2万部蒸汽火车头，但与铜钟和步枪的数量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一年的时间（1855年），美国便大量生产了40万座铜钟；在1861—1865年间，美国内战中的南北双方共使用了300万支步枪。因此，最可以大量生产的产品，是那些由广大的小生产者使用的产品，例如农民、缝制女工（缝纫机）、办公机关所需物品（打字机）以及手表类的消费品，尤其是战争中使用的小型武器和弹药。这些产品之间仍各具差异而且不够标准化。这使得一些敏锐的欧洲人感到苦恼，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注意到，在大量生产的技术上，美国占有优势。但那些“老练者”却不在意，他们认为，假如美国像欧洲一样拥有现成的熟练工匠可供支配，他们就不会费心去发明那些生产不重要用品的机器。在20世纪初，法国官员就曾宣称：尽管法国在工业上可能跟不上其他国家，但是在发明创造和手工技艺工业方面，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例如汽车制造业。

<h3>4</h3>

所以，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实业家环顾世界之际，自然会对前景流露出充满自信的骄傲之情。但这是有道理的吗？在某些国家中，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而且这场巨大的扩张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但它在19世纪40年代所注入的那股特殊能量，其作用却不再持续。向资本主义创业者敞开的新世界会继续扩大。但它不再是绝对的“新”。（事实上，一旦他们的产品大量地涌入旧世界，例如美洲大草原与俄国大草原的麦子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将同时瓦解新旧世界的农业。）世界铁路的建设工作持续了一整代人。但是，由于大多数铁路线的建设已经完成，铁路建设将不得不缩小规模，到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工业革命第一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潜能，例如英国在棉花、煤、铁、蒸汽机方面的潜能，看起来似乎是足够巨大的。1848年以前，这些潜力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毕竟还完全没有开发利用，即使在英国国内也只是不完全的开发。对开始开发这一潜能的那代人，他们的奋力而为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潜能是取之不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技术的局限性已经看得到了。一旦这种潜能耗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世界步入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种多虑似乎显得荒唐可笑。但事实上，这种扩张的进程是出奇的变幻莫测，就像今日人人可见的那样。陡然的衰退，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衰退，会渐渐发展成取代世界繁荣的全球性衰退，一直到价格下降到足以驱散物资充斥的市场，清除倒闭企业的场地，一直到企业家们开始投资和拓展，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为止。正是在1860年，即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衰退之后，以杰出的法国博士朱格拉（Clement Juglar，1819—1905）为代表的学院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周期”并计算出其周期性。直到当时为止，这类问题原本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非正统人士才会去研究。可是，尽管这场扩张的间断十分引人注目，但却是暂时性的。对企业家而言，从没有比19世纪70年代初期更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期。此即德国著名的“企业振兴”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即使是最荒谬和明显骗人的企业，都会因其许诺的赚钱希望而招来无数的逐利生手。这个年代，就像维也纳新闻记者所描写的那样：“人们筹设公司，好把北极光运送到圣斯蒂芬广场，或在南海岛屿的原住民中出售我们的鞋油。”[15]

接着，出现了大崩溃。甚至对那些最爱夸口说经济繁荣正处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时代的人来说，这次大崩溃也是极其明显的。美国有2.1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的股票价格从繁荣顶峰的1877年下降了大约60%。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主要产铁国中，几乎有半数的高炉熄火停产。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洪流变成了小溪。在1865—1873年间，每年有20万人抵达纽约港口，然而1877年却仅有6.3万人。但是，与早期的大繁荣衰退不同，这次衰退似乎没有终止。1889年，某位德国人写了一篇题为“针对政府与商界人士的经济研究导言”的研究文章，其中指出：“自从1873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16] 而且这种情形还是出现在德国，德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可观。历史学家曾怀疑所谓的1873—1896年的“大萧条”是否存在。当然，这次衰退不像1929—1934年那样明显，1929—1934年的经济衰退，曾几乎窒息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然而，对当代人而言，大繁荣已被大衰退所取代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非本书所能论及，但我们可以在此顺便提一下：它颠覆或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个基础曾经是看似坚不可摧的。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曾被当时的传统人士认为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技术进步和文化成就的典范时期，只要稍加适当改进，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持续到无限的未来。但事实并不像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段特别的插曲。然而，其成就是极其辉煌惊人的。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所以地球也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从现在起，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

[1] Cited in Ideas and Beliefs of the Victorians (London 1949), p.51.

[2]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Prof. Sanford Elwitt.

[3] ‘Philoponos’,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or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in its Workshops (London 1850), p.120.

[4] T.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86), pp.63 and 66.

[5] Horst Thieme, ‘Statistische Materialien zur Konzessionierung der Aktiengesellschaften in Preussen bis 1867’,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1960), II, p.285.

[6] J. Bouvier, F. Furet and M. Gilet, Le Mouvement du profit en Franceau 19e siècl(Ha gue 1955), p. 444.

[7] Engels to Marx (5 November 1857) (Werke, XXIX, p.211).

[8] Marx to Danielson (10 April 1879) (Werke, XXXIV, pp.370-75).

[9] Calculated from Ellison, op. cit., Table II, using the multiplier on p.111.

[10] F. S. Turner, 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 (London 1876), p.305.

[11] B. R. Mitchell and P. Deane, Abstract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1962), pp.146-7.

[12] C. M.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Harmondsworth 1969), Table 1, Appendix II, III.

[13] F. Zunkel, ‘Industriebürgertum in Westdeutschland’in H. U. Wehler (e d.),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Berlin 1966), p.323.

[14] L. Simonin, Mines and Miners or Underground Life (London 1868), p.290.

[15] Daniel Spitzer, Gesammelte Schriften (Munich and Leipzig 1912), II, p.60.

[16] 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East Berlin 1961), XII, 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