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属于所谓（白人）“殖民资本主义”（settler capitalism）的依附性区域，其情况便没有这么好。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资源和劳力的结合；劳力意指“土著”，其成本很小，而且可以一直维持在低廉的水平。然而，由地主或洋行商人——当地的、从欧洲来的，或两者皆有——控制的寡头政治和政府（如果有的话），却可从该区外销土产品的长期扩张中受惠，这类扩张只会偶尔被短暂但有时（例如阿根廷1890年的情形）相当戏剧性的危机所打断——危机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周期、过分投机、战争或和平。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它们的部分市场，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距离这些依附性生产者相当遥远。在它们眼中，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时代，一直延续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Slump）。虽然如此，在本书所述时期，它们已日趋脆弱，因为它们的运气日渐成为咖啡（1914年时，已占了巴西外销总值的58%，以及哥伦比亚外销总值的53%）、橡胶、锡、可可、牛肉或羊毛价格的函数。但是在农产品价格于1929年大萧条期间垂直下跌之前，与外销和债权的无限制扩张相较，这种脆弱性似乎不具有长期重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在1914年之前，贸易的条件怎么说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

不过，这些地区对于世界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不能解释当年的主要工业国家为何争先恐后地将地球瓜分为许多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反帝国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曾提出各种不同的瓜分理由。其中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可为剩余资本提供较国内利润更高的投资环境（因可免除外国资本的投资竞争）。这个理由，也是最没道理的一个。由于英国资金的输出在19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大幅上涨，而且从这些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对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又确为必要，于是，当时有些人便像霍布森一样，自然而然地将“新帝国主义”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股巨大的资金洪流，事实上很少流进新的殖民帝国：英国的国外投资大多流入正在迅速发展且一般而言较为古老的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不久即将被认为是实质上的独立“自治领”），以及像阿根廷和乌拉圭这类可称为“荣誉”自治领的地方，当然还包括美国。再说，大部分这样的资金（1913年时为76%）都投在铁路和公共事业公债之上。这类公债的利息确实比投资英国公债好一点儿（前者平均5%，后者平均3%），但除了主办的银行家外，其利润通常都比不上国内的工业资本。[6] 它们一般只被视为安全而非高回报的投资。不过上述种种并不表示投资人不想靠殖民地大发横财，或不想靠殖民地来维护他们已做的投资。不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布尔战争（Boer War）的动机都是黄金。

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商人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三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怒。当时人认为刚果盆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销售期望，尤其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7] （事实上，即使在酷刑和屠杀使得顾客人数大量减少之前，利奥波德所偏爱的那种强迫劳动，也无法鼓励人均购买力。）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体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儿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国家的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于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见第二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8] 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夺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纠结在一起，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的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耳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

如果列强指的是已经取得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小国似乎就是那些“无权”拥有殖民地的国家。1898年西美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的结果，是西班牙失去了其殖民帝国剩余部分的大半。如前所述，由新的殖民主义者瓜分葡萄牙非洲帝国剩余部分的计划，当时也在慎重讨论当中。只有荷兰人安静地保存了它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古老殖民地。（比利时国王被允许在非洲割据他的私人领地，只要他允许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块地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将伟大的刚果河盆地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拱手让与他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提一下：由于政治原因，亚洲和美洲都有一片广大地区是欧洲列强所不能予以瓜分的。在美洲，欧洲剩余殖民地的形势已为门罗主义所冻结，只有美国才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列强竞争的目标是在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中争取势力范围。只有俄国和日本例外。俄国在扩大其中亚面积上是成功的，但它想取得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企图却落空了。日本借着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总之，掠夺殖民地的主要舞台是在非洲和大洋洲。

于是，帝国主义的战略解释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保护通往印度之路和掌握印度的海陆缓冲地区——这两种需要可使印度免除任何威胁——来解释英国在非洲的扩张。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就全球而言，印度乃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这个战略不但要求英国控制通往这个大陆的短程海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长程海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整个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觉性向来十分敏锐。此外，在某些对这个目的而言相当重要的地区（例如埃及），一旦当地原有的权力崩溃，英国便会一步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甚至实际统治。可是，历史学家的这些说明并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首先，他们低估了占领某些非洲领土的直接经济动机——其中夺占南非的经济动机最为明显。无论如何，西非和刚果的争夺主要也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其次，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之所以是“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宝石”和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是由于它对英国经济具有非常实质的重要性。印度在本书所述时期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时期。英国的棉织品高达60%销往印度和远东，仅印度一地便占了40%—45%，而印度又是通往远东的门户。同时，英国的国际收支关键亦在于印度所提供的国际收支盈余。再次，本土政权的崩溃（也就是有时引起欧洲人在其以前不屑统治的地区建立统治权的原因）便是由于经济渗透逐渐损害当地结构所致。最后，企图证明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之中，不具有任何足以导致世界领土再划分的动机纯属徒劳，因为那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显然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此时它已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简言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正如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样。想要建立一种完全无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的解释，就和想要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的原因之外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者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见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9] 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然已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的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兹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征服对宗主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rn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冒的生命危险则较小，他们是花钱进入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会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见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10] 简而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在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地位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见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遑论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那些白人殖民地除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次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11] 无疑，这是有计划地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触及了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温顺恭敬的印度土邦主——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文书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ru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从事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构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12] ）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宗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维（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原住民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原住民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13]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如果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纺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见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参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14] 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