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逆贼曾静者实甚于禽兽之人。禽兽中之恶禽兽。

雍正帝：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在对曾静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看出他是个愚蠢正直的农民，却意料之外地容易相处。针对曾静直率地列举出责难雍正帝的二十七条，雍正帝逐条解释清楚，证明其都是凭空捏造的，接着再询问曾静对他的解释的意见，曾静最终俯首认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驳的是曾静提出的“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所以不是正统的君主，汉人没有对其尽忠的义务”这一观点。

自古无无君之民。有君则必须尽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国之圣人亦如此教诲。忠义乃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则不为人。如此若论谁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归。此亦正如中国圣人所教导。是天命所归之君不分汉人还是异民族。不，我朝虽为异民族，却无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国之正者。试想，中国乃革命之国，王朝屡经更迭，开国皇帝于前王朝而言则为谋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来无非是光棍。我清朝与之不同。兴于满洲，［我朝之于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天命传于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灭亡。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若因是异民族则不可，经书之中不亦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汉人因蒙古人是异民族而鄙视之，蒙古人亦蔑称汉人为蛮子，如此相称乃后世至卑至陋之见。忠义乃中国圣人所教万世不变之教训，为超越民族的、有价值之道。[2]

雍正帝以与曾静的问答为核心编纂了一本书，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曾静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锐的反问，称自己是“弥天重犯”，即犯下弥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忏悔。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他只是被帝王的权力压制，或者是雍正帝对其施加精神上的拷问，强迫他招认。曾静是山野农夫，仅仅以传闻为话柄，对雍正帝进行人身攻击，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也会因没有证据而处于明显不利的局面。曾静最终示弱，无条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从曾静派弟子劝说谋反的目标——岳钟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复的朱批谕旨中选出数十封，让曾静阅读。这些书信展示皇帝对岳钟琪的信任多么深厚，岳钟琪对皇帝如何忠诚，目的是让曾静领悟到他的劝诱完全是痴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让他读了数百封自己与各省总督等之间的往来文书，目的是让他知道皇帝是何等关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静最终完全被感化了：

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兽，今得被化，幸转人胎。天子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若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殚竭精诚，为民祈祷。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各省督抚奏折件件御览，毫不迟延，直至二三更。因不知晓，身犯寸磔之典，死有余辜。岂料既超禁处厦，还给食赐衣。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3]

不可思议的是，引发这么大事件的曾静和张熙却免于死刑，得以活命。雍正帝认为：

汪景祺因对圣祖仁皇帝肆行谤议，不能倖逃国法。然曾静之讪谤之语乃谤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伊已悔过感恩，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

朝廷大臣认为此不足以警戒后世而再次上奏请求将其治以重罪，但雍正帝不予理睬，说：

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

然而，雍正帝对吕留良一家的处罚很重。因为这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事情，康熙帝最终对此一无所悉便与世长辞了。目标虽然是先皇，但所犯的罪亦不可饶恕。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子吕毅中被问斩，一家被流放至东北为奴。判决书之后附有但书，特别强调并不禁止出版吕留良的著作，以显示皇帝的胸怀。

该事件自雍正六年开始，至雍正十年年末最终结束，是个历时五年的大疑案。正巧在这期间，蒙古西北部的准噶尔部再次蠢蠢欲动，清朝面临必须再次出兵与其交战的情势。即使岳钟琪在曾静之事中始终表示出谨慎的态度，雍正帝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汉人武将，产生了要任用满族人的大将，让他们立下赫赫武功的愿望，定要让汉人们刮目相看。于是，谁是满族人中最合适的将军人选呢？他在寻觅之时将目光停留在了傅尔丹身上。

傅尔丹出身于满洲名门，作为内大臣长期侍奉康熙帝，并且也在沙场历练过。雍正初年他再次担任内大臣，随后又担任相当于日本内务大臣的吏部尚书。传说他赪面美髯、威风凛凛、武艺高强，因此受到雍正帝信任。当然，能被雍正帝选中的，一定是格外严谨、正直的人。雍正七年三月，傅尔丹被任命为大将军，挑选国内精锐两万四千人出征。准噶尔部得到消息，由于尚未做好防御准备而提出议和，因此决战的时间被拖延了一年左右。但是雍正帝从最初就明白准噶尔部并无丝毫讲和之心，雍正九年伊始，傅尔丹出兵蒙古西北，进驻科布多城，等待进入准噶尔部领地的机会。准噶尔部首领策零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与清朝军队一战，希望挑选一个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地点作为战场。于是他故意派出间谍，让其假扮投降之人来到傅尔丹身边，假称准噶尔部现在正麻痹大意，机不可失，若是发动突袭，必能将其全歼。傅尔丹一听，不顾参谋等人的谏言，急忙命令全军出动。

清军从科布多城向西进发百余公里，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附近遭遇占据要地、严阵以待的准噶尔部大军。既然已经无路可退，清朝军队也下定决心准备开战。然而这正中对手下怀，战况从一开始便对清军不利。前来援助的蒙古兵首先临阵脱逃，清军陷入敌军的四面包围。有名的将军相继倒下，战死沙场。傅尔丹乔装突围，好不容易逃回科布多城，但四散奔逃、最终回来的人总数不到两千。

在出兵之前就有一些人预言傅尔丹将会败北。岳钟琪访问傅尔丹阵营之时，看到墙壁上挂着许多刀枪，感到十分不解，便询问他。

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

这就是答案。

为大将军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

岳钟琪如此自言自语地退下了。大概是岳钟琪与傅尔丹讨论了战术策略但意见不合，看到整排武器后留下如此言论吧，但是预言不幸言中。雍正帝后悔自己看走了眼，虽然傅尔丹在败北的报告中恳请处以重罪，但雍正帝并没有特别责备他。

自古以来，提拔政治家容易，选任大将困难。政治家更换多少次都不甚紧要，而大将一旦任命便不能频繁变动。而且，战争是一战定胜负，失败了便无法挽回。诸葛孔明虽然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战争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甚擅长。雍正帝任用年羹尧和岳钟琪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他为了凸显傅尔丹，遗憾地断送了这次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民族成见，想要让满洲出身的大将建立战功，这是雍正帝的国粹主义导致的失败。

这次战败很快因蒙古部长英杰策凌亲王的力战而得到补救。策凌据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娶了康熙帝之女为妻，是雍正帝的妹夫。他是蒙古西部的一部之长，原本与准噶尔部便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傅尔丹刚刚败北之时，准噶尔部乘胜侵入策凌亲王的游牧地，策凌亲王出兵迎击，大败准噶尔部，这是他初次扬名。

紧接着在雍正十年，准噶尔部趁策凌亲王不在时进行偷袭。听说家人将要被当作俘虏带走，策凌急忙发兵追击，在喇嘛庙光显寺与准噶尔部进行决战，大破敌军，寺庙一侧的河水被血染红。策凌因这次战功被赐予超勇亲王称号。

准噶尔部再三被打败，其国力终究也不能与拥有整个中国的丰富资源的清朝相匹敌，于是再次提起议和，雍正帝也考虑到财政的疲敝而同意议和，但双方在国境问题上相持不下。该问题到下一代乾隆帝的时候才得到解决，乾隆帝在中年时出动大军平定准噶尔，收回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新疆。

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期间，雍正帝在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阁之外创设了相当于军事大本营的军机处，这最初被称为“军机房”。军务相关的事务全部由军机处处理，军机处大臣是其负责人。即使军机处决定的是像军需品的征发等与国内财政相关的事项，内阁也必须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实施，因此内阁逐渐处于军机处的下风，最后不仅是军事，连国内政治的最高决定权也被军机处把持。内阁变成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去命令相当于日本各省的六部实施的中间机构。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成为清朝政治机构的一大特色。

若问为何需要设立军机处这样的机关，这是由于自明代开始施行的内阁制度到清代变得不够便捷。清朝成立之初，天子也罢，政府的干部也罢，都是满族人，在朝中使用满语交流，因此来自中国各省的汉文报告和意见书都在内阁被翻译成满文后才被呈到天子面前。到康熙末年，满洲出身的官吏也大体通晓汉文，不再需要专门翻译，但身为满人，不能放弃满文只用汉文。然而，翻译耗费时间，导致公务停滞不前，不但令朝廷无法敏捷地处理政事，还有在公务停滞期间外泄机密的危险。

雍正帝创设的军机处，在大臣之下设有满族人和汉人的书记官，他们被称为章京。满文的文书由满族人章京处理，汉文的文书由汉人章京处理。因不需要翻译，事务得以快速处理。由于有这样的优势，最初仅作为处理军务的大本营而设的军机处最终成为处理国内政治的中枢机关。不过大臣一贯以文臣充任，绝不意味着军人政治。另外，即使军机处处理的文书，最后的决定权也在君主手中，情形与内阁一致。

军机处大臣之下作为书记官的章京都是精明能干的年轻政治家，即使不是文采飞扬的人，也必须是能够快速写作的人。章京之下没有设置书记。从前中国式的官厅的下级组织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像代书人一样的人，他们被称为胥吏，由于处理公务的方式恰似民间的承包商一般，随之产生了非常大的弊害，而军机处绝对不使用胥吏，纯粹作为天子的智库而侍奉天子。因此，有人认为在避免清朝的政治出现重大弊害方面，军机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军机处虽很难说是满洲式的机关，但从不用胥吏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至少不是汉人式的机关。创建这样的新式机关，的确是雍正帝智慧的结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满族人的独特创意。

<hr/>

[1] 参见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诙谐之语》，上海书店，1984，第49页。此处根据日文对原文略做删改。——译者注

[2] 此段为《大义觉迷录》第一卷第一篇上谕的内容概括，日文与原文差距较大，本段内容根据日文翻译。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第260～266页。——译者注

[3] 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第340～344页。日文与原文有出入，此处根据日文进行了删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