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她一件件招供，李卫才知道她在“英勇善战”的一生中，多次与政府军作战，让对手蒙羞的事迹不可胜数。如果如实报告的话，官吏之中颜面扫地的人可不是少数。因为本不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为了给其他人留足颜面，李卫必须在正式报告有所保留。于是，他仅仅在亲启信函中将事情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了天子。但若不将事实公布，就无法宣判这个女贼死刑，因此他便使用了杖毙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判处杖刑在地方官的权限范围内，因此地方官可以加以利用。在施加杖刑时击打犯人要害部位令其死亡，就是杖毙。这种处理方式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犯人确有应死之理），是被半公开许可的。

雍正帝似乎对擒捕盗贼一事特别感兴趣。他的意见是：

［去莠方可以茂谷，惩恶正所以安良。］［庸鄙无识之流惑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谚语，以为曲全一人可得美名而获厚福，殊不知其人无罪而蹈颠危果能救之则为阴隲，倘系犯罪应死之人而故意宽纵是为枉法殃民，岂不干天地之和而造子孙之孽乎？］

然而，雍正帝对剿灭强盗的兴趣似乎超出了上述理由。若是破坏了雍正帝的好心情，挽回的办法或者是揭发、参劾不肖官吏，或者是捕获厉害的盗贼，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李卫一开始便兼具这两个条件。这一次雍正帝干脆地赞成对沈氏处以杖毙：

法律惟有运用巧妙才有效。严格依法行事也会有不公平之时，而有时越法而行亦是公平所在。

这不得不说是独裁这种政治形态下的必然结论。

被李卫的手段深深吸引的雍正帝接下来将江苏省的警察权委托于李卫，让他在担任浙江总督的同时，兼管邻省的治安维持。李卫虽然力辞但未获准。与田文镜的河南省等不同，江苏、浙江原本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地方，人口稠密，却也是臭名昭著的最难治理的地方。李卫特别擅长捕盗，他取缔流浪者，剿灭盗贼的大头目，浙江地区的声誉与从前相比大有提升。

像雍正帝一样，李卫也利用密探揭发盗贼并取得巨大成功。他采取以恶制恶的做法，让过去是盗贼大头目而如今已金盆洗手的海大如成为他的手下。发誓洗心革面的海大如对盗贼的内外消息都了如指掌，带来了很多穷凶极恶的罪犯的线索。从李卫那里得知此事的雍正帝拍着膝盖开心地说：

［若见不及斯，即不命以督捕之任矣。］

李卫当然不会单单靠着消灭盗贼度日，作为广大中国经济产业中心的江苏、浙江的政务分外繁忙，他即使由于过度劳碌而吐血，也不停止工作，精勤如此。

雍正十年，李卫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移往与北京相当近的保定。在李卫即将离开浙江之时，沿海发生了大海啸。大概是因为此前有优秀的地方官坐镇，曾经狂暴的海神也不得不忍耐至此吧！雍正帝之后在训诫留在浙江省的官吏时如是说。李卫所赴任的直隶省在那之后连年丰收，尤其是在皇帝驾崩的雍正十三年获得了大丰收。

雍正年间，在这三位有名的总督中，因为鄂尔泰是满洲出身，皇帝对他格外信任。不论什么事情，雍正帝都可以放心地毫不隐瞒地对鄂尔泰说出。雍正帝在尚居藩邸之时就已得知鄂尔泰的为人，那是因为他派人到担任内务府官的鄂尔泰那里去拜托某事，却被鄂尔泰断然拒绝：

［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宜交结外臣。］

被如此回复的雍正帝反而觉得这个人值得欣赏，因而在即位之后，提拔他担任云南、贵州二省的总督。当时，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山里发生了苗族的叛乱，雍正帝为了处理这次叛乱，特意派遣鄂尔泰前往，但因位于两省之南的广西省也有苗族，而且也没有被妥善治理，于是后来又加入广西省，任命他为三省总督。

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鄂尔泰勤勤恳恳地工作。特别是因为他是满洲出身，雍正帝带着牵制汉人政治家的意思，动辄把“学学鄂尔泰”挂在嘴上。在政治策略上，满族人之间确实可以无需理由地互相理解。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皇帝有如此语言：

朕实落泪览之。卿真良臣也。［孰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语，即此一语，卿九祖逍遥极乐矣。］

［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谓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

卿之信［字字出于至诚，句句朕皆动容览阅。］

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耳。

雍正帝写给鄂尔泰的回信与其他完全不同。雍正帝很少对其他臣子使用像“落泪”等显示出他柔软一面的文字，但是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再三提及。

鄂尔泰作为地方官的功绩是前述的平定苗疆。长江以南的山间自古以来居住着苗族，他们是与暹罗人和缅甸人相近的民族，随着汉人开发平原的进程，他们逐渐被驱逐到大山深处，清代初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境内的山间居住。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氏族性的团结，在族长的统帅下形成大小部落。这些族长被清朝赋予与地方官相同的待遇，被授予官位，但采用世袭制，不由清朝政府选任，被称为土司。随着中国国内的人口增加，汉人闯入土司所辖土地后，两者之间便经常发生种种摩擦。汉人进入土司管辖的地区耕作，苗族人本以为只是出现了抢夺他们土地的人，但其实还有罪犯逃窜进入他们的部落以逃避官府之眼，有时也有汉人的人贩子借宿在苗族部落，带走买到的子女，转卖到陌生的地方，苗族中也有人协助汉人做这样的恶事。苗族有毒箭，也使用买来的枪械，大部落的酋长甚至拥有大炮，因此犯人若是逃入这个部落便很难被追缉。从苗族这方来讲，每当土司继承官位之时，转呈申请的汉族官吏往往借机索取贿赂，土司不花费大笔金钱就得不到许可。为了泄愤，他们或者接纳汉人的亡命之徒，或者被亡命之徒教唆做出抢掠汉人地界或拐骗人口的事情。这一问题总有一日必须得到彻底解决，这将意味着苗族的土地最终汉化。

苗族的土地即“苗疆”的汉化在前代已经开始进行，被称为“改土归流”，是改土司归由中央政府选任的官吏即流官管辖的意思。改土归流既有由苗族方面主动提出请愿的情况，也有中央政府进行武力讨伐最终实现的情况。鄂尔泰对三省的苗族进行武力讨伐，施行改土归流。由此，大致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的、到那时为止半独立的土地完全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鄂尔泰调离之后，苗族蜂拥而起反抗官吏统治，动乱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由于鄂尔泰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叛乱很快就被镇压，苗族也逐渐汉化了。直到现在在华南地区，拥有苗族姓氏的人仍很多，如岑、龙等，其中出了许多名士。

雍正帝即位第八年，如左右手般受到信赖的怡亲王薨逝后，为了填补空缺，雍正帝在两年之后召鄂尔泰回朝，任命他为相当于日本总理大臣的内阁大学士。雍正帝驾崩之后，辅佐乾隆帝、执掌乾隆朝初期朝政的正是鄂尔泰。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山西省的诺岷、四川省的岳钟琪、广东省的杨文乾等名臣，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省份，雍正帝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总督或巡抚。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雍正帝通过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亲启信函（奏折）的往来商议地方政事，但终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信札写作技巧的高低是否会令雍正帝头晕眼花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确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倾向。河南省的田文镜被雍正帝看中是因为他有一位作为私人秘书的幕友邬先生，众人对他的最主要评价是十分了解雍正帝喜好的奏折的写作要领。有人说，雍正帝有必须对地方官呈递的奏折挑点儿毛病的性格。因此，田文镜在给天子上奏之时，总会预先留一处漏洞。结果雍正帝发现这个漏洞后对这一点一个劲儿地批评，反而快速跳过了要紧的地方，一字不改。然而，其他地方官不知道这个技巧，一心想要写成完美无缺的奏折，因此有时候最为重要的部分被雍正帝挑出毛病来，这点成为地方政治实际运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

然而，这是过分轻视雍正帝的观点。在书面文章上蒙混过关，只能一时取得成功，不是长久之计。雍正帝曾如此感慨万千地追忆：

满保、黄国材之奏折完美无缺。朕亦不小心被其引诱，［批谕甚多，朱笔所书不下数万言。阅其所奏天花乱坠，朕亦无数嘉奖，格外优恤。及至于今考其作为，何尝实力奉行一事。言念及此，殊无意味，每不禁为之面赤也。］

塞楞额对实际政事十分马虎，一天到晚只钻研寄奏折之遣词造句。纸面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实行要紧。

无论何处都一味讲求实用主义，打心眼里极度厌恶奉承的文辞和不实在的语言的雍正帝并不是会被表面文章蒙骗的天子。另外，他不单纯依靠地方官的上奏，还使用他擅长的密探的方式来刺探地方的实际情况，想要完全欺骗皇帝并非易事。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

若是有人胆敢轻视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雍正帝，那他肯定要遭殃了。

上文已提及，雍正十年，天子想要整理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地方官的上奏以及自己批注的回复文章，将其命名为“朱批谕旨”出版，作为后世地方官行政为官的参考，或许其中也包含想要将自己辛苦的证据传于后世的愿望吧。除此之外，雍正帝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

那就是想要痛斥科举出身者的陋习。中国原本是文字之国，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文人。正因如此，熟读经典，学写文章，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及第的人，走上仕途后一般都会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在作为政治家步步高升的同时，作为文人万古流芳，因此成名之人大多筹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文集除诗和辞藻华丽的文章外，也包含“奏议”一项。奏议是呈于天子的上奏文。有时候奏议中也包含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让君主不省心的内容。更有甚者，仅仅为了装饰自己的文集，特意用激昂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记述对别人或对天子不利的事情，以此显示自己的刚直。雍正帝对这样的文人习气深恶痛绝。正是因为雍正帝还在位，他们才有所收敛，但没准在雍正帝驾崩后他们会出版文集，洋洋得意地痛诉天子之非，为自己辩护，为此雍正帝需要先发制人，将皇帝与众臣之间往来的文书清清楚楚地公布天下，将他们无论被皇帝如何痛斥却也无可辩驳的事实预先公之于众。在雍正帝给当时有名的文人陈世倌的回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

［承办之事不能尽心竭力告竣，而妄生越俎之思，莫非又为文集起见耶？凡此密奏之事件，若少存邀名之念于中，恐贻害身家不浅。］

［尔意不过欲奏折后列之文集中以便沽名耳。若果欲纪载，将朕朱批谕旨一并录入方可。］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的出版，正如他给陈世倌的回信一般，均为皇帝亲自批示的切行事务。

《雍正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在地方政治问题上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我们可以窥见雍正帝的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同时它也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值得信赖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的遣词造句也非常有趣，令人百读不厌。雍正帝一个接一个地读这些奏折，读后一一认真地订正文字，书写回复，仅仅是他的努力就令人惊叹，但出版的内容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令人更加惊讶于雍正帝绝伦的精力。另外，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野心，不得不说，若不是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若不是天命所归，这是不管精力多么旺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手，事无巨细地传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恰好处于与中国相似的绝对专制君主的控制之下。国王作为基督教的拥护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最终觉醒的国民大众开始对国王的控制和教会的权威投以批判的目光。中国当时的情况被介绍到那里，欧洲的知识分子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文明国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难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人极力推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政治应有的形态。

雍正帝的施政方式当然也传到欧洲人的耳中。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及其为了民生安定而奋不顾身、不懈努力的姿态，成为当时欧洲人的话题。与法国的伏尔泰齐名的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ゴーエス）[3]针对世人对雍正帝的非难，为其做了如下辩解：

根据传教士的传言，这个中国皇帝非常节俭。除了救济洪水等天灾的灾民外绝不耗费钱财；他拒绝为表达祝贺之意而为自己策划的宴会；他不允许别人制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他比任何人都率先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他对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确实，这个皇帝禁止基督教传教。这无疑是遗憾的事情。但是，他对宗教的盲目并不能妨碍我们赞赏他的仁慈和节俭。

尽管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但雍正帝在政治上展现出的仁德可以说完美无缺。我们并不吝啬于将对基督教施加迫害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视为伟大的罗马皇帝，但为何单单在将这个罗马皇帝所展现的正义给予中国皇帝时如此犹豫呢？

当时的中国甚至被欧洲人视为一种乌托邦。中国儒教的政治哲学被介绍到欧洲，被称颂为贤人政治的模范。但不正是因为有像雍正帝这般与当时世界水平相比出类拔萃的真实案例，欧洲的思想界才得以进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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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日语中，三只鸟指在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三个人。——译者注

[2] 旧时负责文书工作的人员。——译者注

[3] 由于日文原书中仅有片假名，无法确定此人具体指谁，此处采用音译，特此说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