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机关巡视,检查守夜人是否确实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当于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进宫谒见,皇帝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刑部的匾额在何处?”
“悬挂于衙门之上。”
“胡说!”
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顺着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额正躺在宫殿的角落。因为在两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门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额摘下拿进宫来,而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还没有发现。被皇帝收缴上来的匾额没那么轻易还给刑部,刑部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挂匾额了。
这些故事被当作逸闻趣事流传下来,但是雍正帝的本领并不用在这些无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状况、治安状况、经济状况等。为了解这些状况,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时时向他报告各种情况。冬天则报告积雪量;春、夏则报告降雨量、麦和蚕的收成状况,以及有无干旱洪水;秋天则报告米谷的产量、米价的高低等。报告制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经开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别报告,互相对照,确认其中确无虚报才放心。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机关中并没有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报告的机构。这些奏报以奏折的形式直接交到天子手上。原来中央政府与地方行省的联络是通过各省总督,以及作为总督的助手、负责民政事务的长官——巡抚之手进行的。总督与巡抚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或要求,这种公文称作“题本”。题本最终也会被交到天子手上,但会经过六部和内阁等政府机构处理之后,再呈给天子裁夺,天子掌握最终决定权。大多数君主认为只需做出最终决定便完成了独裁君主的任务,可以安然享乐了。但雍正帝是不满足于吃现成饭的独裁君主,他另辟蹊径,想出了新方法。当时中央政府的官吏、地方大员、总督、巡抚能够不向内阁递送文书而直接向天子递交报告,呈报意见。这样的文书被称为“奏折”。奏折即是总督、巡抚个人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天子个人发送的亲启信件。奏折的内容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贺年卡,有的时候是天气、米价的报告,有的时候是军事上的机密。雍正帝扩充了前代创制的奏折制度,允许更广范围的官吏呈递奏折,以此获取地方情报,除此之外,也顺便通过报告的方式方法观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当于师团长一级的总兵,在赴任之前必会被召到宫中谒见皇帝。那时雍正帝会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诫。他们到任之后应当立即向皇帝呈递作为亲启信件的奏折,重复一遍谒见之际训谕的内容。若是所书内容有误,雍正帝会用朱笔一一订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谕是如此这般。若是有特别的命令,则在信札的余白处用朱笔书写,之后将信函再返还给寄信人。这是最初的考试。收到这样的朱笔宸翰即“朱批谕旨”的当事人,既不能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能将之示于他人,必须即刻送还到天子身边,同时,从这次开始必须提出政见或是施政情况的报告。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在批注中写道,无论有何等见闻,都需原原本本、毫无隐瞒地报告。
[若闻见不广,必至是非颠倒混淆,贻误匪浅。]故许汝等奏折以广耳目。
[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也。只需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
忙时若非秘事,[令人代书可也。]因与正式文书不同,[即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
从地方汇集于此的报告,只有雍正帝一人开封阅读,即使对朝廷大臣也绝对保密。若是有需要公开处理的重大问题,雍正帝也是将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后再让大臣们看,并听取其意见。同样,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绝不能将内容泄露给他人。因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惧怕遭到报复,肯定谁也不敢说上级官员或大臣的坏话,天子肯定也不能再将秘密的事情托付于臣子。提供情报是地方官在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务,若是怠惰也会被催促。当然若是将应当报告之事隐瞒不报,必定会被狠狠地教训一顿。
(此事)[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闻不见,是乃无耳无目木偶人也。]
[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
尔等都如何行政的?不被朕知道就了事了吗?了解尔等勾当是朕政务中头等大事。
这项不是工作的任务,话说回来只不过是雍正帝与地方官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已,因此,地方官在亲启信中无论写了如何糟糕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处罚。
(此奏甚为荒唐。)[此事尔幸以折密奏,因随笔批谕,以示朕意。若系具疏题达,则妄言之罪,不为尔宽矣。]
即使不会受到处罚,也会被雍正帝当成笨蛋,或者免不了被他痛骂一顿。皇帝骂人的话极其辛辣狠毒,很多直刺人心。
[下愚不移,无可救药,尔之谓也。]
[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
[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皇帝的恶骂滚滚而来,无穷无尽。天子居然知道如此花样繁多的骂人话,语汇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从天子的责任而言,雍正帝在说这些话之前,必须把握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们不得不为古时候获得情报的迅捷而惊叹不已。责骂虽然如此严厉,但归根到底也是私人层面的。雍正帝以此来要求地方官反省。官员若是迅速洗心革面或建功立勋的话,他便立刻转怒为喜。遭受责骂则还有一线希望,但若最终被认为不可救药,官员就会通过正式的命令被免职。
雍正帝的居室中堆满了上文所说的地方官上奏的、在得到皇帝朱批的回信后再次交还的文书,即“朱批谕旨”。后来皇帝选出可以作为政治参考的部分将其出版,以红、黑二色印刷,黑字是臣子奏折的原文,红字是皇帝用朱笔改动的或是批注的部分。《雍正朱批谕旨》这部书共有厚厚的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倾注心血、勤勤恳恳专注于政事的结晶,是展示雍正帝如何励精图治的纪念碑。而且出版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听说数倍于此的一捆捆信札直到清朝末年依旧在宫中堆积如山。
从前称天子日理万机,即每天有一万件事情要处理。其实,若是想要认真处理每一件政事,天子无疑会忙得不可开交。雍正帝丝毫不敷衍了事,每件事都不马虎草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事之中,这种专注认真着实令我们敬服。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早上四点以前起床,这不限于雍正帝,大体中国人都习惯于早起。雍正帝每天早晨一定会读记录先帝历史的实录以及作为诏敕集的宝训各一卷。宫门四点开启,六点是一般官吏上班的时间,大臣则必须进宫参见。于是天子在用过早膳后,于七点会见这些大臣,与之共同商议政事。若有特别请求谒见的人,天子则继续接见,接见经常会延至午后。若是时间宽裕,雍正帝便召入学者,让他们讲解经书或历史。一般人早上起得早,晚上也习惯于早早休息,晚上七八点就是就寝的时间了。但是勤勉的雍正帝大多数时候利用晚上的时间,批阅地方官吏派人送来的作为亲启信函的奏折,书写回复的谕旨,忙得不可开交。他每日至少批阅二三十份,多的话则需要看五六十份。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于日间廷臣之面奏折奏者甚繁,心绪亦不静,不如灯下可得如意。大概外来奏折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折亦系灯下所批。朕从幼夜间精神更好,非出勉强也。]
卿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虽甚繁冗,朕欣阅览之,乐而忘疲。即为数千字之长文,朕亦无一次不从头至尾览阅完毕。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朕不认为自己是万世明君,但也绝非庸主。[灯下随笔所书,莫哂字画之丑率也。]
[因卿奏内有恐惧彷徨之语,援笔书此以谕。时夜已过半矣。]
[朕初御极时,诸臣俱未认识,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朕于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做君主真难啊——作者注,余同)三字,两侧柱子上对联云“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下大治或大乱都是我一人的责任,不愿为了我一个人而让全天下人辛劳)。
[奏内静养一语,固出爱君之诚然。朕谓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损,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但勉邀上天许一是字则无往而非养也。若内怀惜己之心,外假他人之力以求事合乎理,理恐未当,以求理慊于心,心更难安,如是则反不得其养矣。诸凡审己,量力而自强不息,朕亦未尝不养也,卿其勿庸过虑。]
以上是从雍正帝写给地方官的回信中拣选出来的语句,从中可以窥见他是如何孜孜不倦地勤勉于政事的。如果奏折中对地方政事有关键性的意见,即使是几千字长的奏折,雍正帝也不辞劳苦地阅读;若是有官吏提出不疼不痒、纸上谈兵的空论来敷衍塞责,雍正帝的暴脾气会立即发作:
[朕一日之所披阅及一切训谕甚属殷繁,举凡尔等奏章,朕皆自首至尾详视不遗。如或览或不览何必谆谆命尔等具折耶。当谅朕心力所能,择紧要处简明陈叙以闻方是。若动以幕宾门客缀辑闲文混行冒渎,甚至以数两几分花帐连篇累牍任情开列以相烦琐,于心忍乎!思之!]
[颂圣谀词朕尤厌观。类斯等奏章嗣后竟可不必,朕实无暇批阅也。]
实际上,雍正帝丝毫没有空闲。康熙帝厌倦政事时,便去欣赏江南的风景,几次顺着运河巡幸苏州、杭州。乾隆帝也效仿其祖。但是雍正帝只是偶尔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别墅,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北京。因公务缠身,若是一日怠惰,一日的工作就积攒下来,日后必更加劳苦。天子自己如此,因此也不让地方官做无益的旅行。无论何时,想要到北京谒见天子的请求肯定会被一口回绝。调任的官吏同样也会接到不必绕道来京,赶紧直接到新的任职地赴任的命令:
即来京陛见,朕亦无可教导,至于地方事宜奏折可以训谕,[何必仆仆道路,不特无益,兼恐贻误职分中事。]
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中,在励精恪勤的皇帝的示范倡导下,各方面政务都稳步取得进展,政绩斐然。虽然有的官吏感到被如此天子驱使,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也有官吏认为正是被如此进取的天子所用,才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天下之财为万民之物。为天子一人之奢欲而花费实属浪费。
雍正帝没有为自己增建一座宫殿。地方官奉上贺表时若用绫绢,他也会说为何如此不知节约,让其以后不再使用绫绢而改用纸张。为了天下政事,他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这绝非易事,正是由于他对天命的自觉,也正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令全部满族人以及列祖列宗奠定的清朝基业日益稳固的唯一方法。当他听到地方大获丰收的消息时,说:
天恩浩荡,朕不胜庆幸之至。
这是将天下事视为自己之事,双掌合十叩苍穹以示感谢的他。
接到一百六十八人被洪水冲走的报告后,他说:
[被淹如许名口,深堪愐恻,嗟此灾黎横遭无辜,实属可怜至极。皆缘朕与]卿等地方大员之责任,[不能绸缪于早之所致。]
这是因自己未能未雨绸缪而深深自责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