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家族”是较新的艺术题材,从圣母子画像发展而来,往往强调“道成肉身”(Incarnation,与上帝同在的基督通过童贞女玛利亚而取肉身成人)里的凡人、家庭层面,以自然写实的手法呈现约瑟、玛利亚为特色。画中的他们表现出寻常生活姿态,令观者倍觉亲切。拉斐尔在佛罗伦萨画了数幅圣母子,其中为卡尼贾尼所绘的那幅,慈祥的约瑟倚着拐杖,望着坐在地上休息的圣母和圣伊丽莎白,她们两人的儿子则在草地上嬉戏。米开朗琪罗的《圣家族》绘于约一五○四年,描绘玛利亚坐在地上,大腿上放了本书,白胡子约瑟将小孩基督抱到她手上。
圣家族画像常是私人委制品,作为委制者家中的祈祷之物。它们被挂在家中或先祖礼拜堂里,作用是将画中亲爱和睦的夫妇和亲子作为家人的榜样,以塑造和强化家族认同。[21]米开朗琪罗的《圣家族》也不例外。该画是多尼娶进马达莲娜·斯特罗齐时请米开朗琪罗绘制的,为这对新人提供了天伦和乐的家庭生活典范,作为他们携手共度未来时互勉的榜样。[22]
几年后,米开朗琪罗画出了与此大不相同的家居生活场景。西斯廷礼拜堂的拱肩和弦月壁上,一对对陷入争执而疲惫不堪的夫妇,比起圣家族体裁作品里一贯慈爱的约瑟、一贯怡然自得的圣母,米开朗琪罗呈现的是更不和谐、更不幸的婚姻生活面貌。米开朗琪罗的列祖像未呈现作为家庭伦理榜样的和乐的家居生活,反倒表现出多种较不为人所乐见的情绪,例如愤怒、无聊、无精打采。这些少了生命冲劲而陷入口角的人物,诚如某艺术史家所说的,生动刻画了“不幸的家庭生活”,[23]因而不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和米开朗琪罗本人不和乐的家庭所带给他的不满、挫折有关。他或许和父亲、兄弟往来密切,但博纳罗蒂家族仍然争吵频频、分裂对立、叫人烦心,且索求和抱怨不断。思索拱肩、弦月壁的构图时,正有婶婶官司和兄弟不成材之类的家庭问题烦恼着他,因而米开朗琪罗似乎将某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对自己先祖混乱而矛盾的情感”,[24]画进了湿壁画里,而将基督的家族画成和自己家族一样的不幸,充满争执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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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钱伯斯(D.S. Chambers)《西斯廷礼拜堂的推选教皇秘密会议与预言性神秘色彩》(“Papal Conclaves and Prophetic Mystery in the Sistine Chapel”),《沃伯格与考陶尔德协会会刊》(<i>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i>),第41期,1978年,第322~326页。
[2] 瓦萨里:《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列传》,第二卷,第666页。
[3] 引自克莱蒙茨(Robert J. Clements)所编《米开朗琪罗:一幅自画像》(<i>Michelangelo:A Self-Portrait</i>,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8),第34页。
[4] 关于米开朗琪罗这种从中央往弦月壁横向推进,逐个完成横向画带的工作习性,可参见曼奇内利《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弦月壁的绘饰》一文,第241页。米开朗琪罗绘饰弦月壁是与拱顶其他部位同时进行,还是将弦月壁统纳入另一工作项目,日后一起画,学界对此向来未有定论。1945年,德·托尔内主张米开朗琪罗直到1511年至1512年,拱顶湿壁画的其余部位都画完,才开始绘饰弦月壁(《米开朗琪罗》,第二卷,第105页)。更晚近,这个观点得到吉尔勃特(Creighton E. Gilbert)采用(《西斯廷顶棚各部分的确凿日期》,第178页)。其他艺术史家,例如曼奇内利,则不表认同,他认为弦月壁并未移入另一工作项目,挪后完成,而是与拱顶其他部位同时绘饰,参见曼奇内利《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技巧:西斯廷礼拜堂首批弦月壁清理工作摘记》(“The Technique of Michelangelo as a Painter:A Note on the Cleaning of the First Lunettes in the Sistine Chapel”),《阿波罗》(<i>Apollo</i>),1983年5月号,第362~363页。曼奇内利这篇文章的论点,即“弦月壁的绘饰应与整个顶棚的工作进展有关”,且“这两个阶段密切相关,并非各自独立进行”。,第363页,代表他修正了先前在《西斯廷礼拜堂》(<i>The Sistine Chapel</i>,London:Constable,1978),第14页所表达的看法,即弦月壁的绘饰通通移到后面、1512年才一起完成的看法。曼奇内利修正后的观点呼应了韦尔德(Johannes Wilde)早期的推测,即“弦月壁和拱状三角壁(拱肩)之绘饰未晚于顶棚上与它们相对应的中央部位”。参见《西斯廷礼拜堂的装饰》(“The Decoration of the Sistine Chapel”)一文,《不列颠学会公报》(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第54期,1958年,第78页,注释2。韦尔德编订的绘饰时间表,获得以下著作的采用:佛里德伯格(Sidney Freedberg)的《文艺复兴时期罗马与佛罗伦萨的绘画》(
<i>Painting of the High Renaissance in Rome and Florence</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第626页;同作者的《一五○○年至一六○○年意大利绘画》(<i>Painting in Italy</i>,1500-1600,Penguin,1971),第468页;赫斯特的《牛津的米开朗琪罗顶棚素描册》(“Il Modo delle Attitudini”:Michelangelo’s Oxford Sketchbook for the Ceiling),收录于霍尔勃顿(Paul Holberton)所编《西斯廷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再发掘》(<i>The Sistine Chapel:Michelangelo Rediscovered</i>,London:Muller,Blond & White,1986)一书,第208~217页;以及乔安妮尼德斯(Paul Joannides)的《谈西斯廷礼拜堂顶棚的绘饰顺序》(“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艺术史》(<i>Art History</i>)杂志,1981年9月号,第250~252页。
[5] 盖吉(John Gage)著作《色彩与文化:从古代到抽象的实践与意义》(<i>Colour and Culture:Practice and Meaning from Antiquity to Abstraction</i>,London;Thames & Hudson,1993),第131页。
[6] 迦尔登(Robert W. Garden)所编《米开朗琪罗:他的个人书信与文件里所谈到的个人生活记录》(<i>Michelangelo:A Record of His Life as Told in His Own Letters and Papers</i>,London:Constable & Co.,1913),第57~58页。
[7] 韦尔奇(Evelyn Welch)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i>Art in Renaissance Italy</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84页。
[8] 梅里费尔德(Mary Merrifield)著作《湿壁画艺术》(<i>The Art of Fresco Painting</i>,London,1846;重印版London:Alec Tiranti,1966),第110页。
[9] 关于米开朗琪罗的颜料使用,参见曼奇内利《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弦月壁的绘饰》,第242页;以及同作者的《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礼拜堂湿壁画》(“Michelangelo’s Frescoes in the Sistine Chapel”),收录于奥迪(Andrew Oddy)所编《文物管理员的艺术》(<i>The Art of the Conservator</i>,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1992),第98页。
[10] 琴尼尼(Cennino Cennini)著作《艺人手册》英译本(<i>Il Libro dell’arte:The Craftsman’s Handbook</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3),第27页,译者Daniel V. Thompson。
[11] 以佩鲁吉诺之类备受肯定的画家为例,在佛罗伦萨租一间工作室的租金是一年十二弗罗林金币,参见库宁(A. Victor Coonin)所撰《关于佩鲁吉诺佛罗伦萨工作室的新文献》(“New Documents Concerning Perugino’s Workshop in Florence”),《勃林顿杂志》,第96期,(February 1999),第100页。
[12] 关于吉兰达约在真正湿壁画法上使用群青,可参见罗特根《意大利湿壁画》,第二卷,第164页。自1980年至1989年米开朗琪罗的湿壁画经历争议性修复以来,西斯廷礼拜堂拱顶是否有用群青,一直是辩而未决的问题。担任梵蒂冈拜占庭、中世纪、现代艺术品管理人而在1994年死于任上的曼奇内利,统筹此次的修复工程。他针对群青所发表的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更使上述问题显得疑云重重。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满怀热情要让湿壁画焕然一新的修复者,他们所清除掉的干壁画法笔触(包括涂了群青的细部),究竟是米开朗琪罗加上去的,还是说这些干壁画法笔触(其中许多已让颜色变暗)是先前修复者的杰作。米开朗琪罗是否用了群青,如果用了,他是否以干壁画法加上,对这两个问题,曼奇内利游移不决,前后看法差异颇大。1983年,他主张有些蓝色部位(他未指明哪个部位)其实是以干壁画法加上。1986年,他看法丕变,宣称米开朗琪罗绘顶棚湿壁画时完全未用到干壁画法,而是以真正湿壁画法加上群青。来年在伦敦的一场座谈会上,他重申这个观点。1991年,修复完成的两年后,他又改变看法,断定顶棚上的蓝色颜料不是群青,而是苏麻离青。但1992年,曼奇内利又来次大逆转,主张还是有用到群青。从这些相互矛盾的主张来看,要判定米开朗琪罗是否在西斯廷顶棚上用了群青,几乎不可能。不过许多证据显示,顶棚许多地方用了群青,例如撒迦利亚领子上以干壁画法加上的地方。关于曼奇内利的不同看法,可参见以下文章(按出版顺序):《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技巧:西斯廷礼拜堂首批弦月壁清理工作摘记》,第362~367页;《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弦月壁的绘饰》,第218~259页;《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礼拜堂湿壁画》,第89~107页。关于西斯廷礼拜堂修复工程所受到的批评,可参见贝克(James Beck)与达里(Michael Daley)合著的《艺术修复:文化、商业、丑闻》(<i>Art Restoration:The Culture,the Business and the Scandal</i>,London:John Murray,1993)。
[13]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58页。
[14] 参见科拉鲁奇(Gianluigi Colalucci)所撰《西斯廷顶棚湿壁画技巧》(“The Technique of the Sistine Ceiling Frescoes”),收录于德维奇与默斐合编的《西斯廷礼拜堂:值得称颂的修复》,第34页。科拉鲁奇主张米开朗琪罗以干壁画法加添的一些地方,“规模不大而难以察觉”。
[15] 关于弦月壁绘饰的完整探讨,可参见曼奇内利《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第242~259页。
[16] 关于这个工作天数以及针刺誊绘法、尖笔刻痕法的相关信息,可参见斑巴赫《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室里的素描和绘画》附录二“米开朗琪罗西斯廷礼拜堂顶棚用到的草图转描技巧”(“Cartoon Transfer Techniques in Michelangelo’s Sistine Ceiling”),第365~367页。
[17] 拱肩、弦月壁上所画的人物,身份断定并不容易。艺术史家有时认为弦月壁上姓名牌上的第一个人名,指的就是上方拱肩里所画之人。但由于有些姓名牌只列出两个名字,其他则只列出一个名字,这个断定法显然就不管用。如今学界普遍同意,姓名牌上的名字和拱肩、弦月壁上的个别人物,彼此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有个姓名牌上有国王大卫的名字,但在拱肩、弦月壁上却找不到大卫这个人。因此,莉萨·庞(Lisa Pon)认为,“要具体断定每个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只有将这些人物视为一个整体,并结合这一连串的名字,他们才能呈现出基督的家谱”。参见庞的《漫谈西斯廷礼拜堂基督列祖像》(“A Note on the Ancestors of Christ in the Sistine Chapel”),《沃伯格与考陶尔德协会会刊》,第61期,1998年,第257页。
[18] 德·托尔内:《米开朗琪罗》,第二卷,第77页。
[19] 圣经所列的四十位基督先祖里,共有五位女性,除了圣母玛利亚,还有他玛、拔示巴、拉赫、路得。但米开朗琪罗并未将她们的名字刻在姓名牌上。
[20] 乔安妮尼德斯(Paul Joannides)《一五一八年前的提香》(<i>Titian to 1518:The Assumption of Genius</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第161页。这幅画藏于英国韦尔特郡的隆里特馆(Longleat House),1995年遭窃,2002年在伦敦找回。
[21] 参见帕尔默(Allison Lee Palmer)的《十五世纪佛罗伦萨艺术作品里母性洋溢的圣母:父权制家庭里的社会性典范》(“The Maternal Madonna in Quattrocento Florence:Social Ideals in the Family of the Patriarch”),《根源:艺术史里的脚注》(<i>Source: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i>,Spring 2002),第7~14页。帕尔默认为这些人像“在家庭行为的形塑上起了积极作用”,第7页。
[22] 同样地,卡尼贾尼在1507年娶卢克蕾齐亚·佛雷斯科巴尔迪(Lucrezia Frescobaldi)时,委托拉斐尔绘制了《圣家族》,完成之后,画就挂在他们的婚礼室里。
[23] 德·托尔内:《米开朗琪罗》,第二卷,第77页。
[24] 利伯特(Robert S. Liebert)的《米开朗琪罗:对其一生和其人像的精神分析研究》(<i>Michelangelo: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His Life and Images</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