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化的发皇和众人对该文化的着迷，令萨伏纳罗拉不满。他认为这股上古世界的狂热把佛罗伦萨的年轻人变成罪恶深重之人，他在讲坛上大声疾呼：“听我说，抛弃你们的情妇，你们的年少无知。听我说，抛弃那已惹来上帝惩罚于你们的可恶罪行，否则，就会大祸临头！”[9]他解决这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将罪恶深重之人与虚妄之物一起烧掉。而他所谓的“虚妄之物”不只是棋、纸牌、镜、时髦衣服、香水。他还鼓励佛罗伦萨市民，将乐器、挂毯、绘画，佛罗伦萨三大文豪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著作，都丢进他的“焚烧虚妄”之火。
正值青春期的米开朗琪罗，很快就成为这位狂热分子的忠实信徒，且终身奉他的训诫为圭臬。据孔迪维的记述，米开朗琪罗“一直很仰慕”萨伏纳罗拉，且数十年后说他仍听得到这位修士的声音。[10]一四九二年大斋节期间，瘦削、苍白、黑发、浓眉、绿色眼睛炯炯有神的萨伏纳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讲坛上，讲述他所见到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幻象，佛罗伦萨全城随之震惊在他惊悚的布道里。他说他在幻象里看到，佛罗伦萨城笼罩在阴暗天空下，雷声大作，匕首和十字架出现在他眼前。这些幻象清楚地告诉世人，佛罗伦萨人若不修正生活方式，将遭愤怒的上帝惩罚。总是自比为《旧约》中之先知的他，以先知的口吻高声叫道：“噢！佛罗伦萨，噢！佛罗伦萨，因为你的罪恶，因为你的残暴，你的贪婪，你的淫欲，你的野心，你将遭受许多痛苦和磨难！”[11]
结果，这位修士的预言果真应验。两年后，一心要夺下那不勒斯王位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三万余人的部队挥师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萨伏纳罗拉将这支入侵大军（当时有史以来踏上意大利领土的最大一支入侵部队），比拟为漫漫洪水。一四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他在讲坛上高声说道：“瞧！我将放水淹没大地！”他自比为诺亚，大声说道佛罗伦萨人若要躲过这些洪水，就必须避难于方舟，即圣母百花大教堂。
这场布道激起了全佛罗伦萨人的惊恐。当时有人写道，萨伏纳罗拉的布道“极尽恐怖与惊骇，哭喊与伤恸，以致每个人茫然若失、不发一语，行尸走肉般地在城里四处游走”。[12]萨伏纳罗拉追随者那种惊惶的举止，使他们有了“哭哭啼啼者”（Piagnoni）的绰号。美第奇家族不久就遭驱逐，十一月，萨伏纳罗拉口中的“天谴代行者”，矮小、瘦削、鹰钩鼻、姜黄色胡子的查理八世，骑马进入佛罗伦萨城。查理在这里待了愉快的十一天，受到热情款待，然后前往罗马，会晤腐败堕落之程度让佛罗伦萨人相形见绌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仿佛真如上天所安排的，这时的罗马城里台伯河泛滥成灾，在有心人眼中，这再次证明了上帝不满罗马人的所作所为。
因而，在米开朗琪罗眼中，洪水是寓意深远的意象，是强有力的警示，但警示的不是大自然的力量，而是萨伏纳罗拉布道中生动描述的《旧约》中暴怒上帝的威力。后来西斯廷顶棚上其他一些形象的出现，也受自这些布道文的启发；整面湿壁画的主要内容从以《新约》为题材（十二使徒像），转变为一系列《旧约》故事，可能也缘于这些布道文的影响（其中有些故事正是该修士最骇人听闻的布道中的主要情节）。[13]在这之前两百年里，意大利艺术家主要着墨于《新约》题材，例如天使报喜、耶稣诞生、圣母升天……柔和、优美的场景描述上帝恩典和人类经由基督获得救赎的光明故事，让观者对人生更觉乐观。米开朗琪罗虽然制作过圣母子题材的浮雕和板上画，也完成了他最著名的《新约》题材作品《圣殇》，却对这类主题兴趣不高。他着迷的是充满悲剧与暴力，具有吊死、瘟疫、赎罪、砍头的场景，描述罪与罚的故事，例如他不久后就要在西斯廷礼拜堂拱顶上所绘的湿壁画。报复心切的上帝、劫数难逃的罪人、旷野里呼喊的先知，这些骚动不安的形象，无疑都有萨伏纳罗拉的影响。[14]
萨伏纳罗拉最后以悲剧收场。他在某场布道上高谈火刑、愤怒、报应，结果戮及自身，死时遭到同样的命运。他写了一本书——《预知真相的对话》，书中宣称上帝仍如《旧约》时代一样派遣先知行走人间，并说他，吉洛拉莫修士，正是这样一位代传神谕者。他深信他所见的幻象是天使介入的结果，他的布道和对话解释了最近的历史事件如何应验他那些悲观而劫数难逃的预言。但这些预言反倒成了他失势的导火线，因为根据教会的正统观念，圣灵只跟教皇说话，而不会跟来自费拉拉、蛊惑人心的修士讲话。因此，一四九七年，亚历山大六世命令萨伏纳罗拉不准再布道、预言，但他我行我素，结果被教皇逐出教会。尽管已被开除教籍，他仍不改其志，继续布道，最后被教皇命人拘捕，一四九八年五月吊死在领主广场中央。尸体还遭火刑焚毁，骨灰丢入阿诺河，成为史上一大嘲讽。
当时米开朗琪罗在卡拉拉开采《圣殇》所需的大理石，但很快就会知道萨伏纳罗拉的下场，尤其是从哥哥利奥纳多那儿，因为身为多明我会修士的利奥纳多于萨伏纳罗拉遭处决后不久就到罗马探望米开朗琪罗，且因为是萨伏纳罗拉信徒而受牵连，被免去圣职。刻画圣母怀抱基督尸体的《圣殇》，生动体现了《新约》的基督教救赎精神，[15]但十年后，随着开始绘制西斯廷礼拜堂的湿壁画，米开朗琪罗已能够更自由地发挥受萨伏纳罗拉形塑的想象力，描绘更具世界末日恐怖意味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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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工作习性，可参见赫斯特（Michael Hirst）的《米开朗琪罗与其素描》（<i>Michelangelo and His Drawings</i>，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第35～36页；以及惠斯勒（Catherine Whistler）的《米开朗琪罗与拉斐尔所绘素描》（<i>Drawings by Michelangelo and Raphael</i>，Oxford：Ashmolean Museum，1990），第34页。
[2] 参见巴洛基编订的三卷本《十六世纪艺术著作》（Scritti d’arte del cinquecento，Milan and Naples：Ricciardi，1971-7），第一卷，第10页。
[3] 《创世纪》第七章第十节。所有引自圣经的句子，除非另行注明版本，皆出自修订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Edition，London：William Collins，1946）。
[4] 欲了解细部作业，可参见德·托尔内的《米开朗琪罗》第一卷，第218页和第二卷，第29页。他认为这面湿壁画背景处的某些人物，“系仿自他《卡西那之役》中那些沐浴的士兵人物而有所修正”（第二卷，第29页）。
[5] 参见曼奇内利《米开朗琪罗助手群的问题》，第52～53页。
[6] 班巴赫（Carmen C. Bambach）《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室里的素描和绘画：理论与实际，1300-1600年》（<i>Drawing and Painting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Workshop：Theory and Practice</i>，1300-16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366页。
[7] 《米开朗琪罗书信集》，第二卷，第182页。
[8] “焚烧虚妄”事实上有两场，一场在一四九七年二月七日，一场在来年的二月二十七日。
[9] 引自厄斯特马克-约翰森（Lene Østermark-Johansen）著作《温柔与刚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米开朗琪罗的接受》（<i>Sweetness and Strength：The Reception of Michelangelo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i>，Aldershot，Hants：Ashgate，1998），第194页。
[10]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书信集》，第105页。
[11] 引自里多尔菲（Roberto Ridolfi）著作《萨伏纳罗拉的一生及其时代》英译本（<i>The 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i>，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9），第80页，译者Cecil Grayson。
[12] 引自温德（Edgar Wind）的《帕尼尼与米开朗琪罗：对萨伏纳罗拉继承者之研究》（Sante Pagnini and Michelangelo：A Study of the Succession of Savonarola）一文，《美术报》（<i>Gazette des Beaux-Arts</i>），第26期，1944年，第212～213页。
[13] 关于萨伏纳罗拉几乎只引用《旧约》，可参见韦恩斯坦（Donald Weinstein）著作《萨伏纳罗拉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预言与爱国心》（<i>Savonarola and Florence：Prophecy and Patriotism in the Renaissance</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第182页。
[14] 关于萨伏纳罗拉对米开朗琪罗艺术创作影响的探讨，可参见克拉茨科（Julian Klaczko）著作《罗马与文艺复兴：尤利乌斯任职教皇期间》英译本（<i>Rome and the Renaissance：The Pontificate of Julius II</i>，London：G.P. Putnam’s Sons，1903），第283页，译者John Dennie；德·托尔内（Charles de Tolnay）著作《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与思想》（<i>The Art and the Thought of Michelangelo</i>，New York：Pantheon，1964）；隆纳德·M.史坦伯格（Ronald M. Steinberg）著作《萨伏纳罗拉修士、佛罗伦萨艺术、文艺复兴史学》（<i>Fra Girolamo Savonarola，Florentine Art，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i>，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第39～42页；克罗南（Vincent Cronin）著作《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i>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i>），第296页。例如克罗南认为萨伏纳拉罗拉的著作和布道影响了波提切利、西纽雷利等一些佛罗伦萨艺术家，透过他们形成某种“倒退”（retrograde）艺术，这种艺术从报复、恐怖、惩罚的角度看待基督教。德·托尔内也在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作品里发现萨伏纳罗拉观念“深沉的回响”，第62～63页。但史坦伯格对于萨伏纳罗拉的影响，态度较保留，认为米开朗琪罗的宗教人物形象与萨伏纳罗拉布道词之间的直接关系因缺乏证据而难以论断。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无从得知米开朗琪罗在神学上的师承，以及他本人对此主题未表示个人看法。关于萨伏纳罗拉透过其在圣马可教堂的继承者帕尼尼（Sante Pagnini）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可参见温德《帕尼尼与米开朗琪罗》一文，第211～246页。
[15] 帕奥鲁奇（Antonio Paolucci）认为，甚至就连梵蒂冈那尊透着“纯洁之美”的《圣殇》，都受到萨伏纳罗拉教义的影响。参见帕奥鲁奇著作《米开朗琪罗：诸〈圣殇〉像》（<i>Michelangelo：The Piètas</i>，Milan：Skira，1997），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