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史(苏珊-玛丽·格兰特)_第十章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1 / 2）_剑桥美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据战争的需要负重。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开头写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国军装，就会像佐治亚州那些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众所周知，那简直就是地狱。”信中继续说道，在两天的行进过程中，“军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李营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到遍布黑人的南部，如此长距离的行进中，我们仅靠一顿饭维持体力”。在密西西比州的医院病房中，二等兵诺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过着同样痛苦的日子，他写信抱怨道：“医生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白人不仅殴打和咒骂黑人士兵，有时还无缘无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另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是作为人来到部队的，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是像狗一样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们感觉像是被国家抛弃了。”他恳求总统：“既然我们发誓报效国家，那么请稍微考虑到这一点。”[1]

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质上表达了同样的不满：美国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并不平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时间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前两封信出自二战时期的士兵之手，而后两封信则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士兵所写。诺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参加的战争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就美国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这个国家看起来被卡在了时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军官在1943年所说，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对过去的令人失望的重复，这一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内战中就已经被消灭的区域性习俗和传统”。他坚决认为军队“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为战后塑造有用的公民，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总结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军人在面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一理念时，都会无动于衷，甚至是失望。”[2]认为负责为国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学校或社区，而是军队的这一观点，透露出20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待军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1941年后，美国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军事营销的轰炸，这也巩固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这重关系。但是，战争宣传形式多样，美国虽然也会通过讲述扛起步枪、制造坦克或医治伤员的事情来诱导公众，但却远不限于此，它还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德国移民的问题上经历冲突，又因此对美国主义进行反思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背景下，只要美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美国的国家信条就会受到损害，这一说法显得尤为合理。罗斯福总统也警告，战争中的美国“必须对任何丑陋形式的种族歧视保持高度警惕，希特勒还会继续在美国人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不过，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怀疑就很难归咎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了。[3]尤其让黑人对整个状况感到愤怒的是，战时美国的公众形象和他们私下遭受的迫害是相互矛盾的。二战时期一幅非常著名、影响力持久的宣传海报（图56）声称“美国将永远为自由而战”，恐怕很多黑人士兵都会怀疑，他们究竟是为谁的自由而战。

图56 《美国人将永远为自由而战》，这幅海报由美国战争资讯局制作。直到今天（也许尤其是在今天）这幅海报仍然被大量复制，人们可以从亚马逊网站上购买到它。这幅海报将二战士兵和独立战争中的先辈放在一起，以情感诉求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热情根植于人们美国军事起源的敬意和支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9540）。

在美国为谁而战这一问题上，罗斯福的两次著名宣言阐明了官方立场的两个核心，这两次宣言都是在美国正在支持盟军但尚未参战时发表的。第一个核心是罗斯福把美国描述为“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个核心出自他对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品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大核心含义都建立在民族责任感的基础上，这种责任感让美国人感受到历史的重任，也将美国人放置在了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历史脉络中。

罗斯福宣称：“在华盛顿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创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在林肯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国家免遭内部分裂。如今，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建制，使它免受外部瓦解。”罗斯福敦促美国人思考他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提醒他们美国的“精神”和它的“生命力已经被写在了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宪法》和葛底斯堡演说中”。[4]罗斯福传达的讯息在一些巡回展览和爱国刊物中得到加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在一个已被专制独裁所摧毁的世界中，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范例，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1941年11月，一副象征着四大自由和“民主的兵工厂”的巨幅海报在华盛顿特区的广场上揭幕，之后又进行了全国巡展。

对于四大自由的视觉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艺术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设计的。他的画作由四幅代表小镇生活的家庭场景图组成，每幅图代表一种自由：一场市民会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祈祷；一顿感恩节晚餐；父母在床边陪伴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图57）。这幅画也被战时新闻局制作成宣传海报广为传播。乍看起来，这幅画表意明晰，实际上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含义。本质上，罗克韦尔表达四大自由时突出的是个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他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相对保守和内敛的理想化阐释。尽管这幅画广受欢迎，但是在罗斯福所说的“逐渐缩小的世界”中，它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步调却不怎么一致。当然，这也正是它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罗克韦尔展示的不仅仅是和平年代的理想图景，更是一种不会因为冲突而遭受挑战、被迫改变的生活。他刻画的美国是一片丰饶之地，而不是一个兵工厂，更不是什么民主的守护者。

图57 《我们为……而战》（诺曼·罗克韦尔，1943年）。这四张图片最初刊登在1943年的《周六晚间邮报》上，同时还配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自由的“美国性”至关重要。这些图片一经刊登就广受欢迎，也成为“四种自由”巡回展览上最重要的作品。这些展览意在鼓励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由诺曼·罗克韦尔家族公司友情提供。

罗克韦尔画中那个和平、温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不仅不符合这幅画创作时期的现实情况，而且也丝毫反映不出许多对现实不满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渴望。归根结底，对于那些在美国社会中试图实现——同时也要求国家意识到——他们完整平等的公民权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把二战视为在国内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的人来讲，事实都证明“为自由而战”这一更加公开和激烈的说法非常有效。1938年，作家、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发表了诗歌《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强烈呼吁人们照此方向努力。这首动人的诗歌中，休斯将“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的呼吁和“美国从来都不是我的美国”这句话反复并列在一起，不仅突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排他性，也强调了美国改变现状的潜力。他在结尾写道：“我们，人民，必须救赎/土地、矿藏、植被、河流/山脉和无际的原野/所有，在诸州所有充满生机的伟大土地上/再造真正的美国！”

休斯的诗歌被收录进1942年出版的《美国袖珍书》（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这本书试图囊括美国的精粹。它收录了各种关于美国的短篇小说、戏剧、历史文献、诗歌、事实与数据，还在结尾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如何悬挂和折叠美国国旗，以及如何向国旗敬礼。这本书毫不掩饰它的爱国主义目的；这本在冲突的大背景下编纂而成的书不仅想要反复渲染国家主义情绪，更想去引导人们的国家主义情绪。书导言部分的开头便写道：“在巨大危机的时代，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重新发现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它继续写道，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信仰”上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的奇迹”。它还断言，分辨美国人可以基于他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一旦失去了共同传统和共通观念的连接，这个国家将陷入比欧洲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5]。

虽然这本书的主编、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书中提及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但真正为全书奠定基调的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篇19世纪中期的道德寓言讲述了菲利普·诺兰的惨痛命运，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该死的美国！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听到美国这个词！”事实证明，这样讲是不妥的。诺兰因对国家不忠而付出代价，他被驱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只上度过余生。那艘船上还有一位船长和一名船员。他们在诺兰面前从不提及美国。埃弗里特写道：“五十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要对这样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施以重罚，而是强调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对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故事的结尾，诺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对于祖国的热爱。[6]事后来看，虽然这绝不是斯特恩的错，但他收录的这篇小说是不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有一群美国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爱国的举动，却尝到了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种什么滋味。在二战中，有很多事情让美国引以为豪，但其中并不包括它对待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图58）。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总统行政令，这也许是美国对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少数族裔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日裔美国人。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官方说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财产被扣押，就连日裔美国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暂时被国家强制剥夺了。

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

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

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

为了阐释美国尚未施行的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华莱士援引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正如这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是“一场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正如“1862年的美国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场20世纪中叶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响的战争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道德层面。1945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再度有一位总统在战争期间去世。这一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惊全国。

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1921年便已瘫痪。罗斯福不仅熟稔于操纵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擅长经营美国的形象，这一点从他对30年代的骚动和金融危机，以及对二战的创伤和混乱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来，他带领美国朝着新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前进，这些新观念使得美国超越了自身舒适地带的羁绊，超越了“山巅之城”的束缚，迫使美国在思考新政下国家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的同时，也思考它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中的新型关系。罗斯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与林肯一样伟大的美国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人再也听不到他在“炉边谈话”的广播中那抚慰人心的声音，听不到他提醒美国民众说他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听不到他赞美“美国人民的杰出能力和能量”，让美国人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自己都产生了影响。[14]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带领下的美国进入战后世界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应该，或者说能够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是美国通过毁灭性的力量结束了二战，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威力的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物质财产的损失：仅广岛就有约8万人死亡，整个城市约70％被摧毁。但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原子能技术以及开发这个技术的国家计划不仅向未来的军事部署发出了挑战，也给国家、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层面的挑战。十多年之后，科学研究就已经改变了政治和公众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将原子能技术描述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技术——他称之为“最有潜力的进步动力之一”，宣称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延长人类寿命，也可以保卫国家安全。

虽然美国垄断的原子弹技术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二战的结束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垄断地位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样没能长久持续的，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中为未来国际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绘制的蓝图。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在罗马尼亚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明确表明苏联将会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而不是听从什么同盟国。1945年7月，当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和斯大林组成的新盟国阵营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时，很明显，交战规则已经改变了。盟约已经摇摇欲坠，盟国间不再统一行动，而是各自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操控它们在欧洲的控制区内的政权更迭。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又面临被共产主义政权大规模接管的危险，因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鲜明立场就是要限制共产主义的蔓延。这是一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一方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另一方则是给20世纪下半叶蒙上阴影的苏联集团。正如杜鲁门阐述的，世界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的“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体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苏联式的“恐怖和压迫、严控的报刊和广播、预设人选的选举，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坚称，只有“美国的政策才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奋力抵抗少数派武装镇压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卫自由的人民，”他强调，“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取支持”[15]。

尽管杜鲁门的声明中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却最先在金融方面展开了冷战。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因其主要提出者为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而得名），这个计划实质上遵循的依然是罗斯福提出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马歇尔计划虽然被批评家谴责为一种隐蔽的“军事计划”，但实际上是一个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经济计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经济一旦重新振兴，便可以再度购买美国市场的产品，这样也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宣传口号是“繁荣带给你们自由”，或者可以说至少能摆脱共产主义，这才是马歇尔计划的重点。马歇尔计划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终极回击。这项计划不但本身是成功的，同时也象征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成功。美国当然能负担1948年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中的规定，拨款130亿美元用于海外援助；但美国后来却无法承受其自身形象与理想之间的冲突。自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诺，但在美国国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不过，在冷战初期，双方刚刚开始发起言辞攻击的时候，美国国内还是有一幕爱国场景正在上演，其规模之大，只有美国能够实现，那就是环游美国的自由列车。自由列车由7节红白蓝三色的车厢组成，牵引整个列车的火车头被命名为“1776精神”。它搭载了精心挑选的美国重要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奴隶宣言》和从硫磺岛带回的美国国旗。在1947—1949年间，自由列车的车轮驶过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它拥有自己的主题曲，由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创作，由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安德鲁斯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演唱：“自由列车来了/你最好快出来吧/就像保罗·里维尔一样/列车就要来到你的家乡。”它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漫画集《奇迹队长和自由列车》（Captain Marvel and the Freedom Train）。自由列车环游美国的时候，几乎当时流行的每一个漫画系列中的人物，从米老鼠到莱尔·阿布纳（L'il Abner），都曾在漫画中去过自由列车。自由列车极受欢迎，参观者达到了约350万人。这些游客被鼓励进行自由宣誓，并在自由卷书上签名。这些卷书后来被呈送给杜鲁门总统。这场巡展声称：“自由关乎每一个人。”

当然，自由列车蕴含的观念并无新奇之处。19世纪内战期间举办的卫生展会上也展出过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文献、国旗以及武器，以提醒民众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袖珍书》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同样，自由列车代表了一种在冲突中寻求共识的渴望，这种冲突并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只是观点上的冲撞。然而，自由列车所到之处却依然四面楚歌：这个国家刚刚解决了复员军人的问题，又面临着钢铁、采矿、汽车和铁路行业中更多的罢工。事实上，自由列车开启的前一年，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甚至使得总统建议将罢工者征召入伍。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卢斯和华莱士曾经思考过的美国新的全球责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49年9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破试验取得成功，比美国人所预料的提前了许多，让解决这个问题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图60）。1949年1月，自由列车驶进华盛顿特区，在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中结束了旅程。但过了不到一年，且不说自由，就连美国是否还有未来都很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1949年，美国失去了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这导致美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更加危机四伏。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保护，但对美国来说，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赢冷战的一个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身份认同的根基，但事实上，更能牵制美国的似乎是核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朝着更强调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的信条前进，很多美国人不再害怕外来者的威胁，反而开始担忧那些业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们；简言之，美国人对“内部的敌人”感到特别困扰（并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这就导致了50年代新的“红色恐怖”的出现，它比起一战后的红色恐怖更加极端也更加充满矛盾，从长远来看，明显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自由也会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坏。

从第二次“红色恐怖”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没有一位总统能像当年的沃伦·哈定那样对美国做出恢复“常态”的承诺，杜鲁门也没有做出尝试。事实上，杜鲁门在1947年3月已经发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说，宣布启动联邦雇员忠诚计划，阻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当中传达的政治风向十分明显。在自由列车的旅程中，自由宣誓仅仅是自由列车体验活动中一项带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活动，但效忠宣誓却成为美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宣誓经历，但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战争时期。而这种宣誓出现在冷战之中，就表明美国真正展开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人员伤亡。杜鲁门的9835号总统令发起了对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调查”，令几百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并没有多么惊人，因为总共被调查的人数超过400万。不过，“忠诚度调查”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它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

图60 照片展现了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后，核试验也并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试验发生在1946—1958年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二战之后几十年间，核威胁给这个世界造成的阴影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核威胁才成为了一种低层次的威胁。在当时的文艺界，内维尔·舒特针对这种威胁创作了末日小说《海滩上》（1957年），这部小说又在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弗莱德·阿斯泰尔和阿娃·加德纳主演。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导演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放射线被发现之时，罗伯特·克罗米的小说《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后许多的小说和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核毁灭要么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要么就是在隐喻现代世界中的焦虑感。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恐惧却不是什么隐喻，借用T.S.艾略特的诗句来讲，人们切实担心这个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郁郁而终，而是顷刻间轰然落幕。

1938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原本是为了阻止纳粹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成立的。在冷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获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负责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成立的机构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肩负着探寻危险来源的职责，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险所在。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制造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宣布，他有一份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名单，总计约200人，这一反共运动因此被冠以“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之名。实际上，这份名单从未具体公布，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可能颠覆美国民主政府的恐惧却进一步加深。当然，不是说颠覆的风险并不存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却不会像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中所说的那样，在大学宿舍或好莱坞电影业集中存在。

1949—1950年间，美国前国务院政要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并接受（两次）审判，反共产主义由此成为战后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终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还是希斯被指控的过程。正如知名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被审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这本书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审判过程引人关注，审判结果也让人觉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这一点随着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博士因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被抓而变得更加争论未决。克劳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导致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并且被定罪为间谍共谋罪而处以死刑。由于当时定罪的证据存在争议，这起案件成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战期间，英美联合发起了维诺那计划，合作进行秘密情报的破译工作，旨在拦截和抵御苏联的威胁。但事实上，根据维诺那计划披露，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确从事了间谍活动，向苏联泄露了核机密。

秘密情报工作的问题就在于它倾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恐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公众的偏执。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需鼓动，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恐惧和偏执。毫无疑问，在原子弹研究的问题上，苏联人的确危及美国的安全，但麦卡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上升为美国内部普遍的颠覆破坏行为，还把这种潜在的颠覆与自由派左翼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恐惧。这个过程成功地混淆了间谍和颠覆的区别，并且制造了笼罩战后美国的恐惧气氛，被加拿大政治学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称为“冷战魔力”。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

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营销手段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它还是在1954年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麦卡锡主义都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当麦卡锡煽动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之时，就产生了一种本质上自私自利的颠覆幽灵。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憎恶麦卡锡，却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需要公开表示信任麦卡锡指控。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期望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急切盼望在战后世界中站稳脚跟。但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时候，美国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内部发起攻击，代表民主阴暗面的麦卡锡主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事例。虽然美国社会深陷共产主义的颠覆恐惧中无法脱身，“红色恐怖”的余波仍然广泛存在，但在另一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不愿再遵从传统的规范，即种族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