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冲突是英国在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正是冲突最终毁掉了英国的殖民计划，建立起美国这个新国家。白人殖民者与阿尔贡金部落的公开交战让他们彰显了自己有别于美洲土著的身份，并且明确界定了两者之间的种族差异。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种族差异也会出现在白人社会和非洲群体之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歧视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当时这种关于种族的观点会逐渐凝结为一种固有的种族、民族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战争正是一个主导因素。

战争让英国殖民者更加确信自己本质上的“英国性”（Englishness）。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也源于他们对其他国家殖民美洲情况的了解。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有决心，一心想让美洲土著信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抛弃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国的社会文化。但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当时的一位官员让·博沙尔·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国人会变成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变成法国人。”[1]不过在英国人看来，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反正不久之后，他们既会和法国人、也会和土著人作战。英国人通过暴力维护了自己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捍卫了这种身份中蕴含的价值。最终，这种暴力又会迫使他们从自己原有的欧洲身份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美国这个政治文化国家、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也许的确起源于“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但这颗种子绝非新世界里唯一的种子。当其他所有的种子都开始发芽，一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现了。

到了17世纪晚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地区，也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形式：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公司特许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其中，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都是清教徒移民社群。这些殖民地的创立者中，有一些是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统治集团发生了冲突，另一些则是希望在这里寻求更宽容的宗教自由和更好的经济机遇。1635年，罗杰·威廉姆斯被逐出马萨诸塞后建立了罗得岛殖民地；随后，塞勒姆的安妮·哈钦森被约翰·温斯罗普解雇，也来到罗得岛。不久，“唯信仰论危机”（Antinomian crisis）引发了更大的冲击，哈钦斯的姐夫约翰·惠尔赖特（John Wheelwright）和他的跟随者们也放弃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去往从1623年起就已有部分英国人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寻求宗教庇护。托马斯·胡克教士（Thomas Hooker）和当时马萨诸塞的领导人同样意见不合，虽然没有与他们公开敌对，但还是希望远离他们的管辖，因而在1636年带领跟随者去了康涅狄格山谷。

鉴于这些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有团结协作的可能。不过，殖民扩张带来的危险还是促使新世界里的这些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一个相对短暂（仅持续到1684年）的新联合体。在当时，英国清教徒异见者侵占了越来越多土著部落的土地和欧洲邻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43年组成新英格兰同盟（罗得岛未受邀请）。这个同盟的主要功绩——如果能称之为功绩的话——是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这些殖民地探讨自我防御问题的时候，遥远的英格兰正在燃起内战的战火。英国内战期间，来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也迅速减少。1660年，查尔斯二世复辟君主制，才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新纪元，也对殖民地事务有了更多的关注，而这在殖民地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在此之前，英国并非只因忙于内战才无暇顾及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向来甚少参与，不过是看到许多穷人都去了切萨皮克，棘手的清教徒都去了新英格兰，而长舒一口气。殖民地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阀：英国社会那些不受欢迎的元素都可以安全地转移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例如在1666年，苏格兰爱丁堡的政府官员就曾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乞丐、流浪汉和其他不宜留在这个王国的人”都被迁移去了弗吉尼亚，眼不见为净[2]。就殖民地事务而言，英国的唯一关切是让英国船只成为殖民交易的主要受益者，但就连这一关切也是在英国遭到来自欧洲冲突的威胁之后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法》（Navigation Act），但查理二世于1660年即位后随即废除这部法令，制订了新的航海条例。短期来说，这对英格兰（不是整个大不列颠，因为船只和货物只经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船只和新英格兰的造船贸易都有好处，因为“英格兰”船只中也包括了那些在殖民地建造的船只。但从长期而言，英国想要控制上述这些殖民地，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1660年以后，英国在初步尝试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也迎来了一股殖民热潮。大量新的英国殖民地在美洲出现，这些殖民地有时也为纪念其建立而被称为复辟时期的殖民地（见表1）。这些殖民地最初都是英国国王特许给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卡罗来纳的所有者是一群贵族领主，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爵位继承人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和乔治·卡特里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其中，伯克利爵士和卡特里特爵士还被任命为新泽西殖民地的贵族领主。新泽西是从新约克（即纽约）分离出来的殖民地，而新约克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前身又是荷兰人建立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英国在1664年的英荷战争中夺得这片殖民地的控制权，同年，查理二世将其授予弟弟詹姆斯。或许是缺乏命名的灵感，又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头衔到处留名，时为约克公爵的詹姆斯将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城市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市（即纽约市），1685年继承王位后，又将纽约归为皇家殖民地。此时，纽约的白人人口已经比1664年翻了一番，达到20000左右。

表1 最初的13个殖民地（按定居点建立时间排序）<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1324522.jpg" />

和之前一样，英国这次新殖民热潮的动机仍然是追逐利润、扩张势力以及传播新教。鉴于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传播新教这个动机多少有些可疑，但对于当时的领主来说，英国王室的宗教立场并不重要。在伯克利这样的人眼里，卡罗来纳殖民地和新泽西殖民地都不过是投资机遇而已，他们毫无在那里定居的打算。因此，伯克利将自己持有的新泽西所有权份额都卖给了英国贵格会教徒。当时，这些贵格会教徒正开始在新泽西西部地区定居，而公理宗信徒和浸礼会基督信徒则移居到了东部地区。

新泽西和新英格兰情况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谐。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带领贵格会财团买下新泽西殖民地的东部土地时，就在当地以苏格兰人为主的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安。新泽西为当时的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庇护所的所在。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39;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4]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英国在17世纪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下一个殖民地，即佐治亚殖民地要到几十年后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并且这个殖民地已不再是为宗教异端者提供的庇护所，而是为英国债主建造的避难所了。当时，英国殖民地的范围已经从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大多受一名由英国王室或领主任命的总督管辖，立法机构则分为总督任命的议会（上议院）和选举形成的议会（下议院）。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例外：这两个殖民地由立法机构选举总督。事实上，尽管这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追求极为相似，并且也形成了新英格兰同盟，但除了与大不列颠的共同联系之外，并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殖民地团结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印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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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威廉·佩恩《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伦敦，1682年）。

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的支柱。但仅仅通过日益详尽的地图、针对潜在移民的宣传材料、约翰·史密斯等冒险家写的新世界游记或是西奥多·德·布里绘制的插图，并不能让美洲殖民地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要探寻美国早期身份认同的灵魂，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当乏味的官文里，例如佩恩所写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这是一片充斥着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对于定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就连那些契约和宪章中用小号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也相当重要。

清教徒尤其热衷于利用表意明晰的宪章来获得控制权。清教徒“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的资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湾股份公司。与伦敦公司不同的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宪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里：通过1629年的《剑桥协定》，他们从公司那些没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买断全部产权，从而取得了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权，并且将殖民地交由约翰·温斯罗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来管理殖民地，这也是美国最早的一部成文宪法。同年，新罕布什尔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约》（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号”公约》）来管理殖民地。

在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领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爵士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帮助下制定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以确保卡罗来纳世袭贵族的统治。虽然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专有的“标准”治理模式（总督、地方参事会和议会）取代，但它还是彰显了政府、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这些议题在殖民计划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经历让这些英国殖民者远离了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大宪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实上，鉴于殖民时期的契约和协议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改写和修订中，美国最终发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宪法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在18世纪初，还没有人会预料到英国这些殖民地最终会形成统一，更不会预料到会有一份单独的宪法文件来管理这些殖民地。不过，殖民地政府内部的紧张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虽然当时几乎没能增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却已开始削弱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部分是由于这次战争，殖民者和“祖国”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初露端倪：英国王室对新英格兰发回的报告感到不安，力图对殖民地实行更严苛的控制。英国在1651年、1673年接连颁布《航海条例》和《种植园税法》（Plantation Duties Act），开始尝试不断加强控制殖民贸易。1675年，英国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来掌控殖民事务。1684年，由于马萨诸塞无视贸易限制，英国废除《马萨诸塞宪章》以示惩罚。紧接着，詹姆斯二世（James II）于1686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图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罗得岛、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统一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辖。设立自治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条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但詹姆斯对于殖民地的治理没能持续多久，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统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Mary）登上了王位。

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公章上印着一句箴言，意为“唯有在贤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与君主政体的分歧日益扩大，与自治领公章上那幅表现英国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于君主统治的图案中传达的理念更是极为不符。不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当时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更不应将这种在共和时代到来之前形成的自由观归为一种共和思想。英国王室在17世纪末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敌意，但在18世纪，这些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变为意识形态上对王室的全盘对抗。不仅如此，英国议会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中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自古以来的”权利时，其呼声不仅在光荣革命时期响彻英国，也在遥远的美洲引起共鸣。当威廉胜利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民众就起义废黜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罗斯（同时也是自治领总督）政府、纽约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威廉·约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这些起义都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不过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殖民地，反对旧政权的人并没有果断行动，而是等到他们相当确定威廉和玛丽的新政权得到确立之后，才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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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新英格兰自治领（1686—1689年）印章。出自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通史》第三卷（1879年）第9页。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外交中心友情提供，详情访问http://diplomacy.state.gov/exhibitions/100935.htm。

简单说来，殖民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权力交替。和英国一样，殖民地的权力交替同样体现了殖民地内部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而殖民地的新政权也同样只是沿袭了旧政权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对自治领的反对、对那些充当英国王室喉舌的殖民精英的反抗，未必就早早预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对未来美国的发展毫无影响。对美洲而言，威廉推翻詹姆斯的统治，不仅意味着马萨诸塞、马里兰和纽约的天主教徒被逐出权力舞台，还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光荣革命终结了天主教在英国复苏的希望，也给未来的美国留下一种反天主教的传统：直到近300年后，美国才会迎来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即1960年上任的约翰·肯尼迪）。殖民时期虽然确立了白人新教徒的支配地位，但它同时又是英国君主政治更替的产物。

新英格兰自治领之前曾试图限制、甚至剥夺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这些权利得到了部分恢复，但程度有限。1691年，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相继成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王室指派总督。同时，在马萨诸塞，特权不再由教会成员专享，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决定所属。以商人和地主为主的新社会精英阶层取代了“圣徒”统治者，开启了新的政治趋势。18世纪早期，大多数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和公司特许殖民地都转为了皇家殖民地，只有五个殖民地例外：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即便如此，这五个殖民地也不能完全避开王室的干预。在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下，英国王室眼中的殖民地和弗吉尼亚公司最开始预想的切萨皮克一样，是一个财富之源，有着丰富的原材料，不仅为殖民地，也为英国本土创造了就业机会。此时，距詹姆斯敦最初的艰难建立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满意，因而也越发热衷于保护自己的投资。

《航海条例》颁布以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监管力度一直不够。于是在169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对殖民地产品的管制。到了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洲出产的几乎所有原材料都被划入贸易委员会的管理范围。这对美洲殖民地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反倒能够确保他们在英国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到1720年，美洲有超过一半的烟草都出口销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也让美洲得以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尤其是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并且参与到欧洲、加勒比海与西非地区之间物品和奴隶的三角贸易之中，美洲殖民地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获利颇丰。对美洲来说，新英格兰代替了欧洲在三角贸易中的位置，将朗姆酒从波士顿和纽波特运到几内亚，随后将奴隶从非洲运往西印度群岛，最后又带着朗姆酒所需的原料（糖蜜和食用糖）回到美洲，这种罪恶的航行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简言之，英属北美殖民地不是在孤立隔绝中发展的，这些殖民社群形成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英国本土的宗教和王室冲突也许的确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

1700年以后，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与此同时，非洲人口输入持续增加，殖民地，尤其是南部地区以种族来界定奴役身份的特点也越发明显。一方面，这使得殖民地朝向一个有着种族分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的增长又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殖民地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都开始围绕着这两个看起来明显矛盾的概念发展：自由和奴役。当然，这两个概念其实毫不矛盾，要完全理解其中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另外一个概念。对于美洲来说，想要取得自由，便要施行奴役，反之亦然。

<h2>那么，何谓美国人呢？</h2>

1782年，即《巴黎条约》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前一年，法国移民约翰·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émigré John 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书中，克雷弗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么，何谓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他在答案中描述的美国公众形象要比他自己初到美洲时所见的更积极正面。他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但又与欧洲人不同。“他是一个美国人，”克雷弗克指出，“他把所有古老的偏见和礼节都抛在身后，拥抱新的生活模式，遵从新的政府管理，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形成新的见解和习惯。”美国人被视为各民族的混合体，一种“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不同血统的奇妙混合”。克雷弗克自豪地说，他“可以向你指出一个人，他的祖父是英国人，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他们现在的四个儿子娶了四个不同民族的妻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终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是来自西方的朝圣者，他们充满活力、孜孜不倦，将很早之前始于东方的艺术和科学带到这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他遵循新的原则行动，为此他必须吸纳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历经了被迫失业、卑屈依赖、贫穷困苦与无用的劳动之后，他开始辛勤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质报酬。这就是美国人。[5]

考虑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后才真正迎来非英国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虚，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能最多四个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辈子的时间，英属北美这些不稳定的殖民地就不仅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为这个新国家里的白人赢得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身份：肩负着实现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或者，问题更应该是：这可能吗？

如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又称独立战争）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脱离了“祖国”。但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无从预知这一切，他们没有准备在1776年宣告独立，也没有准备独立打响一场战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又正在为这一切做着准备，因为美洲殖民生活有两个主要特征：改变和战争。

殖民地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中。造成这种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与后来克雷弗克热衷于描述的欧洲各国文化交流情况不同，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处于前沿地带的白人社会里也没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机会。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罪犯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约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约17000人）和苏格兰（约2000人）。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约85000人）、苏格兰（约35000人）和爱尔兰（约108000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没有能够轻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当然是多元化的，但构成这种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却倾向于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类聚居，鲜少与其他群体通婚。以奴隶身份来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则没有欧洲移民群体中的这种身份差异，其人口也超过其他所有的移民群体。这样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黑奴贸易的垄断在1697年被打破，奴隶进口活动迅速增长，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从1700年的2万飙升至1763年的35万。这个时期，到达英属殖民地的所有移民里，超过半数的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奴隶，并且都是被迫移民。

这些移民来到的是一个频频被冲突撕裂的世界：欧洲的战火冲破边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参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至少四场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称为威廉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七年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解除了法国对于英国殖民美洲构成的威胁。从殖民地与英国对这些战争不一样的命名体系里可以看出，这些冲突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侵扰和破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正是面临着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而这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帝国的安定都毫无益处。

然而，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殖民进程的固有特点。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不是英国统治精英，而这些移民自愿或被迫来到殖民地时，无论性别、无论肤色，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17世纪末，英国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移民对这个新世界的反应。在演绎弗吉尼亚殖民地培根起义的剧作中，她笔下的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只不过想让出身高贵的种族遍布全国，将这里变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实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地方议会，其中一些议会成员可能还是遭到放逐的罪犯，这些人获得大量资产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阁下，跻身所有权位”[6]。殖民早期这种后来被称为“小木屋神话”或“美国梦”的现象，在贝恩看来，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热情，彰显的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事实上，18世纪初的殖民地极度缺乏乐观主义。不过，这些殖民地就要迎来一个非凡的发展和增长期，而这将永远地改变它们的世界和未来。

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处在步入现代时期的转折点上，其中既包含了与现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着属于前现代的观念。而这些前现代观念里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被视为17世纪末的殖民者对于现代压力、对于马萨诸塞动荡环境的一种前现代的回应。在塞勒姆村，人们的生活由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戒律所统治，而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是坚信“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让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压力，但他毕竟也只是凡人，对于当时的塞勒姆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来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黑暗势力——撒旦。虽然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并无二致，但在1692年时，撒旦的黑暗势力是如此真实，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二世。

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巫术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实相当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爆发的前几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个遭到控告的女巫，于1688年被绞死。清教徒牧师戈登·马瑟（Cotton Mather）在《与巫术和着魔有关的难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记述了这起事件，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仅凭一个情绪激动的13岁小女孩提供的争吵证据，就可以处死一个清白的女人。面对外部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枪口对向自己内部。“去告诉人类，”马瑟在小册子里力劝道，“这里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兰“已经有了他们存在和行动的实例。异教力量不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以熊、蛇和火之形状出现，也出现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里上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如今却受到恶魔的侵扰”。塞勒姆当然藏匿了恶魔，但这些恶魔更多是来自人间，而非来自天上。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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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

许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赶到内陆地区后，不仅需要和白人移民竞争，还不得不与其他的土著部落抢夺土地和资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都在18世纪销声匿迹了，它们要么融入了其他部落，要么因疾病而全部丧生。当时的观察家、贵格会教徒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在书中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殖民地的发展史及其对特拉华人（又称伦尼莱纳佩人，即本地人）的影响。他写道：“印第安人称，每有一个基督徒到来，就要有两个特拉华人死去。”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来到美洲时曾将这个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8]不过，一些人眼里的机会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代价高昂。对于许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内，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这么一回事，费城的街道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城市乌托邦那样遍地黄金。而伦尼莱纳佩人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于土著部落而言，改变从来都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诸多改变之外，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冲突，而这对于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初，新英格兰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远比几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战时期复杂。菲利普王之战虽然让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但1676年后仍然时有暴力事件爆发，继续破坏着双方的关系。而1702年英法之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更是让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个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国面临的敌人不只是法国。在开战的前几年里，西班牙军队也对英国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地区发动了袭击，英国军队则予以回击，对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教会发起攻击。

那一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者日益遭到与法国交好的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而缅因、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这些相对隔绝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袭击，其中又以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镇最易受到影响。迪尔菲尔德镇在遭受一些小规模袭击之后，又于1704年遭到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突袭，造成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约百人被俘。其实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前，新英格兰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提倡对阿布纳基人采取极端报复措施，波士顿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向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认为迪尔菲尔德的居民已经因为那些袭击而变得“非常沮丧”。对此，他的建议是采取主动进攻。如果“训练狗去像猎杀狗熊一样猎杀印第安人”，他提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那些不太害怕我们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将会极度害怕这些狗。”斯托达德提醒达德利说，这种方法在弗吉尼亚很有效果，并且认为应该把阿布纳基人“当成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对待”，因为这些人“不宣战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断言这些人就像狼一样，应该“以对待狼的方式对待他们”。[9]

斯托达德的建议里当然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例如他丝毫没有提及法国人的威胁——但他的忧虑并不是源于优越感，而是来自于恐惧。像斯托达德这样夹在两个敌对欧洲世界之间的殖民者自然开始憎恶这些外国的冲突，这些战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世界，却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威胁。这种恐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失去平静生活的恐惧。迪尔菲尔德“大屠杀”发生后，许多被俘的殖民者虽然被迫去了新法兰西（魁北克），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马萨诸塞。但也有人没回来，其中就包括迪尔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威廉斯的女儿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没有回马萨诸塞，而是选择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这让约翰感到非常沮丧。尤妮斯从未与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断绝联系，但在她的家人眼里，从她1704年被俘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永远失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