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但在1966年夏天和冬天，罗森塔尔在对威克的批评上不是畅所欲言的，即使罗森塔尔的同龄人——威克是唯一对罗森塔尔有一天成为新闻编辑部头头的梦想构成威胁的人，这就是罗森塔尔很快被提拔为主编助理后抑制自己、不去粗野地或冲动地表现自己的全部理由。罗森塔尔1963年接管纽约组后，作为有干劲的纽约主任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岗位，因为此时管理层普遍承认采取大胆的行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三年多后，罗森塔尔看起来注定要升官了，他压抑自己搞派系斗争或堕落的举动是明智的。如果老编辑愿意放肆的话，这是他们的特权，但罗森塔尔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放弃了他的写作生涯，成了一个编辑，离开了署名报道和公众的喝彩——不管是赖斯顿、索尔兹伯里，还是威克都没有这样做。罗森塔尔的目标是最终管理整个新闻编辑部。他44岁，如果他在此后几年不去愚蠢地招致上司不愉快的话，就能够实现他的抱负。在十年之内或者更少一些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现在管理报纸的高级编辑都要走了。卡特利奇65岁，在几年内他或许就会和他漂亮的妻子退休到南方，写他的回忆录，就像克罗克现在做的那样。赖斯顿57岁，经常暗示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也不愿生活在纽约。克利夫顿·丹尼尔54岁，没有了卡特利奇，他在报社的地位无疑会被削弱，除非他能和庞奇·苏兹贝格建立更好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党仍然在掌权，丹尼尔可以寻求——在他的岳父的帮助下——一个大使职位。四个主编助理——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弗里德曼和索尔兹伯里——全都奔向60岁，或者超过60岁。就年轻的编辑来说，国内新闻主任克劳德·西顿也有自己的麻烦；国际新闻主任悉尼·格鲁森，一个爱奢侈的人，准备接受一个巴黎更有吸引力的职位，在那里他能接管《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苏兹贝格希望这个版能同约翰·海·惠特尼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所有的更强有力的巴黎《先驱论坛报》相匹敌。德鲁·米德尔顿有兴趣替代格鲁森当国际新闻主任，但丹尼尔没有帮他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任命了一个44岁的记者——西摩·托平。托平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常忠诚的组织型人才。他像丹尼尔一样，来自美联社，曾领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和波恩的分社，并且娶了个好媳妇——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的女儿。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整整一队人物通过了《纽约时报》巨大永恒的冰原，现在没有一个处在比罗森塔尔更有优势的位置，对他来说最不幸的就是显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诚的迹象，或者加入对汤姆·威克不满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纽约其他编辑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太过份了，对威克来说也许达到了引起庞奇·苏兹贝格同情的地步，也许使苏兹贝格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麻烦制造者索尔兹伯里在另外一个部——图书部——也许对《纽约时报》更有价值，新闻编辑部的传闻已经将他神化了，罗森塔尔则会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在决定让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栏上之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时又不使华盛顿的人员士气低落。即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许会在华盛顿有惊人的表现，但他也许会激起哗变。马克斯·弗兰克尔，分社的一个得民心的人，在纽约是不被接受的。弗兰克尔曾被描述为“太易动感情的”，管理者没有忘记他1964年那封长长的辞职信。詹姆斯·赖斯顿同时继续维护威克，认为纽约在指责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时一般没有解释威克到底忽视了哪些重大报道。在赖斯顿看来，这种批评经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设性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他在华盛顿还年轻的时代，曾发表了许多独家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正在兴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现在，华盛顿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城镇——约翰逊城，如果威克仅仅感兴趣保护他的党翼免遭纽约的攻击，赖斯顿继续说，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约翰逊总统的运动和情绪、吵闹和骚动，而不去关心对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观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让我举出我头脑中跳出的几个造成这一问题产生重要发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书，牛栏坚持新闻导语必须表达该文件并不重要的立场，结果传达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让《纽约时报》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书，对于芬尼的第一篇报道，牛栏将其强制扼杀，这篇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时报》的实质，以及基于迪安·腊斯克告诉卡特利奇的消息对一条导语的更替。

3.去年1月对曼斯菲尔德的报道，拒绝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来进行报道，而首发新闻被巴黎《先锋论坛报》所抢得，坚持报道被插入到一篇有关德克森的相当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根本没有刊发那篇文章，不像《华盛顿邮报》和《明星纪事报》。）

4.对于肯尼迪第一篇有关越南的长声明，西顿拒绝承认这篇报道的重要性，直到经过长时间有关电视剪辑不会显示肯尼迪话语重复之后，他才对其予以承认。

我们可以在这里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我们应该很快停下来。一个记者要尽其最高水平拿出与《纽约时报》的想法相符合的华盛顿报道，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