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队伍，是《纽约时报》的所有新闻队伍中最庞大的，无疑最受传统束缚，也是最不协调的。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挤在新闻编辑部里，要么像教堂礼拜者一样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么消失在某个柱子或内墙背后，消失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装玻璃的曲径后面。这些地方的门上都贴着“科学”或“地产”或“戏剧”或“体育”或“社会”什么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盯着整个新闻编辑部看，他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了得到这种信息，他不得不询问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助理编辑，有时他怀疑他们都在那里干些什么。有时那些岗位在第三层的《纽约时报》的各部雇员并不真的是在为时报工作，而占着岗位做邮购生意，或者写杂志文章或小说，或者利用电话监视交易生意（的确，有的人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就这样做了），再或者用电话和赌注登记人下赌注——然而埃德温·詹姆斯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却被报社雇用了，安排在邻近牛栏的新闻桌上，仍旧在进行大量的赌博操作。

新闻编辑部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纽约——庞大，多变，过分拥挤，混乱，净是些形形色色的技术工人、天才、怪人和懒汉。如果一场大灾难在纽约发生——如一架飞机撞向帝国大厦，或纽约的电力中断，或当几小时后两艘海上班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和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相撞，死掉几名乘客，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卡米尔·西安法拉——《纽约时报》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话筒召唤几十个人，派他们去现场。在这种采访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人经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尽管《纽约时报》人也许不像其他报纸的一些记者那样有干劲或工作努力，但他们总是靠人多压倒了对手——它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更多的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传送到新闻编辑部，由工作人员挑拣出来，再由较高职位的编辑仔细检查，然后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维敏捷的高级编辑的手中。在采访灾难时新闻编辑部一般是平静的，在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使职员集中精力时，新闻编辑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卡特利奇要用几年时间来弄清这个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办公室里出现的棒球作者，夜里游荡的芭蕾舞评论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发苍苍的国际象棋比赛棋谱誉写员，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也从不穿大衣的音乐评论家，在办公室从不摘帽子的讣告组首席编辑，业余时间做丧事承办者的电报室的快活的职员，被中央情报局雇用而《纽约时报》却一无所知的电报室的安静的职员。

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一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一次在这一天结束时没有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地说：“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每天早晨给人员分派任务时也恪守传统。最好的地方新闻给前排老兵采访，而派给坐在后面的年轻记者的采访一般都是维克维尔的给水管破裂或弗鲁星的小火灾之类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纽约的沃特敦去采访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的老部队——第77师的训练活动，这是任务单上的一个“传统项目”。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因此，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采访天气、游行或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巡回表演——在那里如果引述写得夸大一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小丑和动物是不会给报社写信抱怨的。

城市版编辑们计划采访的是每年都发生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州长预算发布，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点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并且没有争议地采访过并发表了的具体事情，今年还要（而且通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访。布局会是一样的，用同样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几乎一样的标题和字号，像一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报道一样；而且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

特纳·卡特利奇不想干预《纽约时报》的传统，但他的确认为纽约的有些编辑走了极端，尽管编辑部对于传统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对它进行监管的那些高级编辑是奥克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受到了范安达进行的瑞士卫兵式的灌输，以致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助理编辑发现遵循一种安全的模式总比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乏现代主义的观念，愿意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做出让步，但他也要偶尔地求助于过去的方法。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苏兹贝格派人去查阅《纽约时报》的老档案，看看1865年《纽约时报》的原业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报道林肯去世的，于是苏兹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边把头版的每一个栏目分离开。接着苏兹贝格要看1935年发布奥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他注意到在头版上方有用黑边框住的奥克斯的照片。苏兹贝格最终决定要以奥克斯的这一版为样式发布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像对奥克斯一样，给罗斯福也安排了在头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个加黑框的遗像。

尽管对《纽约时报》版面的这种直接监管不是苏兹贝格通常作为业主的主要任务，但他的确特别注意排印和照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有一次为什么会突然发火——这似乎对他的照片编辑有点过于严厉了。这件事情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玛丽莲·梦露亲吻乔·迪马乔的照片。

这个摄影编辑是一个高个子的漫不经心的懒散的南方人，名字叫约翰·伦道夫。伦道夫是特纳·卡特利奇的一个亲密朋友，曾在卡特利奇手下为《芝加哥太阳报》干过摄影编辑，他还和卡特利奇一起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过。1949年当卡特利奇在詹姆斯手下干得稍有影响时，他把伦道夫拉到了《纽约时报》做文字编辑。1952年，卡特利奇成为主编后一年，他使伦道夫成了摄影编辑，认为约翰·伦道夫会在《纽约时报》上使照片附有的说明文字和标题活泼起来，因为伦道夫在芝加哥已经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并且作为《科利耶斯》和《时尚先生》杂志以及关于打猎和钓鱼（这也是伦道夫的狂热爱好）方面的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也显示出了才能。

尽管伦道夫对于行政管理既没有才能也没有野心，但他的确喜欢和《纽约时报》照片组的编辑、摄影师一起工作，他的确为说明文字的写作增加了亮点。他也喜欢这份摄影编辑的工作给他带来的额外收入。在伦道夫作为一个巡回报人的长期职业生涯中，从不存钱，而且也不努力去赚更多的钱，直到他彻底破产。打猎、钓鱼和玩牌比起为杂志写文章来总是更使人高兴的事，他1937年最早为《时尚先生》写关于训练猎鸟狗的文章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支付他女儿出生的费用。

伦道夫那时已经娶了一个曾当过教师的人为妻，这个女子是他在弗蒙特的一次家庭晚会上认识的。她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家底殷实的农场主和爱饲养动物的人的女儿。当她被介绍给伦道夫时，不修边幅的伦道夫酒醉未醒，声称自己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来弗蒙特找迪林杰[注：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2—1934），美国土匪头目，多次结伙抢劫银行，1933年被联邦调査局宣布为“头号公敌”，后被诱捕击毙。——译者注]。她的父母见到伦道夫时对他非常怀疑。他没有地，也没有钱，他的文凭也不起眼。伦道夫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成了一个流浪的乡村报人。他曾在阿拉巴马大学上过一年学，后来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了一年，踢过一段半职业的足球赛，结果鼻子受伤。在华盛顿特区他从一家报纸转到另一家报纸，还开过出租车。在华盛顿他作为出租车司机中唯一工作时会读莎士比亚的人而知名，有时他会因为读得入迷而推掉活计。

在伦道夫回到华盛顿后，他和那位女教师继续通过邮件谈恋爱，她的父母最终接受他了。她的父亲对伦道夫为请求结婚而写的优美信件印象特别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道夫在做过各种各样的文牍工作，并在迈阿密的罗尼广场饭店做过公关工作后，他向战争情报局求职。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为一个语言学家，并被派往中国。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册子上发表并散发的文章，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抗日战争。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就像伦道夫之后向妻子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将领，腐败的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战，因为参战就意味着人员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地位、权力的削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参战会使他们丧失在黑市上出售补给得来的大量钱财。

在战后，靠和特纳·卡特利奇幸运的友谊，伦道夫进了《纽约时报》，但他实际上根本不喜欢在纽约或它的近郊区生活。近郊区尽管不是城市，但也不是农村。所以，不久伦道夫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科尔雷恩，他周末乘坐火车到那里去：他宁愿两天在乡村、五天独自一人在纽约市，也不愿七天都在近郊区。他在纽约的每天晚上都在新闻编辑部打牌，这种夜里的娱乐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容忍的，因为它使得许多人在道“再见”之后还留在办公室里，从而很容易用他们来应付一个突发新闻事件。

玛丽莲·梦露和乔·迪马乔在1954年1月结婚，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重大新闻，但它的确是新闻。一个关于婚礼的简要说明打算安排在第21版上，还决定使用这对新人的一张照片。伦道夫有几个照片可以选择，但它们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刚结婚的这对人摆出拥抱的姿势供市政厅外过道上的旧金山摄影师拍照。

所以，伦道夫例行常规地从这一叠照片中选出一张，为之后排版需进行的裁剪而做了标记准备送到牛栏，因为牛栏在送到制版部之前要检查一下所有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玛丽莲·梦露的头后仰着，她的嘴稍微张开，乔·迪马乔的嘴唇翘起，眼睛闭着。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庸俗或出格的地方——至少伦道夫是这么认为。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牛栏的其他编辑也这么认为，后来就把它通过了。

第二天早晨，使约翰·伦道夫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张照片在业主办公室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伦道夫不再是《纽约时报》的摄影编辑了。一开始伦道夫不能相信。他不敢相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不敢相信，玛丽莲·梦露小姐张开嘴进行的法国式接吻会如此触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伊菲吉妮，或任何在业主办公室里表示异议的人的神经。当然，在《纽约时报》涉及性的地方的确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双重标准；那就是，尽管性是许多最优秀的记者、编辑、管理者和遵守规矩者会独在这方面犯的传统错误——有句老话说，“喝酒是《先驱论坛报》的祸根”，“性是《纽约时报》的祸害”——但《纽约时报》人的个人习惯也的确很少败坏这家报纸本身的纯洁性，它仍旧是相对维多利亚式的。《纽约时报》写性教育或节育或性变态文章的年轻记者，事先都会得到警告要“冷静客观”。曾有传闻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在照片印出来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个胸部丰满的歌剧女高音歌手的乳沟。可是，梦露的照片不是“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她穿着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马乔结了婚，在奥克斯先生的报纸上发表一张富有激情的婚礼亲吻的照片，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至少伦道夫是这么想的。

无论如何，他不再是摄影编辑了。卡特利奇把苏兹贝格的决定传达给他后，他既不耿耿于怀，也不生气——只是惊奇。卡特利奇似乎对这整个事件感到非常窘迫。他不止一次地问伦道夫是不是把迪马乔和梦露婚礼的其他照片也送给了牛栏。如果伦道夫这样做了，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是牛栏的选择，卡特利奇也许就能够扩散这种责任，允许他的朋友仍然当摄影编辑。但伦道夫回答说，他只送上了这一张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他愿意平静地承担整个罪名，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让伦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会减少——他仅仅是转到新闻编辑部的另一边的全国新闻组去当文字编辑。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却之后，牌玩得很好的伦道夫多少会受到关照。

两年后卡特利奇听说体育部有了一个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栏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后辞职了，接受了巴哈马一个旅游胜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伦道夫也许喜欢接手这个栏目，他可以用更多的开支，自由地到全国旅行去打猎和钓鱼，为《纽约时报》写这方面的东西。伦道夫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说《纽约时报》谁是承担一项特定任务的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伦道夫——他的栏目很快成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亮点。并不是他的野外知识特别多，或者他是钓鱼或打猎的专家，使他的写作有特色。恰恰相反，伦道夫既不是一个有运气的钓鱼者，也不是一个高手。尽管枪法不错，但他也不优秀的。他像其他上百万打猎和钓鱼的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特别是喜欢逃避喧闹的城市，在树林中漫游或坐在小船上放松。伦道夫的专栏通常会这样开始：

这个故事的唯一缺陷在于它不是谎言。这很糟糕，因为这会显著提高有关钓鱼的谎言令人难堪的程度，总体上来说，这些谎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是钓鱼中唯一一个没有提升的环节。七位哲学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间所做的研究证明，自从《白鲸》之后，没有什么好的钓鱼谎言曾被书写……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一般都认为，约翰·伦道夫在报社干了最轻松的工作。他是《纽约时报》唯一靠玩耍而获得报酬的人。他的专栏来自冬天里有温暖阳光的地方，来自夏天里凉爽的湖泊。在更漫长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带上妻子，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她陪伴，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她，他近乎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装置，不管是开罐头器还是打火机，都会把他难住，有时使他一筹莫展。他总是心不在焉，把他戴过的所有帽子和几件外衣都丢在火车上。他的大多数衣服上净是吸烟烧的洞，他从没有填写过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着钓鱼，他的钓具箱竟然从他的脚下漂走，沉到了河里。

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司机，他需要一个陪伴司机和个人经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欢嘲弄寻欢作乐的电视人，讨厌所有的商业广告，然而他会入迷地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广告片，在广告结束后又大声地对妻子抱怨说：“琼，不要买这玩意。”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认为所有政治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败的。他对理论和知识的“珍贵”不耐烦，但他追求学术的荣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当他非常聪明的女儿贝尔登成功入选ΦBK协会后却没能买到钥匙时，他感到很受伤。

伦道夫连五个优秀的当代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名字都说不出，但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吉本和马克·吐温却非常着迷。《纽约时报》上他的读者中有许多文学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小说家万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正是通过读《纽约时报》上伦道夫的东西，“我第一次认识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风度地写写打猎，用那种对被猎取的生物和对我们这些猎取它们的傻瓜同等的爱的精神来写。”伦道夫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代音乐，但他喜爱歌剧，特别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音乐。他总是说，他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请人演奏一曲《阿伊达》中的“胜利进军曲”，但最终却未实现。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里，伦道夫死于肺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五年的专栏，不久被别人填补到了体育版的位置。伦道夫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的几周，靠吸氧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灵魂出窍。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所以说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医院里干等着。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对他的女儿说：“贝尔登，把我的钓鱼竿给我。”

女儿说钓鱼竿不在手边。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后来他的手动了大约30秒钟，这不是进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某种方向。起初他的女儿不理解，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