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又访问了塞尔马。这个城镇似乎平静下来。来自北方的同情者来了又走了——就像他们一百年前来到塞尔马又走了一样，现在塞尔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离破碎，生活并没有更好一些，行军者和记者又到南方别的地方去制造新闻了——最终，那些曾渴望来到塞尔马的北方白人并不反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不平等。

特纳·卡特利奇喜欢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他给《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发了一个祝贺的便条，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举动是不谨慎的。他也许显得对南方太偏袒了，作为一个编辑太不客观了，也许还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纳在他晚年表现的那样。当时福克纳在给各个报纸的公开声明和信件中极力维护南方，而全国的舆论却对顽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认可。编辑们通常不加评论地发表了福克纳的信件，但全国的社论文章作者并不斥责福克纳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的。福克纳仍然是一个颇受赞扬的人，这样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了蠢事也不会公开出丑，仍然有可能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新闻界最大的恭维。福克纳是一个得到这种尊敬的人。前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他在种族问题上比福克纳大胆得多，因此有可能关照他在《纽约时报》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纽约时报》记者认为他是这样的。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期待在杜鲁门频繁光顾纽约期间参与他的惯例清晨散步和冗长的讨论，但这个任务在杜鲁门晚年逐渐失去了其魅力，因为种族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也因为他开始显露出偏执的迹象。记者们必须要报道这种偏执，即使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些披露将会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怎样的失望。《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心。丹尼尔毕竟就是个硬心肠的新闻人，他在泽比伦的父亲用了大半辈子“黑鬼”这个称呼，而且当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举行一场学生运动来承认黑人的合法权益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时虽然是一位校园领袖，却没有参与其中。

美国一位前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评论，在《纽约时报》从不会受到漫不经心的对待。《纽约时报》愿意尽可能地保护共和国的元老们，编辑部会过分关心涉及有争议的杜鲁门主义的报道——例如，杜鲁门说，尽管黑人静坐示威可以成为重要新闻报道，但如果有人试图在他的店里这样做的话，他会把他们踢出去；再如，他说塞尔马抗议示威是“愚蠢的”，说马丁·路德·金是个“制造麻烦者”，并为此赢得了塞尔马县治安官詹姆斯·克拉克的一封感谢电报；又如，杜鲁门声称，种族通婚有悖于《圣经》的教义。后一种看法，没有引起《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反驳。这是杜鲁门沿公园大道散步时说的话，当时一位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问这位前总统，他是否认为种族通婚会在美国蔓延开来。

“我希望不会，”杜鲁门说，“我认为不会这样的。有个很长的词怎么说来着？混种（miscegenation）？”杜鲁门继续走着，挥舞着他的手杖，然后转向记者问道：“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吗？”当记者回答说他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她所爱的人时，杜鲁门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说，“是的，她不应爱一个和她肤色不一样的人。你会挑选那个和她一起出门的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女儿嫁的人就很合适。”

第二天早晨，所有这些言论都刊登在《纽约时报》内页一个小标题之下。这个报道在第二段里也提到，杜鲁门一直“在其他方面提倡种族融合”，还提到玛格丽特·杜鲁门嫁给的“合适的人”是《纽约时报》的克利夫顿·丹尼尔。

有人向卡特利奇问起他对“混种”的观点，有时发生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回答说这个题目根本不是他眼下主要关心的事情。他以一种戏谑的自信口气说，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女儿想嫁给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白种男人（她的确嫁给了那个男人，现在离婚了）。特纳·卡特利奇，没等发问就会预见到问题所在，从而避免轻率。他把民权运动的所有方面都视为极为重要的，以致不会和那些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的人严肃地讨论。甚至在报社里，卡特利奇也极力保留自己私下的想法，有时会幽默地避开一个尖锐的问题，有时像是漠不关心——就像他在这天下午做的那样，坐在会议室里听两个年轻的南方人丹尼尔和西顿用文雅的声音讨论密西西比最近发生的暴行。一直听到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丹尼尔对准备离去的编辑们说：“谢谢，先生们。”

卡特利奇已经有40年没有在密西西比生活了。现在他是一个纽约人，沉溺于最成功的南方人很快能适应的甜蜜的都市生活：光顾更好的餐馆，知道所有招待领班的名字，居住在东区的一座豪华大公寓里。在纽约东区，正是主张种族隔离的纽约的地主们，已经把种族隔离训练成为一种优美、文雅的艺术。卡特利奇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一个他九年前在旧金山的一次编辑大会上认识的富有、有吸引力的新奥尔良寡妇，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现在一年挣十万美元，有一个广泛而有趣的朋友圈。他不是一个大名人，而且他也不希望成为大名人，宁愿在公司范围内起作用，但他的名字在美国的每个新闻编辑部里都是人尽皆知的，他得到了纽约和华盛顿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的尊敬和某种程度的敬畏。65岁时，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他就实现了他年轻时最奇异的梦想，而且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城市，这个被他一位从密西西比迁过来的年轻朋友——威利·莫里斯称为“大洞”的地方，他已找到了归属感。

但在感情上，卡特利奇仍然是个南方人。喝酒时他说的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每当深夜他会想起在南方的日子，竟然达到了多愁善感的程度，甚至有点天真浪漫。他还记得那个农场，他交过的黑人和白人朋友。那个农场在密西西比中部的红土丘乡下，在奈斯霍巴县，是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取名的，但现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更为知名，是因为1964年在这个地方，在一条偏僻的乡村道路上，有三个年轻的民权工作者——迈克尔·施沃纳、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在一次三K党的密谋中被一个个地杀害了。按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这次密谋牵涉到奈斯霍巴县的首席副治安官。

卡特利奇孩提时所知道的南方同他现在在他的报纸上读到的南方很少有相似之处——正如他不愿承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界的过错。记者们专注于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正在进行中的对抗，合适出版的新闻。他们把历史的视角留给了别人，他们把这些地方的愉快方面留给了那些还没有遇到混乱和新闻报道的人的记忆里。这些人像卡特利奇一样，他们的南方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现在之所以想起南方，只是因一个熟悉的词“奈斯霍巴”突然从报纸上跳到他的眼前，唤起了他的记忆，或者刊登了一个事实或一个名字同他头脑里的密西西比有关。

例如，这天早晨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汉森·鲍德温的一篇军事文章，提到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将军。福里斯特是南方邦联军的一个骑兵军官，1865年拼命保卫塞尔马，抵御9000名进行掠夺的联邦士兵的入侵，包括一群黑人。尽管福里斯特失败了，但他在南方腹地仍然受到尊敬，是成千上万南方小伙子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们的英雄还有詹姆斯·G.克拉克，他在1965年是塞尔马县治安官，是该县种族隔离的象征。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是福里斯特麾下的骑兵。为当上福里斯特的骑兵，一个有抱负的人必须有一匹马、一个马鞍、一把马刀，必须贡献出两大块熏肉。这些詹姆斯·特纳都有，他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福里斯特的军队，投入了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战斗，打击联邦军士兵，而联邦军士兵的行列里可能就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祖父。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纽约时报》工作人员中的这两位祖先一定处于民权战争的两个对立面——由于《纽约时报》编辑部本身发生分裂，《纽约时报》有两个人退出了报社，去参加邦联军。然而，《纽约时报》的业主，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拥护奴隶制，但也不激烈地反对它。他叫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和35年后买下《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有许多共同之处——雷蒙德像奥克斯一样，想敞开所有大门，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不想陷得太深。正如雷蒙德所写的：“世界上很少事情是值得生气的，如果有的话，也恰恰是那些即使生气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亨利·贾维斯·雷蒙德，1820年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佛蒙特大学，是一个政治家。雷蒙德曾为霍勒斯·格里利的《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干过记者和编辑工作，但政治生活对他更有诱惑力，1850年他成了纽约州的一名众议员，辉格党的议员。但雷蒙德1851年得知他以前的雇主格里利上一年营利六万美元后，便也很快重新考虑了新闻业的好处。他和格里利的《论坛报》另一位曾经的雇员、已经成了奥尔巴尼成功的小银行家的乔治·琼斯一起，开始向那些像他一样有办报热情的人募集资金。他们打算办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口味上温和的报纸。雷蒙德认为，纽约的经济在繁荣，人口也在急剧增长，在纽约这样的报纸是有市场的，其他报纸要么太社会主义了，要么太爱传播丑闻了。尽管教会仍然耸立在城市的屋顶上，尽管纽约的50万人口大都集中在曼哈顿，第十四街上还是半乡村的，在离现在的时报广场不远的地方还有农场，不时还能见到野生动物，但港口已经挤满了大航船，卸下了货物，也卸下了来自爱尔兰和德国成千上万的移民，其中有未来的消费者和警察，以及奥克斯的父母。筹措七万美元开办《纽约时报》对亨利·雷蒙德和乔治·琼斯来说是相对容易的，《纽约时报》于1851年底开始出版，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当时的《纽约时报》是曼哈顿市区的一座灰褐色建筑物里由几十个职员进行印刷和生产的。它的第一期是一种四版报纸，有小单栏标题，超然和冷静地报道新闻，这种态度直到下个世纪一直是这家报纸的特点。第一期专题报道了来自欧洲的消息，其中大多数都挖自伦敦更有影响的杂志，以及来自全国的新闻——如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的一次逃亡的奴隶暴动——和几个短短的涉及地方利益的消息，例如：

周二半夜，第四巡逻区警官柯尔特于麦迪逊街发现一名35岁的不知名女子，该女子当时躺在街上，迹象表明她刚经历震颤性谵妄发作，似乎已经死亡。一辆运货马车将这位可怜的女子运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她似乎有所苏醒，但仍处于醉酒状态中，因此被安置于女子部的一个单间牢房，并在两个小时之后死亡。昨天早上验尸官对遗体进行了检验，陪审团给出了“中风发作死亡”的判决。

《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在两周之内达到了1万份，一年内达到了2.6万份，到1857年达到了4万份。内战的爆发，几乎对所有报纸都一样，也加速了《纽约时报》的成长，使其到1861年发行量达到了7.5万份。这场战争还大大增强了读者对新近发生的消息的兴趣，加快了报纸搜集消息的速度，迫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不仅仅是一周有六天出版，连星期天也出版。《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星期天版出现在1861年春天，是在该报创办十年后，在对萨姆特港进攻十天后。

在许多方面，对内战的采访比《纽约时报》后来的战地记者承担的任务更困难、更危险。在这一时期，在出现新闻通报和总部简报——以及信用差距——之前，记者们经常只写他们亲眼看到的事情。当然，这些眼见为实的叙述通常只是表达一种非常有限的对战争的看法，但偶尔它们也能揭露一些事。对《纽约时报》读者来说，甚至在林肯总统正式承认之前，他们也经常能够获得重要的战争消息。

邦联军在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失败的消息，在战务部承认这次失败之前四天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了。《纽约时报》还过早地透露了舍曼[注：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又译谢尔曼，1820—1891），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而闻名于世，曾与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制订“东西战线协同作战”计划。]从亚特兰大向海边进军的消息，这个独家新闻本来会给北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因为《纽约时报》在南方的发行马车不比舍曼的军队慢。一天晚上，格兰特和米德将军在帐篷里私下谈话，他们听到丛林里有声响，派人去侦察，原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人正俯卧在那里写笔记。雷蒙德带着《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助手亲自采访了巴尔兰的第一次战斗，从头到尾观看了这场战斗，深信北方很容易取胜，进军到里士满。发出了表明这一看法的快件后，雷蒙德回到战场上发现，联邦军队已经被击退了。他马上重写了他的报道，并把它送到华盛顿准备发出，但联邦的一个书报审查官截住了它。这次体验之后亨利·雷蒙德离开了战争报道，回到了他应该待的地方——纽约。

尽管亨利·雷蒙德是林肯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是使林肯再次当选总统的竞选班子领导人之一，在编辑《纽约时报》期间他对政治仍然是积极的，甚至有时会忽视《纽约时报》——但《纽约时报》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却是尽可能客观的，北方的一些读者甚至谴责它是亲南方的。《纽约时报》在查尔斯顿的一个有争议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位精神之父，在信件中老是被斥责为一个“主张脱离联邦者”和反叛宣传家。

但是，有一次他在实地报道对萨姆特港的炮轰时被抓获了，被南方当作联邦间谍而逮捕，所有这些斥责就突然停止了。他在监狱里待了一两天后就被释放了，提出坐下一班火车向北去，狱警没收了他的手表和钱包。

1863年夏天，在征兵暴乱期间，时报大楼本身也受到了纽约一次暴乱的威胁。当时愤怒的抗议征兵的年轻人焚烧房屋，破坏商店，袭击警察。除了其他业主之外，亨利·雷蒙德也谴责这次抗议行动，主张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即使兵役法在明天被废除，现在盛行的暴民精神仍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它出自于独立于这个法案或任何法律之外的根源——出自于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的恶毒仇恨，出自于对掠夺的渴望，出自于骚乱的偏好，出自于对一个不同种族的野蛮的仇视，出自于支持南方反叛者注定失败的命运的倾向。”

在格里利的《论坛报》大楼的窗户被砸碎，如果不是警察平息暴乱就会受到严重危害之后，雷蒙德给他的职员配备了枪支，并且允许他们向入侵者开枪。雷蒙德主要是靠他和林肯的友谊，还从战务部得到了两支加特林机枪，架在《纽约时报》经营办公室里，由《纽约时报》一位叫伦纳德·杰罗姆的股东负责监管。杰罗姆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第三支加特林机枪安放在五层时报大楼的屋顶上，占据了公园路、纳索街、马比克曼街的三角地带，在格里利大楼旁，但暴乱者根本没有接近报社。

在这场战争后，《纽约时报》的繁荣程度出现了暂时的衰退，因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时间太多——他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尽管有时广告减少了，发行量一时下降了，但雷蒙德的《纽约时报》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例外的是它对特威德（“老板”）和坦慕尼协会[注：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823—1878），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最出名的老板。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特威德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以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后死于狱中。]的反对运动的报道，这是在雷蒙德去世后和奥克斯接管前发生的事情。《纽约时报》没有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在战后回到了农场。这是一个仅能维持生活的农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特纳一家。自特纳和他的妻子有了14个孩子后，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儿，叫威利·安娜·特纳，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亲。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能像他母亲那样有效率——她精确地做每一件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培养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为她的母亲干不动了。母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孕，或者处在分娩后的恢复期，或者受已成为废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现实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顶下有任何舒适或秩序的奇迹。所以，这个女儿——威利·安娜是一个能通畅地阅读《圣经》的年轻女人，慈善但严厉，掌控了家庭和孩子们。她似乎并不讨厌这种任务，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学会了越来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务，她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她了。她经常感觉到这个担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基本上她是热爱它并且需要它的。

当她的弟弟和妹妹长大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威利·安娜开始帮忙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乐意。威利·安娜也乐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并和他结婚后，她也没有多大改变。李·卡特利奇瘦高个子，长脸，黑眼睛，留着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个虚弱的人，比她小四岁。安娜自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大女儿。她安排着时间，消耗着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亲大农宅里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会，操持晚餐，而这位老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个孙子孙女中间。他是一个指挥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负。外祖父给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结果，稍微打个手势，轻轻地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其他人去满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爷、老祖宗、老板。特纳·卡特利奇后来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和编辑碰到过许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个给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战后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战后最初的几年是很糟糕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实行的是一种易货贸易制度，但随着南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得以恢复后，在他的孩子们的帮助下，特纳的利益开始扩大到农场之外，在奈索巴县到处开小商店。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商店是一个小五金店，然后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作为农场的延伸，后来是一个药品杂货店，最后是一个福特汽车分店。在詹姆斯·特纳身上有不择手段的商人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他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冲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测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儿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话，那么特纳家族的下一代甚至会做得更好。当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儿子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

从童年时起，卡特利奇这个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母亲提倡努力工作的美德，谴责懒惰和酗酒、玩球和渎神。在星期天报纸和漫画出现后，威利·安娜把它们塞到她的床下，在星期一之前不让孩子们看到它们，她甚至不允许星期天在她的房间里吹世俗的曲调。她的丈夫李·卡特利奇是一个忧思和敏感的人，从不多说什么。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一段时间当过教师，也曾涉足过地方政治，但现在他在特纳的一家商店中工作。他的祖先也曾是农场主，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起初居住在卡罗来纳，后来是在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前来到密西西比州。李·卡特利奇的父亲在邦联军中服过役，但未曾参加过战斗，而他父亲的五个兄弟都杀过人，也有三个被杀。家庭留下来的人继续在农场，但李·卡特利奇在和威利·安娜结婚后，被吸收进特纳的家族，他的温文尔雅后来在站柜台时成了一种软性推销，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的命运也多少要在外祖父特纳的生意中来实现，但不清楚他1922年从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毕业后应从何处开始。在离家不远的特纳的商店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工作，全都是由叔叔、侄子、女婿们干的，所以他决定在一个五金批发部门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因为特纳一家在孟菲斯的一家五金商店里有不大的股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高兴去孟菲斯，以逃避家庭给他的幽闭恐怖症感觉。但当仔细一想，他开始生气了，并且感到愤懑。他觉得他实际上是被赶出家庭圈子了，因为在家里没有为他留什么地盘，这使他感到震惊甚至幻灭，好像这么多年他一直被热情的家庭、堪称楷模的母亲所欺骗，现在如同在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上，突然地被派去考验一下他的生存技能。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不自信。孟菲斯似乎太远了，就像香港一样远，但实际上只是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之间的一个边界城市。此外，卡特利奇从没有考虑过要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五金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谋生。在学院他主修科学，在植物和动物学班里他是聪明的学生。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熟练地打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从系主任办公室的半日制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在上大学期间他干过几种工作，他的母亲不让他有空闲的时刻。他干过的并且非常喜欢的暑期工作是为一家叫作《奈索巴民主》（Neshoba Democrat）的人工小周刊做一种什么都包括但又难以归类的职业。他为这家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招揽广告，直接收订阅的现金，搜集并写作地方新闻条，到工厂帮忙，学习排版，熟悉印刷工，其中一些是三K党成员。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一份工作，每周都有新的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个周刊是由一个叫彭努次·兰德的有说服力的乡村编辑主编的。他非常喜欢卡特利奇，欣赏他努力工作的热情及毫无怨言地做任何琐细工作的自觉性。所以，当特纳家庭计划让卡特利奇从事五金生意时，兰德正好在该州的西北角、沿密西西比河邻近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图尼卡的城镇创办另一家乡村周报。兰德喜欢起用像卡特利奇这样精力充沛的多面手在图尼卡发展。当兰德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这个职位时，卡特利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现在要辞职离家，他可以向家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一天孤苦伶仃的感觉一生都伴随着他：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坐上他舅舅乔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然后在站台上和乔舅舅站着等火车，后来得到了一本小小的支票簿作为离别礼物。“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乔舅舅说，“尽管写张支票用。”这意思是和善的，但也带有一丝忧郁，一种分手的现实。在火车驶向图尼卡的途中，卡特利奇感觉到了以后生活的迷茫。

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卡特利奇和人们和睦相处，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欢碰到的和所写的人物。在《图尼卡时报》（Tunica Times）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经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图佩洛杂志》（Tupelo Journal）上还会做的事情——做各种事情，包括写消息，办差使，招揽广告，排字，犯错误，长学问，结交朋友。对该城的乡民来说，卡特利奇是一个专注的年轻人，真诚而且谦虚。他给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野心。野心，加上附着于野心之上的驱动力、冷酷的决心、出格的行为、超过老人越上顶峰——他母亲培养起来的而他父亲缺少的野心，对卡特利奇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点，特别是在南方农村。这里是遵守秩序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长者，维护过去。一个像卡特利奇这样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却表现出更优越、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与大多数普通的一模一样的受教育不多的乡民不一样，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时代的对立面，出自出租公寓的未来巨头，并不需要这样谨慎。在北方，规则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励的，活跃是被允许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碍和紧张心理的话，活跃经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丛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轻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样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来，更有可能在纽约获得大权，因为这些南方人是通过南方腹地平缓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这个假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开始于南方并且和乡村人民和睦相处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学会了奉承、哄骗、平易近人和伪装天真——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作是“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理解小城镇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对陌生人的疑心、对忠诚度的要求和由贫穷导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来说，对于在20和30年代沿着这种乡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轻攀登者来说，为了要在纽约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对手来，或许要走一段更崎岖的路程，面对更微妙的挑战，做出更多个人的调整，运用更多非武力的计谋和武器。如果一个人能和南方的乡民和睦相处，他就能和几乎任何人和睦相处。而且由于掌握了这种看起来天真的艺术，这种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别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纽约的管理阶梯。相反，他的同事却被他解除了武装，为他的胜利而高兴，惊奇有这种“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远。

所以，在密西西比起作用的东西也在曼哈顿起作用，但反之却不尽然。北方人的个人冲动是和南方不合拍的，南方人不容易接受它；南方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做法，联邦立法者后来才知道这一点。南方有自己的速度和风格，并且给南方人打上终生的印记。当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时，他们也会被打上这种印记。定居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当地的口音，而定居于北方的南方人却学不会。

所以，在图尼卡，卡特利奇过得不错。他结识的乡民，他在密西西比为之工作的小报，以及他后来在孟菲斯加入的大报，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地方故事和奇人怪事，使他后来几十年能在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周围或华盛顿某个南方参议员的后室里取悦他的同事和客人。卡特利奇在华盛顿最自然地去接近的政治家，是那些和他同样熟悉南方乡村的人，是那些体现南方的风格并且像他一样知道如何远离家乡制造奇迹的人。在华盛顿，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阿拉巴马的托马斯·赫夫林、得克萨斯的约翰·南斯·加纳、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F.伯恩斯最友好。他们信任他，向他透露消息，和他一起喝酒——特别是加纳，他后来成了副总统。伯恩斯成为国务卿后，他为卡特利奇提供了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卡特利奇谢绝了。比起政治生活来，卡特利奇更喜欢报人生活，尽管在他那里这两个世界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卡特利奇的举止像是一个政治家，言谈像政治家，假如他冒险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生活，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记得住别人的名字，记得住应对老朋友尽的义务，即使他结交了处在更有权位的新朋友，他也不忘老朋友。卡特利奇1930年加入《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时，他似乎认识了首都南部每一个村子里的人——酿私酒者，浸礼会牧师，旅馆侍者，二手车销售商；乡村编辑和法官；一位卡特利奇一次为报纸的社会版写了一篇谄媚文章谈到的密西西比妓女；一个叫作威利·特纳的擦皮鞋男孩曾是詹姆斯·特纳农场上的奴隶的后代。事实上，威利·特纳取此名是为了纪念卡特利奇的母亲。卡特利奇搬到孟菲斯后，每周和威利·特纳在一起两三次。每当卡特利奇的名字出现在地方报纸上——后来出现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纽约时报》上，他的这位朋友都会从顾客每天留下的各种报刊上把他写的文章剪下来，把它们粘到一个剪贴簿上，放在他的鞋架下面。

卡特利奇于1923年乘火车从图佩洛来到孟菲斯。幸运的是，在他进入《孟菲斯新闻》（Memphis Press）办公室前不久，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市的新任命的主编急于证明他作为决策者的权力——他当场雇用了卡特利奇。后来当该报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卡特利奇被解雇了，这使得他有机会拜访《孟菲斯商业之声》，并且直接进入它的主编、一个叫作C.P.J.穆尼的红脸色的活泼的爱尔兰人的办公室。当卡特利奇进入房间时，穆尼坐在他的桌后，用少了几只指头的手揉了揉眼睛。穆尼听了一会儿卡特利奇滔滔不绝的介绍，对卡特利奇出生于密西西比感到特别高兴，这是穆尼希望增加发行量的一个州。于是，穆尼又用他的残手揉揉眼睛，打断卡特利奇的话，挥手让他离开办公室，用卡特利奇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不耐烦的口气说：“好了，好了，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你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卡特利奇按这个方向走，很快他见到了一个面色红润的毛发浓密的男人，叫萨姆·卡亨，是城市版编辑。他以适当谦卑的口气说，他刚听穆尼说他能加入记者队伍。

“穆尼先生跟你说什么？”卡亨难以相信地问道，此前没有人告诉他要雇用什么新记者。

“穆尼先生说你会给我一份工作。”卡特利奇重复一遍。

“他对你这么说的？”

“是的，先生。”

“他确切的话是什么？”卡亨依旧充疑惑地问道。

“他告诉我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我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告诉他给我安排工作。”

卡亨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一开始每周25美元。”

这比卡特利奇在《孟菲斯新闻》挣得还多5美元，卡特利奇很满意，他发誓会证明他对卡亨先生是有价值的。几天后，卡特利奇有了这样的机会。当时穆尼在写一篇关于棉铃虫的文章，突然来到新闻编辑室，大声地问大家：“有谁知道，你们把那些研究昆虫的人叫作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穆尼蔑视地扫视一下房间，摇摇头。然后为了突出他的蔑视，他指着一个职员，重复了这个问题；这个职员回答不出，他又问另一个。他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一个接一个地问，越来越生气，一步步接近了萨姆·卡亨坐的地方。卡特利奇在另一边注视着，想到卡亨不会比其他人更聪明。所以，正当穆尼准备指向卡亨时，卡特利奇从远距离喊了出来：“是昆虫学家吗？”穆尼挥挥手，点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萨姆·卡亨松了口气。第二周，卡亨给卡特利奇涨了10美元工资。

卡特利奇在孟菲斯一直待到1927年，那时他的报道引起了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注意，胡佛向阿道夫·奥克斯推荐了这个年轻的记者。在胡佛当选为总统后，在卡特利奇加入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后，胡佛又向奥克斯提起卡特利奇。1929年夏天，特纳·卡特利奇28岁时，成了一名《纽约时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