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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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的助手们过去常常因为总统先生对于其政策及时事做出错误甚至误导的评述而感到惊恐万分。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了。其实，总统先生还是照旧发表值得争议的观点，但报界对此不再像过去那样穷追不舍。据白宫官员分析，报纸减少报道反映了公众兴趣的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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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新闻报道，还不如说是关于新闻的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不是罗纳德·里根的魅力。它告诉了我们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我相信，不论是自由论者还是早些时候的独裁者看到这篇文章都会感到震惊。沃尔特·李普曼在 1920 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他对恢复 18 和 19 世纪的那种公众话语持悲观态度，但他和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报界训练有素并可以充当测谎仪，那么公众对于总统的误述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有了测谎的方法，公众就不可能对谎言的结果无动于衷。

但他的假设不适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很明显是公众拒绝表示兴趣。对于那些有关白宫谎言的新闻报道，公众会用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的一句话作答：“我们不觉得好笑。”但是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和女王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也许，如果总统的谎言能够用图片展示出来并伴以音乐，公众就可能惊讶地瞪大眼睛。如果他对政府政策的错误解释被拍成一部像《惊天大阴谋》那样的电影，如果电影里再出现几个洗钱的恶棍，观众的兴趣就一定会大增。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谎言被“水门事件”听证会上的磁带彻底揭穿之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东西，里根总统只是说了不完全属实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囚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会儿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橘子，一会儿又说在橘子和苹果中他更喜欢苹果。如果一句话是在选择墙纸图案时说的，另一句话是在选择做甜点的水果时说的，我们就会说这两种意见是相反的，它们不是自相矛盾的。但如果这两句话是在同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说的，那么它们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不可能同时成立。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我和我的年轻学生们关于他们写作的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我的观点。我说：“你看，在这一段里你这样说，在那一段里你又说了相反的话，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们很有礼貌，而且也想迎合我的意思，但他们被我提出的问题弄糊涂了，而我紧接着也被他们的回答弄糊涂了。他们说：“我知道，但一个是在那里，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这里”和“那里”，“此时”和“彼时”，一个段落和另一个段落，都应该是彼此相连、前后贯通的，都属于同一思想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茌”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存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公众怎么可能对总统这会儿说什么、那会儿说什么感兴趣呢？任何新闻都只是旧新闻的改写，没有什么有趣的或好笑的。唯一有趣的是记者们面对公众的漠然所表现出来的迷惑不解。这整个事情极富讽刺意义，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面对这样的局面，像乔治·奥威尔这样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了。这根本不是“奥威尔式”的情况。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之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变成《真理报》，美联社没有变成塔斯社，而且这里也没有“新话”。[4]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5]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6]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例如，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就是完全按照电视的模式定型的。它在大街上被摆在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上出售，它刊登的故事出奇地短，它的版面设计大量使用照片、图表和其他图像，有的还是彩色的。它上面的天气预报图简直称得上是一种视觉享受；它的体育版上无聊的数据多得可以让电脑发疯。结果，创刊于 1982 年 9 月的《今日美国》已经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这是发行审计局截止到 1984 年 7 月公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偏好传统的记者们批评它肤浅夸张，但该报的编辑们对印刷术时代的标准继续不管不顾。该报的总编约翰·奎恩说：“我们并不想得大奖，何况他们也不会为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这是他们为电视认识论产生的共鸣而献上的礼赞：在电视时代，段落已经成为报纸上新闻的基本单位。而且，奎恩先生也不必为不能得奖过于烦恼，随着其他报纸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最深入分析的段落颁奖的日子估计也不会太远了。

我们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如《人物》和《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有些电视节目，如《今夜娱乐》，把关于艺人和名人的信息转换成“严肃”的文化内容，这就使新闻的娱乐性更完整了：新闻的形式和内容都成了娱乐。

在赫胥黎笔下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广播算得上是媒介中的另类。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但也许还有一点考古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7]之间的对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在纽约市，WINS 广播电台请求听众：“给我们 22 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他们说这句话时是诚恳的，听众们也不会把这个口号看作是痴人说梦。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 22 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的能力。除非，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

[1] 麦克尼尔，《电视是否缩短了我们的注意广度》，《纽约大学教育季刊》14:2(冬季刊，1983)，第 2 页。

[2] 阿亚托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

[3] 沙(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

[4] “新话”(Newspeak)：指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为特点的宣传语言，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5] 原文为“soma”，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为了解除烦忧服用的一种药丸。

[6] 原文为“Howdy Doody”，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最受儿童欢迎的电视节目。

[7]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