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安僖王从骨子里说，对信陵君是不信任的。这种不信任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本人的庸碌无能，二是信陵君的德才兼备。原来大敌当前的时候，他或许曾经为兄弟重逢流过两行眼泪；现在形势好转，联军直逼函谷，他便难免又起了嫉妒之心，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便变得敏感起来。

就在这些谣言传播之际，秦国派使臣来到魏国，见到魏安僖王，便摆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随便敷衍几句了事。回到宾馆，才偷偷摸摸向魏国的工作人员打听：“咦，贵国不是已经立信陵君为王了吗？怎么还是他呀！”

工作人员自然把这些话都向魏安僖王作了汇报。魏安僖王再也沉不住气了，不由分说，派人到前线宣布免除信陵君的大将军之职，改派他人接替。

信陵君接到命令，长叹一声。他知道，这一次被褫夺兵权，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回到大梁之后，他就称病不朝，躲在家里日夜与门客饮酒作乐，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这样胡天胡地过了四年，最终竟因酗酒而死。

至于围攻函谷关的多国部队，自从信陵君被撤换，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没过多久，就各自撤军回国了。蒙骜出关追击，迅速扑灭了太原郡的三晋遗民起义，重新将太原郡置于秦国的控制之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当联军和秦军在函谷关相持不下的时候，在魏国沛县，本书前面提到过的那户姓刘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刘邦。

那个年代，信陵君的故事在天下广为流传，刘邦便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当了皇帝后，每次经过大梁城，他都要亲自祭祀信陵君。由于寻找不到信陵君的子孙后代，刘邦还专门指派了五户人家负责为信陵君守坟，让他们世世代代一年四季按时祭祀信陵君。由此可见信陵君对刘邦的影响有多深。

司马迁写战国四君子，对其他三人多有微词，唯独对信陵君赞不绝口，说他“名冠诸侯，不虚耳”，是那个年代一个实至名归的真英雄。

吕不韦和赵姬的故事

秦国王室显然流年不利。继秦孝文王只做了一年国君便去世后，公元前247年，在位仅三年的秦庄襄王也去世了，继承王位的是年仅十二岁的嬴政。

十二岁的孩子，自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政，只能依靠相国吕不韦替他打理一切，并且尊称其为“仲父”。

仲父，从字面上解读，就是叔父。当年齐桓公为了尊重管仲，也曾称之为仲父。因此，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也无可厚非，毕竟，秦庄襄王和他之所以能够先后坐到这个位置上，全拜吕不韦所赐。

而且，通过这三年的工作，吕不韦已经完全在秦国站稳了脚跟。换句话说，就算没有扶立秦庄襄王之功，吕不韦也是一位合格的相国，比之当年的商鞅、张仪、范雎，丝毫不逊色。他这个“仲父”的称号，既是嬴政给的，也是秦国全体文武大臣心悦诚服给他的。

唯一让人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在于他和嬴政相处得实在是太好了，好到君臣二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毫无违和感，让人觉得吕不韦不是仲父，而就是嬴政的父亲。如果再加上太后赵姬到场，场面就更加温馨，简直是吉祥三宝了。

原来嬴政和吕不韦长得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那方方的脸形，浓密的眉毛，生气时横眼看人的眼神……如果是不认识的人，将他们看成两父子也毫不奇怪。

如果考虑到太后原本是吕不韦家的歌妓，而且转送给异人之后不久便怀孕生子，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难免私下议论：“大王该不会是相国的儿子吧？”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吕不韦就不只是给秦庄襄王戴了一顶绿帽子，而是鸠占鹊巢，李代桃僵，终结了自传说中的非子（秦人先祖）以来嬴氏家族对秦国的六百多年的统治。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用一只丑陋的木马消灭了特洛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中国人的现实世界里，吕不韦用一个美貌的女人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却是轻描淡抹，波澜不惊。东西方智慧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后人也无从考证吕不韦与嬴政的真正关系，他们或许是父子（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也是老百姓最愿意相信的），或许仅仅是君臣。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秦庄襄王去世，吕不韦和太后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太后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人。单从人道主义出发，吕不韦也有义务让她守寡后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更何况，太后自有太后的风情，看到万人景仰的尊贵之躯在自己身体下癫狂，任何男人都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吧！

出于这种满足感，同时也是出于对自己权力的自信，吕不韦甚至不太避讳自己与太后的私情。

一开始，吕不韦挺享受这种“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乐趣，隔三岔五往宫里跑，跟太后研究国家大事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亦乐乎。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太后青春年少，正是如狼似虎年龄，而吕不韦呢，据后人考证，应该出生于公元前290年前后，至此已经是年过半百，就算成天喝鹿血服虎鞭，也不可避免要走下坡路。

面对太后的娇躯和越来越炽热的情欲，看着铜镜中越来越深的眼袋和黑眼圈，吕不韦竟然产生了一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凉感。

他主动减少了去太后寝宫的次数。

这种变化立刻引起了太后的不满，她几乎是毫不矜持地派出自己亲信的宫女前往相府，命令吕不韦前来“相商要事”。

吕不韦不得不解释，国家大事繁忙，太多政务等着他亲自去处理，每天接见外交使团都要耗费他半天光阴，军队在前线打仗也要他拿主意，他已经严重分身乏术。再重要的事情，能不能等他稍微空闲点再去商量？

吕不韦说的全是实情。可是在心急如焚的太后看来，所谓国家大事，统统不过是男人另有新欢的借口。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她就是国家大事啊！难道还有比她更重要的事情么？

太后一发飙，吕不韦就很紧张。这个女人一旦疯起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万一哪天说出“大王是相国的儿子”这样的话，他可就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正当吕不韦为了太后的性欲问题头焦额烂之际，一个名叫嫪毐（lào ǎi）的男人进入了吕不韦的视野。

嫪毐原本是个穷苦人，以在咸阳街头游走卖艺为生。

既然卖艺为生，必定有自己的特长。这位仁兄的特长就是特别长，在《史记》中被称为“大阴人”，也就是生殖器特别巨大。

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阴关桐轮而行”（以生殖器为轴，转动桐木车轮）。那是何等景象，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事实上，嫪毐卖艺的项目就是转车轮，每次表演都能获得满堂喝彩。那个年代民风淳朴，大伙儿对男女之事都不觉得神秘，大姑娘小嫂子看到嫪毐的表演，也不觉得脸红，反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高兴了便朝他扔两个铜钱，不高兴就羞他两句。总之，嫪毐凭着自己的特长，在咸阳城里混得还小有名气，以至于相国大人都听说到他的故事了。

一天傍晚，嫪毐收拾好卖艺用的车轮，正准备回自己投宿的客栈，突然有两名文官模样的人在路上拦住了他，将他带到了吕不韦的府上。

吕不韦正和宾客们共进晚餐。

嫪毐战战兢兢地走进那间巨大的会客厅，被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很快，有人给他端来一只香喷喷的羊腿和一坛老酒。

嫪毐偷偷看了一眼，只见吕不韦远远地坐在主位上，正和几位文武大员高谈阔论，相谈甚欢。也许是因为紧张，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嫪毐一概充耳不闻，只听见一个名字被反复地提起。

“原来这就是相国文信侯啊！”

他还在发愣的时候，旁边有人低声喝了一句：“快吃！”他才赶紧抓起羊腿，狼吞虎咽起来。

过了一阵子，听到吕不韦说：“带来了吗？”

门客回答：“带来了。”

吕不韦说：“那就让他表演一下吧！”

嫪毐这才意识到，敢情相国大人也听说了他的大名，要看他转车轮啊！他不禁抖擞精神，加上又酒足饭饱，就在相府大厅的空地上卖力地表演起来。

毫无疑问，他这次表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精彩，更让人瞠目结舌。在场的数百名客人看了，都忍不住爆发出阵阵喝彩，将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些客人中，包括太后宫中的两名宦官。他们虽然已经胯下无物，但是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也忘却了自己生理上的不足所带来的苦楚，高兴地拍起掌来。

吕不韦微微眯着眼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这两名宦官回去后，一定会添油加醋地将今晚看到的节目讲给太后听。

只要把太后的胃口吊起来了，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

宴会后，吕不韦命令将嫪毐留下来，在自己府上当了一名门客。

据《史记》记载，当时战国四公子风靡天下，吕不韦艳羡之余，认为以秦国之强，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输给任何人，于是也礼贤下士，招致宾客，很快使自己的门客达到了三千人的规模。这些人有的饱读诗书，有的身怀绝技，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像嫪毐这样的民间艺人，还真是很罕见。

人们难免议论：“相国的爱好广泛，求贤若渴，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境界啊！”

不久，太后果然召见吕不韦，拐弯抹角地向他问及转车轮的艺人。

吕不韦便将当日的情形向太后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道：“这位艺人现在还在老臣府上，太后如果想接见他，老臣可代为安排，送他进宫。”

太后脸“腾”地一下就红了，说道：“这怎么可以？”

吕不韦说：“太后是秦国的太后，连大王都要听您的，有什么不可以？”

太后说：“我怕人家说闲话。”

吕不韦恍然大悟般“哦”了一声，说：“老臣一时糊涂，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是个没名没分的布衣，贸然进宫觐见太后，确实不太合适。这样吧，老臣找个借口，将他问个腐罪，再送入宫中如何？”

所谓“腐罪”，就是当处宫刑之罪。也就是说，要把嫪毐阉割了再送进宫，这样自然没人能够说闲话了。

太后听了，“啊”了一声，便抿着嘴不说话。

吕不韦心里暗自发笑，故意等了老半天才说：“看来太后误会老臣的意思了。老臣只管判他腐刑，至于怎么执行，那还不是太后说了算？”

太后说：“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不韦将嘴附到太后耳边，嘀嘀咕咕地小声说了一阵。太后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那不甚娇羞的样子，使得吕不韦不禁心旌神摇，差点把持不住。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把话说完，太后娇喘一声，柔若无骨地说道：“那就照相国的意思办呗。”

吕不韦赶紧说：“是。”心里暗自骂道，便宜嫪毐那小子了！

没过多久，嫪毐因为偷劫之罪，被吕不韦判了腐罪，送到宫中去执行。太后派人暗中赏赐了施刑官许多财宝，让他们假装给嫪毐施了刑，又给他拔了胡子、眉毛，使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宦官，然后送到后宫去服侍太后。

从这时候开始，太后就不再缠着吕不韦了。嫪毐像一阵风般闯进她的生活，占据了她所有的时间、感情、身体。她感觉自己时而飘到了云端，时而潜入了深海；时而骑上了奔驰的马背，时而又变成了被人骑在胯下的母马；时而升华，时而堕落；时而母仪天下，时而淫荡不堪。由于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她很快怀孕了。这当然不能让外人知道。她撒了个谎，说算命之士告诉她将有血光之灾，破解的办法是搬离咸阳，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自然没有人怀疑太后，于是她带着自己的随从，搬到故都雍城的离宫中去居住了。

太后在雍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全是嫪毐的种。消息被严密封锁，只有太后身边最亲信的人知道这些事。当然，还有一个人也知道，那就是吕不韦。这个国家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吕不韦手上，如果没有吕不韦的保护，太后也无法保存自己的秘密。她和吕不韦之间，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吕不韦支持她享受身为女人的乐趣，她则支持吕不韦享受身为男人的乐趣。

对于吕不韦来说，所谓男人的乐趣不只在于权力，还在于获得更大、更长久的名声。

《吕氏春秋》

吕不韦不是一般人。

当他还是小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做大商人；当他是大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当大官；当他已经是大官的时候，他便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

所谓身后之事，不是给子孙留多少财产——当然，如果嬴政是他儿子，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而是在历史上书写重墨的一笔。

吕不韦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诸子百家的门户之见，编著一本“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书，名字就叫《吕氏春秋》。

这在当时是前无来者的大事。之所以原来没人做，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读的书多，也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的见识广，而是因为别人的条件不如吕不韦好。

只有在秦国这种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具备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力，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动手编撰《吕氏春秋》这样的皇皇巨著。

吕不韦最初有编这本书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况的刺激。《史记》记载，当时诸侯多辩士，像荀况这样的人，著书立说，四海皆知。吕不韦认为，荀况不过是通一家之言，就能获得如此鼎盛的名声；而他手下门客三千，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为什么不能在“立言”这方面超过荀况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秦国现在兵强马壮，吞灭天下只是迟早的事。吕不韦认识到：“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则需要更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比如说，荀况的儒家学说，其实就融合了阴阳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够风行一时，成为显学。吕不韦从中受到启发，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奉为圭臬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博采众长，加以融会贯通，从而消除各家的纷争，建成一套统一的理论。因此，他命令门客“人人著所闻”，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写下来，再进行编辑和加工。

可以这样讲，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也是在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可谓是未雨绸缪。

按照吕不韦的构想，《吕氏春秋》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按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十二纪，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六十篇。

第二部分是“览”。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总共六十四篇。

第三部分是“论”。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总共三十六篇。

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写成后共计二十余万字，在那个用竹简书写文字的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这部当时看来包罗万象的书中，编著者提到了自己对宇宙本原的认识。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根本是一种极其精细的物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又叫作太一，或者叫作道。正是由于这种精气的运动和结合，才产生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难想象，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都是不相信鬼神，也不承认天命的。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以此为出发点，《吕氏春秋》用大幅篇章谈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吕不韦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法天地”，只能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君道虚，臣道实”的理论。

天无形而化生万物，君主就应该如同天一样，养性保真，实现无为而治。这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可是君主为何要无为呢？因为君主也是普通人，也会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容易产生判断失误。要克服这种不足，就必须充分发挥臣民的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君主有所为，就会让臣民找到缺点，对他喜欢的事物阿谀奉承，对他讨厌的事物口诛笔伐，这样就很容易成为臣民的玩偶。因此，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戴上面具默默观察，不要乱说话乱表态，不让臣民有任何机会钻他的空子。

换而言之，吕不韦心中的理想社会是这样：谁来当君主，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国家总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这就有点类似于法家的思想了。

当然，君主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为了无为而治，君主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最根本的，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其身，反诸己。这基本上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其次是求贤用贤，君主的任务是用人，而不是做事。把人用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第三则是“知百官之要”，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的官职，使百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为君主服务。

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也不存在了，必须要有新的天子来稳定局势，结束大乱。他认为，天下人民过得越是水深火热，越是“王者”救民、创建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而“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也就是要理解人民的意愿，顺势而为，用实际行动来获取民心。而他的《吕氏春秋》，就是为了“示民不可不异”，以便“王者”采用的。

这位“王者”自然就是当时的秦王嬴政。

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滑向儒家的“王道”之说，离秦国现行的法家政策大相径庭了。这种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对外战争的具体细节上。

上文提及，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按斩首的数量来计量军功，因此每次大战都会留下斩首多少万的记录，甚至出现了白起这样闻名遐迩的“人屠”。但是，自吕不韦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出了比较大的改变。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蒙骜攻韩，设三川郡，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8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7年，王龁攻韩，占领上党，还是没有斩首记录。

《吕氏春秋》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谈论“义兵”。什么是义兵？就是要“诛暴君而振苦民”，因此在战争中要讲究对待敌军和俘虏的策略，要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吕不韦反对在战争中杀害俘虏，认为这是“无道与无义”的行为。

对外尚且如此，对内就更是讲究德治与仁政了。吕不韦主张统治者要爱护人民，适当减轻税赋，减少刑罚，争取民心。可以说，吕不韦统治时期，是秦国自进入战国以来少有的政策宽松时期。生活在咸阳的人们，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与舒适。

除了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吕氏春秋》中还有很多富含哲理的故事，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比如，有人从江边走过，看到一位父亲正准备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水里，便上前制止。那位父亲说，没关系，我是这村里的游泳健将！《吕氏春秋》由此感叹，难道父亲善于游泳，儿子就一定也善于游泳吗？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是不是太荒谬了呢？

且先别笑这位父亲的无知，事隔两千多年，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逻辑，不照样大行其道吗？

还有一个故事说，楚国人打算渡河袭击宋国，预先派人测量了河水的深度，并且在水浅的地方做好标记。但是没想到，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楚国人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者不计其数。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你还抱着原来的老黄历不放，迟早是会摔跟头的。

据说，《吕氏春秋》完稿之后，吕不韦曾经将其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请天下学子来挑毛病，说如果有谁能够改动一字，即赏千金。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所谓“不能易一字”，说的就是这样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