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

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

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

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

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

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庄子》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论语》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论语》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

【六卿内斗，晋国分裂的前兆】

公元前501年秋天，齐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包围了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境内）。

这一年，是齐景公即位的第四十七年，距离当年齐庄公讨伐晋国正好五十年。

齐景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晋国，倒不是为了纪念其兄齐庄公的赫赫武功，而是因为不久之前，晋国中军元帅士鞅突然去世，荀跞接替他成为头号权臣，晋国政局未稳，有机可乘。

《左传》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很有趣，没有宏大场景，没有刀光剑影，甚至没有双方主帅的特写，只有三个齐国人在那里搭台唱戏——

有一个叫敝无存的士人将要参战，他的父亲张罗着给他在村里定了一门亲事，想要他结了婚再走。那姑娘长得很端庄，家境也不错，更重要的，姑娘她爸的叔叔是当地的大夫，攀上这门亲戚，敝家脸上有光，说不定还能对敝无存的仕途有所帮助。外人看来很理想的一门亲事，却被敝无存一口拒绝。他老爸说：“你疯了，人家姑娘明天就上门，你要是敢把她送回去，她家不找咱家拼命才怪？”敝无存说：“要不您留着用？”他爸给了他一耳刮子。敝无存也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我跟您开玩笑呢，我早想好了，人也不用退回去，就嫁给我弟弟吧！”他爸说：“这姑娘有啥不好？我跟你说，就你那德性，还高攀人家了。”敝无存说：“高攀？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可是等我打完这仗，如果能够活着回来，我可是非国、高氏之女不娶！”他爸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你这孩子，太狂妄，实在是太狂妄。”

国、高二氏世代为卿，在齐国乃是贵族中的贵族。敝无存一介士人，想娶国、高氏的女儿，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如果能够在战争中立下奇功，那又另当别论了——齐景公治下，齐国极其崇尚武力，凡有战功者，封赏有加，格外恩宠。屌丝傍上白富美，并非完全不可能。

敝无存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了夷仪之战。他一手擎着齐军大旗，一手举着盾牌，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划过战场，第一个登上夷仪的城墙。他明白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要泡到国、高氏的女儿，还差那么一点火候。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战旗插在门楼上，转身又冲下门洞，企图砍死那里所有的敌兵，将城门打开，放大军入城。

结果他被敌人砍死了。

敝无存的英勇表现鼓舞了全体齐军的士气。大夫东郭书和犂（lí）弥相约登城。犂弥是鲁国人，当年随着鲁昭公流亡到齐国，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他对东郭书说：“我跟着你，登上城墙后，你向左冲杀，我向右冲杀，等到咱们的手下全部登上城墙才能下去。”东郭书说：“好啊，就这么办！”等到东郭书登上城墙，如约向左冲杀，犂弥却先跳进了城。战斗的间隙，两个人坐在一起休息，犂弥笑道：“我可是比你先入城哦！”东郭书马上站起来，穿好衣甲，拿起武器，说：“先是你给我出难题，你自己不遵守约定，现在又来调侃我。赶快拿起武器，我要跟你决斗！”犂弥大笑，说：“我跟着你，就好像骖（cān）马跟着服马，哪里能够抢先？”

一辆战车有四匹马，中间两匹为服，外边两匹为骖。服马背上装有游环，骖马之辔由外穿过游环，再控制于车夫手上，所以骖马总是跟着服马走。东郭书听到这个比喻，不觉大笑。

战后，齐景公论功行赏，敝无存已死，因此第一个要赏犂弥。犂弥推辞道：“其实有比我捷足先登的，我是跟在他后面。这个人戴着白色头巾，披着狐狸皮斗篷，健步如飞，所向披靡，他才是此战的英雄。”齐景公说：“那快将他找出来啊！”犂弥便将东郭书带到齐景公面前，说：“就是此人。我郑重地将国君的赏赐让给他。”东郭书谦让道：“还是赏给犂弥吧，他是宾旅之臣，我理当让他三分。”齐景公十分高兴，最终决定还是将此战的首功记到犂弥头上。

至于那位一心想当乘龙快婿的敝无存，死后可谓哀荣备至。齐国大军驻扎在夷仪，齐景公发布了一道命令：“有谁找到敝无存的尸体，赏五户，不供役事。”相对于一具尸体来说，五户奴隶和终生免除劳役之苦，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高了。更让人目眩的还在后面。尸体找到后，齐景公三次为其穿寿衣，赐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长柄罗盖作为殉葬。举行葬礼那天，全军默哀相送，挽灵车的人不是站着行走而是跪行，齐景公还亲自为其推车三次。

齐国进攻夷仪的同时，卫灵公也配合作战，包围了晋国的寒氏（今河北省邯郸境内）。晋国邯郸大夫赵午带兵抵抗。赵午乃是赵穿的后人，与赵鞅同宗，论辈分算是赵鞅的族弟。卫军攻破寒氏城的西北角，据而守之。赵午的部众作战不力，连夜遁逃。

夷仪之战后，齐景公加快外交攻势。公元前500年夏天，齐鲁两国举行夹谷之会，两国实现和平。同年冬天，齐景公、卫灵公和郑国的游速在安甫（地名，今不详）举行会议。公元前499年冬天，鲁国也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来，齐、郑、卫、鲁四国同盟逐渐形成，齐景公蓄谋已久的反晋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面对齐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晋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公元前500年夏天，晋国派赵鞅带兵包围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赵午急于报去年的寒氏之仇，带着七十名步兵杀入帝丘西门，大呼邀战。卫国人打开城门与之厮杀，不分胜负。

赵午回来后，满营夸耀自己的伤口。大夫涉陀，也就是那年抓着卫灵公的手腕浸血盆子的那位仁兄，不以为然地说：“您也算是勇敢了，但是卫国人并不怕你。如果是我去，他们连门都不敢开。”也带领七十名步兵，一大早杀到帝丘的门下，命令他们在门前左右站好，像树木那样一动不动。到了中午，卫国人仍然不敢开门迎战，涉陀才退回营。

但是，以赵午、涉陀之勇，帝丘仍然难以攻下。赵鞅只好退兵回国，却又不甘心，派人给卫灵公送去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要背叛晋国。卫灵公回道：“问问你们的涉陀、成何吧！”赵鞅一调查，才知道涉陀和成何对卫灵公做过什么。他将涉陀抓起来，再派人向卫灵公赔罪，请求重建同盟关系，又被卫灵公拒绝。赵鞅又急又气，干脆杀了涉陀。成何得到消息，赶紧逃到了燕国。

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挽回卫灵公的心。他给赵鞅送来五百户奴隶，意思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批奴隶是我送给你的私人礼物，作为当年入侵寒氏的赔罪，与国家无关。赵鞅将这五百户奴隶交给了赵午，说：“目前形势不明朗，暂且将这些人安置在邯郸。”

不久之后，赵鞅又命令赵午将这些奴隶转移到自己的居城晋阳。赵午本人倒没什么意见，但是他的家臣们认为不妥，说：“卫国送那份大礼，本来就是为了补偿我们在寒氏之役中的损失，如果将他们转移到晋阳去，岂不是拂了卫侯的好意？以后我们再和卫国打交道，就不那么好办了。不如这样，我们出兵讨伐齐国，齐国必然报复，那时候我们再将人送去晋阳，也有个名头，卫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群家臣的逻辑之混乱，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一直没有弄明白，总之赵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发兵入侵齐国边境，然后才将那批奴隶送去晋阳。

齐国果然出兵报复。卫国似乎也没有领会赵午的苦心，积极响应齐国的号召，发兵相助。于是公元前497年二月，齐、卫联军渡过黄河，洗劫了晋国的河内地区。根据齐国人战前预测，河内远离新田，晋国首脑得到战争警报，至少要数日；整顿军马，又需十余日；待晋军主力赶到河内，至少是三月的事了，联军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自由行动。

有一天齐景公请卫灵公赴宴，吃到一半，突然齐军探子来报：“晋军来啦！”卫灵公有点紧张，齐景公却很镇定地说：“来得好！”请卫灵公登上自己的战车，亲自驾车冲出营门，去迎战晋军。卫灵公吓得脸色发青，结果虚惊一场——原来是探子报错了。

探子当然不会看花眼，齐景公也没有那么勇敢。这一切，全是齐国人安排好的，就是为了娱乐一下卫灵公，让他见识一下齐景公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他们知道，晋军不但三月到不了河内，而且很有可能永远赶不上这场战争。

因为晋国内部出乱子了。

《左传》记载，赵鞅听说齐卫联军入侵，大为震怒，将赵午召到晋阳囚禁起来，并且派人对他的家臣说：“这是我与赵午的私人恩怨，不会迁怒于邯郸，你们自己作主，另立新主吧！”然后将赵午处死。赵午的儿子赵稷、家臣涉宾在邯郸举起反旗，宣布脱离赵鞅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哪里还顾得上应付齐、卫二国对河内的袭扰？

同年六月，赵鞅派上军司马籍秦围攻邯郸。赵午是赵氏小宗，赵鞅杀赵午，围邯郸，乃是家族内部事务，本来与外人无关。但问题是，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与士鞅素来相好。士鞅死后，士吉射成为范氏宗主，荀寅还与士吉射结成了亲家，他们对赵鞅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暗中商量要对付赵鞅。

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获知消息，建议赵鞅早作准备，先发制人。赵鞅不同意，说：“晋国的法律，先为乱者死罪，被迫还击者可免。”董安于说：“您这样优柔寡断，只会害了自己的百姓，那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担任统帅。到时追究起责任来，就说是我的主意，让我顶罪吧！”赵鞅还是不同意。

同年七月，士吉射和荀寅果然发难，围攻赵鞅在新田的府邸。赵鞅仓皇出逃晋阳，闭城自守。士吉射和荀寅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赵鞅，宣布其为叛贼。

当时晋国的情况很复杂，堪称乱成一锅粥——

范氏家族：士吉射成为族长之后，冷落了弟弟士皋夷，士皋夷心怀不满，“欲为乱于范氏”。

智氏家族：荀跞现在是晋国的中军元帅，特别宠信大夫梁婴父，两人基情四射。荀跞甚至想让梁婴父成为卿，而卿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六位，而且长期为六家把持。这就意味着荀跞必须除去其中一位，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韩氏家族：韩不信与荀寅历来尿不到一壶。

魏氏家族：现在的族长是魏舒的孙子魏曼多，与士吉射势同水火。

中行氏家族：荀寅与士吉射狼狈为奸，不满荀跞的领导。

赵鞅出逃后，荀跞召集韩不信、魏曼多、士皋夷、梁婴父商量，密谋准备驱逐荀寅，以梁婴父取之；驱逐士吉射，以士皋夷取代。简而言之，三大家族要对范氏和中行氏动手了。

动手得有理由。荀跞对晋定公说：“先君有命，大臣为乱者死罪。现在范氏、中行氏和赵氏作乱，而只讨伐赵氏，这是不公平的，请您下令驱逐士吉射和荀寅。”晋定公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了个“好”字，心里想：你们爱斗就去斗吧，关寡人何事？

同年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以晋定公的名义讨伐荀寅和士吉射。后者奋起反抗，将矛头直接对准晋定公。

当年齐国栾、高之乱，高强逃奔鲁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靠于范氏门下，已有三十余年。高强对士吉射说：“古话说，三次摔断骨头的人，可以为良医。当年我就是因为将矛头对准齐侯，结果被赶出了齐国，因此深有体会，知道天下之事，唯讨伐国君绝对不能做，因为那样特别容易激起公愤。智、韩、魏三家表面上团结，实际上各怀鬼胎，只要您和中行氏齐心协力，不难打败他们。等到打败了他们，国君还不是听您的？”

士吉射不听，在他看来，先将晋定公抓在自己手里才是王道，于是与荀寅集中力量进攻新田。还没等智、韩、魏三家出手，各地的百姓纷纷起来讨伐他们，士吉射和荀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家乘机发动总攻，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只好逃到朝歌去避难。

荀跞还想趁机消灭掉赵氏，韩不信和魏曼多坚决反对。一则韩、赵两家世代友好；二则这次讨伐中行、范氏，荀跞获利最大，韩、魏二人都担心荀跞一家独大，不希望看到赵家就此灭亡。于是他们向晋定公求情，晋定公当然没什么意见，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同年十二月，赵鞅又回到了新田，与晋定公在公宫举行了盟誓。但是荀跞还是不想轻易放过赵鞅，梁婴父也对荀跞建议：“赵鞅手下的董安于是个人才，只要他在赵鞅手下，赵鞅必定强大，迟早有一天会称霸晋国。您何不先剪除其羽翼，将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董安于身上，问他个死罪？”

荀跞派人对赵鞅说：“据我所掌握的情况，这次国内动乱，中行氏、范氏虽然主动发难，董安于也有重大责任，是他故意挑逗他们，才会这样的！先君有命，为乱者死。现在那两个人已经逃出晋国，怎么处置董安于，您看着办吧。”

赵鞅对此十分苦恼。这一次赵氏家族可谓岌岌可危，如若不是老韩家和老魏家出手相助，只怕难以幸免。事情刚刚平静，荀跞又来这么一手。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听从董安于的建议，说不定早就大局已定，吞并了中行氏和范氏，不用受荀跞的鸟气了。

董安于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位自幼追随赵氏的老臣看出了赵鞅的烦心事，主动提出来：“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晋国安定，让赵氏安全，那我愿意。自古人生谁不死，我活到这把年纪，够了！”自缢身亡。

赵鞅闻讯大哭。哭完便做了他该做的事，将董安于的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派人告知荀跞：“主人（他尊称荀跞为主命令处罚罪人董安于，现在他已经伏罪了，请示下。”

荀跞这才表示满意。不久之后，智氏与赵氏也举行了盟誓。因为董安于的牺牲、赵鞅的隐忍，赵氏得以保全。

对于齐景公来说，晋国的内乱无疑是个极好的题材。公元前496年夏天，晋军围攻朝歌。齐景公隔岸观火，拉上鲁定公、卫灵公在著名的风景区梁上开会，商讨营救中行氏、范氏。荀寅、士吉射的党羽士鲋、小王桃甲（复姓小王）则引狼入室，带领狄人偷袭新田，被新田军民打败。士鲋逃入雒邑，小王桃甲逃回朝歌。

同年秋天，齐景公又与宋景公在曹国的洮地会面，主题还是讨论救援中行氏、范氏。这就意味着宋国也被拉入齐景公的同盟，晋国完全失去了对东方各国的控制。

同年冬天，郑国在齐景公的授意下，派兵帮助中行氏、范氏进攻新田。晋军在潞城（今山西省境内）大败中行氏、范氏，接着又在百泉（今河南省境内）打败郑国干涉军。

公元前494年，晋军围攻赵稷盘踞的邯郸，齐卫联军则包围了晋国的五鹿，以救援邯郸。不久之后，鲁国加入，三国联军攻下了棘蒲（今河北省境内）。

此时，齐国的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故。

其一是鲁定公病死，鲁哀公即位。孔丘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关于这件事，以后还将讲到，在此不多说。

其二是卫国大子蒯聩出逃。《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南子原本是宋国公主，还在宋国的时候，与大夫公子朝打得火热。公子朝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对付女人很有一套。南子在卫国久了，思念公子朝的好处。卫灵公这老家伙也是与众不同，非但不吃醋，还专门派人请公子朝到卫国来与南子相会。这事被大子蒯聩知道了，蒯聩感到十分耻辱，命令手下戏阳速刺杀南子。戏阳速答应得好好的，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行动，导致蒯聩事泄，不得不逃到宋国，后来又逃到晋国，投入赵鞅门下。

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去世，留下遗言命庶子公子郢即位。南子也想立公子郢，但是公子郢拒不答应，而且说：“蒯聩虽然在外，可他的儿子还在卫国啊！”南子没办法，和群臣商议后，立蒯聩的儿子公孙辄为君，也就是卫出公。

同年秋天，齐景公派人向朝歌运送粮食，郑国的罕达、驷弘带兵护送，士吉射出城相迎。晋国派赵鞅袭击运粮部队，双方在戚地相遇。

阳虎对赵鞅说：“我们的战车少，请引诱郑军深入，我再正面拦截。罕、驷二人看到我的样子，必然害怕，那时候再全军合战，可大败郑军。”赵鞅采纳了这一建议。

阳虎为何对自己的相貌有这样的自信，史上无人能解。但是有人推测，阳虎在鲁国当政时期，确实是威风八面，以至于齐国人和郑国人看到他，都有些害怕。本书对此不予深究，姑妄听之。

战前，赵鞅命人以龟甲占卜，龟甲焦裂，乃不祥之兆。赵鞅给大伙鼓气，说：“范氏和中行氏违背天命，残害百姓，想要杀死国君而统治晋国。现在郑国无道，帮助叛贼而抛弃国君。我们这些人顺从天命，受命于君，推行大义，洗除耻辱，在此一役。凡克敌制胜者，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春秋时期县大于郡），士则赏田，农、工、商等晋升为士，奴隶给予自由。我赵鞅如果有幸带领诸位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向国君要求上述赏赐，决不食言！如果不幸失败，我也无脸回去了，请用绞刑将我诛戮，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衬板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车装运，不许葬入赵氏家族的墓地。”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了。将士们听到统帅发这样的毒誓，都十分激动，纷纷表示要与郑国人决一死战，绝不让统帅遭受这样的耻辱。

开战那天，大夫邮无恤为赵鞅驾车，蒯聩充当车右护卫，驱车登上铁丘（当地丘名）。只见郑国人密密麻麻，排着整齐的作战阵形，像森林一般压过来。蒯聩几时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吓得当场就跳到车下。邮无恤解下腰带，一头递给蒯聩，轻声喝道：“上车！”蒯聩扯住腰带上来，脚仍在发抖。邮无恤又好气又好笑，骂道：“你怎么像个女人？”将他弄了个大红脸。

赵鞅巡视部队，发表战前演讲：“先大夫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参加战斗都俘获敌人，后来获赏车百乘，得以善终。诸君请努力杀敌，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毕万是晋献公时期的武将，即魏氏家族的先祖，他的故事在晋国人尽皆知，是以赵鞅有此一说。

大夫赵罗，是赵鞅的堂侄，当时年幼，又是第一次参加战争，感到十分害怕。他的车夫繁羽不得不将他绑在车上。军纪官见了，询问那是怎么回事。繁羽说：“他疟疾发作，打摆子呢！”

到了这个时候，蒯聩也不能怯场了。他手持宝剑，郑重祷告：“列祖列宗在上，因为郑胜（郑声公名胜）扰乱纲常，晋午（晋定公名午）处于危难之中，派赵鞅前来讨伐。后辈蒯聩不敢贪图安逸，也列居持矛作战的队伍中，请祖宗保佑，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骨折，不要让伤到我的脸，不给祖宗带来羞辱。”这都什么祷词，简直是奇文。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战斗打响后，蒯聩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一开始郑军仗着人多，占据了上风。赵鞅被击中肩膀，晕倒在车内，连统帅的大旗都被郑国人夺走。赵罗也成为了俘虏。倒是蒯聩英勇无敌，先是挥戈奋战，将赵鞅救出险境；继而带领晋军发动反攻，反败为胜，将郑国人打得东奔西跑。一千车齐国的粮食就这样落到了晋国人的手里。

当初士吉射逃到朝歌，他的家臣公孙尨（máng）仍然在范氏的领地上为他收税，被赵鞅的部下拿到，将要处斩。赵鞅说：“人各为其主，他有什么罪？”于是将公孙尨释放，而且赐给他土地。铁丘一役，公孙尨带领部下五百人夜袭郑军，夺回了赵鞅的统帅大旗，说：“谨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

战斗结束后，赵鞅清点部众，发现前锋精锐部队大多战死，感慨道：“郑国虽然是小国，却不可小觑。”殊不知，郑国自郑庄公殁后，虽然国势每况愈下，军队的战斗力却从来不曾下降，打起仗来胜多败少。这次如若不是蒯聩等人发力，孰胜孰负还很难说。

战后论功行赏，赵鞅很得意，说：“我被敌人击中，伏在弓袋上吐血，但是仍然击鼓不断，鼓声不衰，这一战我的功劳最大。”蒯聩毫不客气地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带兵追击敌人，我在车右中功劳最大。”邮无恤大笑道：“我为您驾车，马的肚带都快勒断了，我仍能控制它，我是车夫中功劳最大的。”好嘛，功劳全被统帅车上的三个人得了，别人还得个啥？当然，其他人还是有赏赐的。只不过这三个人在战争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拿了头功，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当天夜里，赵鞅喝得大醉，说：“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意思是夺了敌人的粮食，朝歌的气数也就尽了，中行氏、范氏不再成为忧患。家臣傅叟在旁边冷冷地说了一句：“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智氏在那里呢，现在高兴，恐怕为时过早。”赵鞅一听，惊得出了一身冷汗，酒立刻醒了。

傅叟说得没错，这几年来的动乱改变了晋国的格局，由原来的六卿专政变成了四雄并立，而荀跞领导下的智氏家族趁乱而起，势力最大，实力最强，已经凌驾于赵、魏、韩三家之上，隐然有独霸晋国之势。相比之下，已经成为落水狗的中行氏、范氏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元前492年十月，赵鞅进攻朝歌。由于得不到齐国的救济粮，朝歌早就陷入饥荒，如何抵挡得住赵鞅的大军？荀寅倒是临危不乱，装作要在城南发动反攻的样子，将赵鞅的主力部队吸引过来，然后和士吉射带领小股精锐在北门突围而出，逃至邯郸。

公元前491年七月，齐卫联军再度包围五鹿，谋救士吉射。九月，赵鞅围攻邯郸。十一月，邯郸城破，荀寅、士吉射逃亡到鲜虞部落，赵稷逃奔临地（今河北省境内）。十二月，齐景公派国夏讨伐晋国，一口气拿下邢、任、栾、高、逆畤、阴人、盂、壶口等地，与鲜虞人会师，将荀寅和士吉射护送到柏人（今河北省境内）。

公元前490年春，晋军讨伐柏人。柏人是范氏家族的旧领地。当初士吉射的家臣王胜虽然十分讨厌张柳朔，却建议士吉射安排张柳朔当柏人的地方官。士吉射感到奇怪：“你不是和张柳朔有仇吗？”王胜说：“那是私仇，不影响公事。喜欢一个人，要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不能忽视他的优点。这是为臣的基本原则，我岂敢违背？”等到晋军围攻柏人，荀寅和士吉射坚守不住，想要逃到齐国去，张柳朔对儿子说：“小伙子，你跟着主人好好干！我来掩护你们突围，就死在这里了。这是王胜交给我的使命，我不得不完成啊！”于是率部与晋军死战。荀寅和士吉射趁机突围，逃到了齐国。

就在齐景公踌躇满志，想要以荀寅和士吉射为先导入侵晋国腹地的时候，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永远中止了他的野心，也断绝了中行氏、范氏复兴的美梦。

公元前490年九月，在位五十八年的齐景公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