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

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

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

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

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

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

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

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

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

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

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

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

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

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

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

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

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

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

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

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

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

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

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

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

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

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

《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

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

“方便得很，方便得很。”

“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

所有人都傻了眼。

“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

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

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

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

《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

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

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

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

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

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

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

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

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

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

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

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

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

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

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

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

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

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

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

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

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

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

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

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

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

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

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

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

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

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

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鞅变法的成绩。

“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

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

《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四年。

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

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

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

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

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

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

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

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

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

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

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

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

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

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

第二条，推行县制。

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

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

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

第三条，统一度量衡。

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

第四条，征收人头税。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

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

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

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

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

《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