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餐之前，庆封煞有介事地端起酒杯，向诸神献祭。按照周礼的规定，但有饮食，必先献祭，这倒是没错，可献祭是主人的专利，客人来越俎代庖就很不合适了，而且有托大的嫌疑。
叔孙豹很不高兴，命乐工唱了一首《茅鸱》之歌，讽刺庆封不敬主人。和上次一样，庆封仍然不知道这是在批评他，赶紧端起酒杯向叔孙豹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齐国派人到鲁国，责备鲁国收留庆封一事。庆封在鲁国呆不下去，只好南下投奔吴国。吴王馀祭收留了庆封，让他居住在朱方（地名），而且将女儿嫁给他。
奇怪的是，庆封虽然不通政治，不读诗书，搞经济却是一把好手。他在朱方收聚族人，投机赢利，很快就积聚了大批钱财，比在齐国的时候更为富有。消息传到鲁国，有人对叔孙豹说：“这还真是恶人好命，庆封又当上暴发户啦！”叔孙豹说：“不可这样说，好人发财叫做奖赏，坏人发财那是灾难，我看老天是想降灾于他，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好一网打尽吧。”
同年十一月，齐国实行拨乱反正，将崔杼之乱时逃亡到各国的公族人士都召回齐国。赏赐给晏婴邶（bèi）殿（齐国地名）附近的乡镇六十个，晏婴拒不接受。子尾对晏婴说：“富贵，是人们都有的欲望，您为什么不接受？”晏婴说：“庆氏拥有众多土地，满足了欲望，结果逃亡了。诚然，我现在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我的欲望，如果将邶殿的土地赏赐给我，那也就满足了。可是欲望满足之后呢？离逃亡也就不远了。逃亡在外的人连一座城邑都不能主宰，那多没意思！我不接受邶殿的土地，不是讨厌富贵，而是喜欢富贵，怕失去富贵啊！而且，富贵这玩意，要像布帛一样，有一定的长度限制，让它不能无限制增长。治理百姓，要考虑到他们总是想生活富裕，器用丰厚，那就要用端正的道德加以限制，让他们的富贵程度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不贪多，这就是对自己的限制。”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晏婴的这段话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齐景公又赏赐给北郭子车六十个乡镇，北郭子车接受了；赏赐给子雅土地，子雅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赏赐给子尾土地，子尾悉数奉还；至于庆封的亲信卢蒲弊，竟然仅仅被流放到北部边境，这在当时也算是异数了。
【弱国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
值得一提的是，致襚是由使臣完成的，从古至今，没有诸侯亲自致襚的先例。楚国人要鲁襄公亲自为楚康王致襚，无论对鲁襄公本人还是对鲁国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侮辱。
他把叔仲带找来臭骂了一通：“都是你的馊主意，早点回国的话，怎么会有今日的羞辱？”叔仲带无言以对。
他又向叔孙豹抱怨：“你看人家向戌多聪明，听到楚王的死讯，立马劝宋公打道回府，咱们还傻乎乎跑到郢都来自取其辱。”——宋公就是宋平公，向戌陪同宋平公访楚，听到楚康王去世的消息，对宋平公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不是冲着楚国来的。国内的饥荒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工夫去安抚楚国的悲伤。姑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楚国人再立新君之后前来回罪好了。”宋平公听从了向戌的意见，就返回商丘去了。
叔孙豹到底比叔仲带底气足，等到鲁襄公发完牢骚，才不紧不慢地说：“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办法面对吧！”
“如何面对？”鲁襄公余怒未消。
叔孙豹对他说了八个字：“祓殡而襚，则布币也。”翻译成现代文：先扫除棺材上的不祥之气，然后再致襚，这就好比朝觐时陈列钱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可行吗？”鲁襄公有点犹豫。
“当然。”叔孙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到了致襚那天，叔孙豹也未事先知会楚国人，安排了一个鲁国巫师，手里拿着桃木棒和笤帚，口中念念有词，绕着楚康王的灵柩转了一圈，用笤帚在灵柩上做了几个打扫的动作。事发突然，楚国人还来不及反应，巫师已经完成了驱邪仪式。鲁襄公这才捧着衣服，不慌不忙地走到灵柩以东，将衣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上。
楚国人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心细的人翻遍周朝的典籍，找出了这么一句：“君王参加臣下的丧礼，先派巫师以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扫除不祥……”这才恍然大悟：敢情鲁国人这是反客为主，占了我们的便宜啊！
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ū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
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吴国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据《史记》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昧，老四叫季札。季札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诗书，深受寿梦喜爱，他的三个哥哥也对他爱护有加。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当了国君才三年，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在诸樊看来，老头子喜欢季札，王位就应该传给季札，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就算完成任务啦！
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您是嫡长子，君位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再说，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还是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吧！”
诸樊坚持要让位，季札干脆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去种田，诸樊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公元前548年冬天，诸樊亲率大军讨伐楚国，在巢城战死，馀祭即位为君。根据《左传》记载，杀死诸樊的是楚国巢城守将牛臣。但是据一本名为《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诸樊为了传位于季札，“轻慢鬼神，仰天求死”，按照这种说法，诸樊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这也是无聊文人的臆病，一定要让位于季札的话，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
司马迁也不消停，在《史记》中写道，诸樊临死的时候，给馀祭下了一道密令，要馀祭将王位依次传下去，直到让季札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君，“以称先王寿梦之意”。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馀祭和夷昧必须死得早，否则的话，等到夷昧去世，季札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木，甚至先夷昧而去了。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带兵入侵越国，带回来一批战俘。其中一个人被处以刖刑（挖去膝盖），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没过多久，馀祭突然提出要去看船。这事颇为蹊跷，想想看，馀祭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稀松平常得很，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再考虑到守船的人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后人恐怕难免认为馀祭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事实正是如此。当馀祭毫无防备地在江边看船的时候，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一年，距寿梦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
接下来，夷昧继承了王位，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季札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
同年五月，夷昧给季札派了一趟差使，让他去中原各国访问，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谁都没有意料到，季札的这次出访，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轰动，而且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季札从吴国的首都句吴（今江苏无锡一带）出发，一路北上，首先经过了徐国。
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建立之前。据说，其先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今天的山东郯城一带（当时称为徐地），建立了徐国。周穆王时期，徐国迁到今天的徐州一带，与东夷部落混居，成为东夷诸国中最大的国家。
季札在徐国受到热情的招待。徐国的国君与季札一见如故，多次宴请季札，一再留他多住几天。据说，季札有一把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但是一直不敢说出口。季札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但是考虑到自己还要出使中原各国，必须要有符合身份的佩剑，只好装作不知道，打算回国的时候再送给徐君。
季札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鲁国。
吴国和鲁国都是姬姓后裔。鲁国地处中原，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大国；吴国蛰居江南，与世隔绝，直到寿梦年代才与中原有所往来。在心高气傲的鲁国人看来，吴国是比楚国还蛮荒的国度，吴国人到鲁国来，就是来学习文化，接受再教育的。
叔孙豹代表鲁襄公接待季札，两个人聊了一上午，叔孙豹惊喜地发现，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年轻人，不但知书达理，才思敏捷，而且具备一种在鲁国人身上极其罕见的朝气。
“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当两个人谈得入巷，大有相见恨晚之际，季札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但讲无妨。”
“那我就直说了。”季札坐直了身子，“您恐怕难以善终！因为您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看不透人间的善恶。我听说，君子必须善于择人，您以鲁国宗卿的身份担当国政，不慎重选拔人才，怎么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我担心您因为用人的问题而遭受祸害。”
听到季札这样批评叔孙豹，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叔孙豹的脸色也变了一下，但很快掩饰过去，对季札说：“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注意的。”
叔孙豹表现得很有风度，却不知道季札这番批评的话，不只是肺腑之言，而且是有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这件事，以后还会讲到，在此不提。
季札在鲁国访问，向鲁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想观赏一下鲁国的周乐。这个要求提得很对路。一个聪明人，如果去朝鲜访问，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看“阿里郎”，主人肯定会很高兴，夸奖他识货；鲁国人历来以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自豪，周乐则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札这个要求一提出，鲁国人便乐了，二话没说，为他举行了一场汇报演出。
一开始演唱的是《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两篇，这也是《诗经》的开场白，自古以来被列于《诗经》之首。从篇名上看，《周南》和《召南》是赞美周朝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文治武功，说他们将周朝文化自北向南广泛传播，从泾渭流域到江汉平原，都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
季札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低眉沉思，时而击节轻和。是啊，那是姬姓子孙引以为荣的年代，周武王在周公旦、召公奭等人的辅佐下，长戈一挥，将貌似不可一世的商王朝击得粉碎。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姬姓子孙被封到各地去建立国家，加上周公旦和召公奭的苦心经营，周文化在中原大地乃至蛮荒之地上迅速传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牢固地树立在人们心中……
一曲终了，季札似乎仍然沉浸在音乐的美妙意境中，半天才睁开眼睛，感叹道：“太美了！王朝这就奠定了基础，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臣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没有任何怨言。”
陪同观看演出的鲁国人都在想：咦，看不出这个南方来的蛮子竟然精通音律，点评得很到位嘛！他们对于吴国的轻视之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所收敛了。
接下来演唱的是《邶风》《鄘风》和《卫风》。邶、鄘、卫都是周朝初年在原来商朝王畿建立的姬姓国家，被称为“三监”，用于监视商朝的旧贵族。后来邶、鄘两国背叛，周公旦平定叛乱后，将两国领土并入卫国，所以《邶风》和《鄘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卫风》的一部分。
季札听完这一段，再度发表点评意见：“美而渊深，虽有忧虑，但是并不困窘，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品德就是这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刚演奏的就是《卫风》吧！”卫康叔是卫国的首任君主，卫武公则是春秋初年的人物，在平定犬戎之乱和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季札此言一出，鲁国人对他就不只是不敢轻视，而是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演唱了《王风》，这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城雒邑地区的乐曲。季札又评价道：“太美了！虽然有些忧思，但仍然有先王遗风，无所畏惧。这恐怕是王室东迁之后的音乐吧！”
又听了《郑风》，季札说：“不错！但是琐碎得过分了，老百姓恐怕接受不了，这恐怕是国家将要先灭亡的音乐！”
再听《齐风》，季札赞赏道：“美好而宏大，这是泱泱大国的音乐啊！能够作为东海各国表率的，只能是姜太公建立的国家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接着听《豳（bìn）风》。豳是周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时候，周人的先祖公刘逃到戎狄部落，在那里聚族而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建立了豳国。《豳风》是周朝建立之后，后人怀念公刘的功德所作的乐曲。季札感叹道：“美好啊！博大啊！乐而不淫，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吧！”
接下来是《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了。夏就是大，而且大到极致了，这恐怕是我周朝的旧乐。”古人以西方为夏。比如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可为一证；东晋的时候，赫连勃勃占据今天的内蒙及陕西等地，国号为大夏；宋朝的时候，元昊在今天的宁夏一带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亦可为证。而在春秋时期，河南、陕西一带的语言中，“夏”与“大”同义。秦国在西方，当时占有的土地是周朝建立之前的周人旧地，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听到《魏风》，季札评论：“这粗犷的音乐，竟然不失温婉，再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再佐以美好的品德，这就是所谓的明主了。”
听到《唐风》，季札评论：“考虑得很深沉啊！这恐怕是尧的后人。不然的话，为什么有这样遥远的忧思呢？如果不是祖上有美好的品德，谁又能像这样？”
听到《陈风》，季札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这个国家没有主心骨，难道还能够长久吗？”不幸被季札言中，六十五年之后，陈国为楚国所灭。
再往下听桧国和曹国的音乐，季札就不发表评论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太微不足道，他也懒得浪费口水。后来鲁国人又演唱了《小雅》，季札听完，说：“太好了，虽然有所忧虑，但是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表露于语言，恐怕是我周朝国运衰微时的乐章吧。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牢记着自己是先王的遗民啊！”
接下来是《大雅》。《大雅》和《小雅》都是宫廷的音乐，季札说：“真是宽广而和美的音乐啊！听起来抑扬顿挫，然而又不失刚健，这是我们先祖周文王的品德！”
再听到《颂》，季札说：“这已经是到达顶点了，正直而不倨傲，委婉而不低贱，亲近而不侵夺，远离而无贰心，即使被流放也不邪乱，重复而不厌倦，哀伤而不忧愁，快乐而不放纵。这美好的品德，施行起来没有匮乏，宽大而不自夸，让百姓受益而无所损耗，收获而不贪婪，静止而不停滞，行动而不流荡。五音协调，八风和谐，节奏有度，排列有序，这都是盛大的品德所共同体现的！”听到这一评论，在场的鲁国人都向季札行注目礼。因为《颂》有《周颂》《商颂》和《鲁颂》，都是宗庙中使用的乐曲，季札将鲁国的宗庙音乐与商、周的宗庙音乐相提并论，赞扬了鲁国的盛大品德，自然让鲁国人心生感激之情。
这场音乐会历时长久。演唱结束后，又表演了舞蹈。开始是《象箾》和《南籥》，这是一种手持乐器和羽毛边奏边跳的舞蹈，用来歌颂周文王的功德。季札看了之后说：“确实是美！然而有所缺憾。”周文王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那一天，所以有所缺憾。
接着表演了《大武》，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舞蹈。季札评论：“太好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接下来是《韶濩》，乃是纪念商汤的舞蹈。季札说：“像圣人那样宏大，尚且有所惭愧，可见当圣人也不容易啊！”商汤消灭夏桀，虽说是“替天行道”，实际上也是以下犯上，所以季札有此一说。
看到赞颂大禹的《大夏》时，季札说：“太美好了，勤劳而不自以为功，除了禹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歌颂舜的《韶箾》。季札聚精会神地看完之后，站起来说：“功德已经到达顶点了，太伟大了！有如上天的覆盖无边，又如大地的无所不载。就算再有什么盛大美好的品德，也不可能超过它，就到此为止吧（观止矣）！如果还有其他音乐，我也不再欣赏了！”
现场鸦雀无声。这本来也是鲁国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当天演出的高潮部分，有如贝多芬第九乐章最后的大合唱，无以复加。季札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精当的点评，征服了心高气傲的鲁国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延用数千年的词汇——叹为观止。
到此为止，满足了，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永无止境。
季札结束在鲁国的访问，又去了齐国。他在齐国认识了晏婴，两个人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您赶快将封地和权力都交还给国君，无地无权，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季札对晏婴说。
“哦？”
“依我之见，齐国目前政局并不明朗，在尘埃落定之前，恐怕动乱不会停歇。”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晏婴回去仔细一想，觉得季札说得有道理，没过多久就通过陈无宇将封地和权力交还给公室。季札料事如神，十二年后，齐国发生“栾、高之乱”，晏婴因为无权无地，得以置身事外，幸免于难。当然，这也是后话。
离开齐国后，季札来到了郑国，与子产一见如故。作为见面礼，季札送给子产一条白绢大带，子产回赠他一件麻布衣服。绢是吴国的特产，麻布则是郑国的特产，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古人重情轻物，由此可见一斑。
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公孙舍之于不久前去世，他的儿子罕虎接任首席执政官，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良霄排名第二，子产居于第三位。季札再一次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子产说：“良霄为人奢侈，行为不检点，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到时候郑国的政权必将移交到您手里。您如果当政，一定要慎之又慎，依礼行事，否则郑国就要败亡了。”
接着季札到了卫国，与蘧瑗、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打得火热。
关于蘧瑗这个人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孔夫子极为欣赏的一个人，在此不再赘述。
史鱼则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于世，孔夫子评价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思是不管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史鱼都能像箭一样正直。
公子荆被认为是知足常乐的典范，孔夫子谈到他，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家业，便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些，便说“差不多完备了”，相当富足了，便说“这可真是富丽堂皇啊！”。
公叔发也与孔夫子有些渊源。有一次孔夫子向别人问到公叔发：“听说他老人家不爱说话，不爱笑，不贪婪，这是真的么？”那个人回答：“这是误传啊！他是该说的时候就说，该笑的时候笑，该拿的时候才拿，别人都不觉得讨厌。”
“卫国多君子，应该不会有什么祸患。”季札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后，下了一句定论。
季札从卫国前往此次中原之行的最后一站——晋国。途经戚地的时候，他打算在戚地住宿一晚。戚地原本是卫国孙林父世袭的领土，公元前547年，孙林父投奔晋国，戚地因此被并入晋国。季札正准备住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钟鼓之声。他惊奇地说：“我听说，那些发动叛乱而没有德行的人，必然受到诛戮。这位老先生就是在这里得罪了自己的国君，本来应该害怕还来不及，为什么还有心情寻欢作乐呢？”
孙林父从别人那里听到这话，到死也不敢再听音乐。
抵达晋国之后，季札拜访了晋国的各位大臣，对赵武、韩起、魏舒三人特别有好感，说：“晋国的政权恐怕将要落到这三家手里了！”事实也确是如此，后来瓜分晋国的正是赵、魏、韩三家。
季札一路走，一路点评各国政治与人物，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为卿大夫们提供参考意见，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春秋时期的政治麦肯锡①，而且是免费的。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对叔向说：“请您努力工作吧！你们的国君奢侈，但臣子们很优秀，大夫们也很富有，长此以往，政权就会由公家转入卿大夫之家。您喜欢直言不讳，以后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以免惹祸上身！”
季札回来再度经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他跑到徐君的墓地祭拜，并将自己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前的树上。
手下人说：“徐君都已经死了，还用得着这样做吗？”
季札伤感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一开始就想过要送给他，岂能因为他死了就改变心意？”
【良宵的覆灭：酗酒误事】
公元前544年夏天，郑国的“当国”公孙舍之去世。
前面介绍过，按照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到了公孙的儿子这一代，就不能再跟“公”字挂钩了，要由国君赐给一个氏号，自立门户，称为“赐族”。一般而言，国君赐给的氏号就是其祖父的字。以公孙舍之家为例：
公孙舍之的父亲公子喜，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罕。公孙舍之的儿子名叫虎，即被赐以罕氏，历史上称为罕虎。
郑国的政权结构异于他国，国君之下，除了“当国”，还有“执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若以企业而论，大致是这样：国君相当于股东，当国是董事长，执政则是总经理。虽然谈不上三权分立，但多少还有些制衡作用。
公孙舍之死后，罕虎子承父业，成为了郑国的当国。这位罕氏家族的继承人一上台就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据《左传》记载，那时候，上一年度中原的饥荒仍在蔓延，宋、郑两国的灾情尤为严重，天天都有人饿死。罕虎命令打开仓库，给全国的老百姓免费发放救济粮，标准为每户一钟（约一百五十斤）。而且，他还很谦虚地告诉大家：“这其实不是我本人的意思，而是先父的遗愿，我只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他老人家的命令罢了。”
由此不难看出罕虎的聪明之处。放粮本来就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将功劳推给了已经死去的父亲。这样一来，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拥护他；郑简公和同朝的各位卿大夫也不会觉得他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对他产生多余的戒心；更重要的，他维护了父亲的面子，也就维护了家族的面子，使得罕氏家族在郑国的威望直线上升。朝野之间甚至出现这样的议论：郑国的“七穆”，罕氏恐怕将是最后灭亡的。
所谓七穆，前面已经介绍过，就是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传下来的强权家族，在当时分别是罕氏的罕虎，驷氏的驷带，国氏的子产，良氏的良霄，游氏的子大叔，丰氏的公孙段，印氏的印段。其中罕虎以当国的身份排名第一，良霄以执政的身份排名第二，子产排名第三。这些人不是郑穆公的孙辈，就是郑穆公的曾孙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应该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然而在罕虎当国的年代，却祸起萧墙，发生了反目成仇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年前。
公元前562年，当时是驷带的祖父公子騑当国，郑简公派良霄出使楚国，要他办与楚国绝交的差使，结果楚国人将良霄扣押起来，直到公元前560年冬天才获释。
因为这件事，良霄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发泄和报复。公元前546年，弭兵会盟之后，晋国的赵武接见郑国的七穆，要求大家赋诗，别人都是歌功颂德，唯独良霄吟了一首《鹑之奔奔》，当着赵武的面讽刺郑简公品行不良，不配当国君，搞到连赵武都听不下去，只好装傻敷衍。
公孙舍之当国期间，良霄当上了执政。人说穷酸刻薄，富贵宽容，在良霄那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地位的上升不但没有使他忘却当年被楚国人囚禁的屈辱，反而使得他的报复心愈来愈强烈。公孙舍之在世的时候，良霄还有所顾忌，不敢乱来，等到公孙舍之去世，他料定罕虎当国未久，立足未稳，必定不敢太约束他的行为，便决定对公子騑的后人展开报复。
公子騑字子驷，因此其后人以“驷”为氏。公子騑早已于公元前562年冬天去世，继承家业的是其长子公孙夏。而公孙夏亦于不久前去世，将家业传给了儿子驷带，并嘱托其弟弟公孙黑辅佐驷带。
公元前544年冬天，良霄在朝会上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
公孙黑不愿意去，说：“楚国和郑国刚刚交恶，派我去出访楚国，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平心而论，公孙黑这个借口找得并不高明，谁都知道，郑简公前不久才亲自去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两国的关系即便不算亲近，也绝不至于是交恶状态。现在去楚国，谈不上任何危险。良霄如果心无杂念，很容易戳穿公孙黑的借口，逼他乖乖就范。但是很显然，良霄肚子里的火已经憋得太久，只要轻轻一碰，就爆发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们家世代都是办外交的行人①，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凭什么不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驷氏家族世代为卿，公子騑曾任当国，公孙夏在众卿中排名也不低，即便是公孙黑，也好歹算个“卿”，怎么会是世代办外交的行人呢？大伙惊诧之余，不由得都将目光转向了公孙黑，看他有什么反应。
“外交的事，可以去就去，有危险就不去。”只听见公孙黑冷冷地说，“什么世代办外交，先父当国的时候，您才是办外交的行人吧？”
良霄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睛冒火，死死盯住公孙黑：“你难道想抗命吗？”
公孙黑也“刷”地站起来，手按剑柄：“没错，我就是要抗命，你能将我怎么样？”一脚踢翻桌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朝堂。
良霄气得浑身发抖。
良霄和公孙黑的这次冲突，史称“良驷之争”。事情发生后，郑国的卿大夫们纷纷出面调和，希望这件事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同年十二月，在众人的斡旋下，良霄和公孙黑握手言和，并在良霄家里举行了盟誓。
然而，表面上的把酒言欢不能掩盖内心的剑拔弩张。当时在良霄家里见证会盟的诸位大夫中，有一个名叫裨谌的就私下对好朋友然明说：“虽然结盟了，但它有什么用呢？《诗》上说，君子动不动就结盟，祸乱因此而滋生。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滋生动乱的做法啊！我悲观地估计，这一轮动乱恐怕要三五年才能结束。”
“是啊！”然明也忧虑地说，“依你之见，如果动乱的话，国家的政权将落到谁手上呢？”
“好人取代坏人，这是天命所归，除了子产还有谁？”裨谌很直接地回答，“就算是按部就班，也该轮到子产了。选择这样的好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连老天也为子产扫除了障碍——伯有（良霄字伯有）失魂落魄，子西（公孙夏字子西）又已经去世，除了子产还有谁？老天降祸于郑国很久了，这次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国家还有希望。否则的话，郑国就将灭亡啦！”